旧石器考古发掘研究与保护的思考

中国文物报/2012年/3月/16日/第005版

文物考古周刊

旧石器考古发掘研究与保护的思考

王益人

我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已有近90年的历史了，发现的遗址遍布全国各地。其中不乏世界级的遗址或遗址群，但却没有一个世界级的旧石器研究基地，没有集研究、保护及研究团队为一体的良性互动机制。回顾我国旧石器考古学史，虽然培养了一批专业队伍，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然而，从目前现状和发展趋向来看，仍为一种“各自为政”“信马由缰”“低水平重复”的状态。说到底是缺乏国家层面的战略思考和体制创新。这样一个关系到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事业发展的关键所在，是每一个专家都应该考虑的问题。多位学者曾对此有所反思和批评：有的是国内外学术水平和发展现状的对比；有的是结合自身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希望；有的是对学术和管理方面的建议。笔者认为：我国这门学科所面临的问题，并非单纯学术层面的落后，更为关键的是在学科设置、人才培养、管理体制和遗址发掘的理念等方面存在差距。

一、对照与反思

纵观世界旧石器考古学的研究模式和范式，坚守和执着是它最大的特点。众所周知，利基家族在东非大峡谷坚持80多年，取得了一系列人类起源的新证据和极其辉煌的成果，在图卡纳湖周边地区建立永久的野外工作站，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来这里工作，影响并引领了整个非洲和世界人类起源的研究与发展。

法国一直执掌着世界旧石器考古研究的牛耳，莫斯特遗址从1907~1969年经历了60年的发掘与研究。陶塔维尔的阿拉戈洞穴遗址发现于1967年，在亨利・德伦雷(HenrydeLumley)教授的领导下每年进行两个非常仔细的发掘季，至今已经培养出几十个博士和一百多个硕士，取得的科研成果塞满了十几个书架，建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欧洲史前研究中心”。在巴黎盆地塞纳河边的潘色旺遗址，从1964年发现至今，由法国著名的史前学家勒鲁瓦・古尔汉(Leroi-Gourhan)教授领导的团队，常年发掘从未间断。持续的发掘揭露出距今12500年～12000年之间一系列史前人类的活动遗迹，发现了将近20层相互叠压的居住面，一些火塘几乎安置在同一个地方。火塘被淤泥覆盖之后又都被挖出来重新使用，这说明每年来此都是同样的人群。这样的研究令人震撼，发人深思。李英华、侯亚梅等在《法国旧石器技术研究概述中》给出了这样的评语：“这些规范的田野发掘和技术研究理论方法，使史前考古学家开始通过研究精细发掘出的遗物遗迹来探索它们所体现的人类行为，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史前考古学研究，直到今天还一直被当作考古学工作的典范和标准被广泛应用。”

周口店早期的发掘与研究也是如此，从1927~1937年，连续十年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周口店成为当时世界著名的古人类研究中心，造就了像裴文中、贾兰坡这样的我国第一代旧石器考古学家。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考古逐渐脱离了世界考古学发展的主流，周口店也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和应有的学术活力，成了一个供游人参观和瞻仰的地方。那么，我国的旧石器为什么没能坚持下去？个中原因是多方面的，值得我们反思和检讨。

二、学科设置和重视程度的问题

旧石器时代考古是以探索人类及其文化起源、进化过程为目的的学科分支。因此，它具有“人类学”和“考古学”双重性。

毋庸置疑，我国旧石器考古学无法与欧美及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也无法与国内后期阶段考古学分支相提并论。究其原因，应与其学科特点和特殊性有一定关系，也与我国考古学浓重的史学氛围以及各管理部门的重视程度密切相关。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由于涉及地质学、古生物学知识，学科特点更接近于自然科学。建国初期，旧石器考古学划归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新石器以及历史时期考古学划归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这种划分格局，成为中国考古学的既定模式。60年来，旧石器考古队伍总共不足百人，目前骨干队伍仅三四十人（而日本的国土面积为37万平方公里，却有300余名旧石器考古从业者）。除中科院古脊椎所有一个十几人的小团队外，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各高校、各省市及考古所从事旧石器考古的人员大多只有一两个人，甚至空白。因此地方各省的旧石器基本上是单兵作战。

旧石器考古学专业人员培养的确难度大、速度慢，但这不是理由，主要原因还是与学科设置和主管部门的重视程度有直接关系。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新石器、夏商周、汉唐三大研究室下设24个考古队近百人的研究队伍。二里头考古队、汉长安城考古队、西安唐城、洛阳唐城等众多考古队，都是从20世界50年代发展至今，这种团队设置在带来丰硕成果的同时，也使得队伍建设常态化。同样，国家博物馆考古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三代考古和历史考古的队伍建设方面常在常新。如果再加上各省市地方的考古力量和研究队伍蔚为壮观。

三、对考古发掘本质认识存在偏差

随着考古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当代旧石器时代考古不再是以单纯发现材料、获取实物资料、证明古人类的“存在”为目的，而是要解决石器打制技术、生存方式等与远古人类行为相关的问题。20世纪初零敲碎打的粗放模式，已被以研究人类生存和行为方式为终极目标的精细发掘所取代。以发现新地点和积累新材料为目的的游击战，就像狗熊掰棒子——一路走一路丢。事实上，我国无论在发掘模式上还是在研究范例上都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性”纲领和管理体制。很多遗址都是在短暂曝光之后就进入了可悲的沉寂，在一两篇“发掘简报”或学术论文发表后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成为名副其实的“遗址”（被社会遗忘的“死遗址”）。

目前已发现的旧石器地点约4000个，有28处属于“国保级”遗址。这28处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虽然在“行政管理”上建立了“四有档案”，但在“学术活力”和“社会影响力”上，很多已“名存实亡”。笔者认为：“学术活力”应是衡量这些“国保级”遗址价值的重要因素。如果一个遗址，十年没有一次发掘、没有一个相关课题、没有一篇学术论文、甚至没有一次面对公众的展示，应该说这个遗址“死了”。

主动性发掘和研究是保护的“基础”，只有“挖掘”出遗址所具有的文化内涵，才能更有效地得到“保护”。我国很多重要遗址，是在20世纪50~70年代期间发现的。限于当时的经济条件和理论方法水平，发掘与研究都很很粗浅，有的连基本内涵都弄不清楚。随着考古学理论上和田野技术进步与发展，需要重新发掘和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在配合基本建设和“抢救性发掘”的背景下，旧石器遗址的主动发掘变得十分困难。其实，“抢救性发掘”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考古行为，由于受制于“抢救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知性，发掘的“目的性”和“科学性”大打折扣。主动性发掘是有计划的、带有解决学术研究中热点问题的考古行为。只有有目的、有计划的对一个地区的遗址进行持续性“解构式”的精细发掘，才能真正了解这个遗址或这一地区的“历史”，才能推动考古理论和方法在实践中的不断前行。

四、缺乏基地建设与人才培养的战略构想

考古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只有将发掘研究与人才培养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人才辈出，事业兴旺。卫奇和陈哲英认为“国家级文物主管部门是当前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最高领导层面，不仅能够协调有关各个方面的工作，而且也有能力培养国家队人才和提高整体研究水平。考古研究和人才培养与文物保护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工程，没有高质量的考古人才就不可能有高水平的研究，没有高水平的研究就很难有积极有效的文物保护。”可惜，至今仍然只是一种奢望。

周口店可以说是我国旧石器考古事业的“黄埔军校”。早年的周口店走的是欧美考古至今沿用的学术道路。解放后，因旧石器考古由点到面的铺开，逐渐推出了连续发掘和学术研究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