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女性电影中的_暴力_美学与文化意义

妇女研究论丛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Ｗｏｍｅｎ’ｓＳｔｕｄｉｅｓ

在众多针对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分析模式中，“暴力”被认为是与“情色”相并列的两种基本叙事母题，它们为男性观众们提供了窥视的载体，也充当了渲泄人类情感欲求的工具。电影塑造的男性英雄们高举正义、高尚和惩恶扬善的旗号对世界肆意破坏，并因此得到无上的荣誉和尊严。吴宇森的“暴力美学”、昆廷・塔兰蒂诺的“血腥杀戮”，以及阿诺・施瓦辛格与汤姆・克鲁斯的强健肌肉和矫健身手，都由于他们在为世界打造充满阳刚气质的男性神话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而得到主流价值观念的推崇。

如果说，暴力是社会强权的极端表现方式，那么，施加在女性身上的暴力则是性别强权最残酷的

呈现手段。在由朱迪・福斯特主演的影片《被告》片尾时曾出现这样一行字幕：“美国每六分钟发生一宗强暴案件，其中四分之一受害者遭受轮暴。”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机制以及特定的性别差异，使得女性容易在不同的处境下沦为各种男性暴力的牺牲品，充斥银幕各式各样的性暴力与语言暴力也成为彰显两性不平等关系的负面催化剂。

悉尼一位女心理治疗师纳迪亚・赞科曾经分析说，有些男人会受到银幕上宣扬的性别暴力的影响，“而这取决于受害者在银幕上如何表演，如果她看上去是完全顺从的，并且不打算进行任何形式的报复或寻求法律救助，这就使一些男人觉得性别暴力的

作者简介：毛琦（１９７７－）女，复旦大学中文系影视文学博士后。

论女性电影中的“暴力”美学与文化意义

毛琦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关键词：暴力模式；性别；女性叙事；反英雄特征摘

要：作为一种影响深远而广泛的传播媒介和艺术门类，电影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女性在现实社会中所遭受的

性别歧视与粗暴对待。本文通过对一系列女性题材电影的综合分析，试图解析在与“男性“电影文本相对立的女性叙事中，曾被主流电影模式普遍“英雄化”、“神圣化”的动作设计与暴力场面是如何完成性别与内涵上的深刻转换的，并探讨此种叙事方式的文化意义与负面效果。

中图分类号：

Ｊ９０１文献标识：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２５６３（２００８）０２－００５４－０５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ｉｎＦｅｍａｌｅＭｏｖｉｅｓａｎｄ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ＡＯＱｉ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ｔｔｈｅＦｕｄ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４３３，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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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３月第２期总第８５期

Ｍａｒｃｈ．２００８Ｎｏ．２Ｓｅｒ．Ｎｏ．８５

行为是可以尝试的。”［１］（Ｐ５６）也就是说，当女性在银幕上以各种理由被侵害时，如何在接下来的叙事中表现她们的反应和动作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女性主义电影创作者们必定要在自己所主导的作品里将妇女的反抗行为抬升到一个重要位置的原因。男性观众从中可以看到，如果男人们的暴力会导致如此可怕的后果，那么他们在实施暴力之前一定会再多考虑几分钟；女性观众从中则可以看到，如果面对强权时不是以懦弱、求饶和哭泣来缓解痛苦的话，那么她有可能减少相当数量的损害，或者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持自己的尊严。

一、以暴易暴的女性反抗

根据女编剧凯莉・库里拍摄的美国影片《末路狂花》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成为一桩轰动世界的电影事件，这一事件的缘由与女性主义有关。塞尔玛是家庭主妇，没什么主见，在性格乖张的丈夫面前常常无所适从；露易丝是餐厅侍应，性格刚强，但厌倦平凡的生活，于是她们决定周末结伴出去旅行散心。两人在一家酒吧消遣时，塞尔玛险些遭到邂逅男子的强暴，露易丝及时赶到并将其击毙。两人惊惶失措地逃离现场，并与步步紧逼的警方展开周旋。

影片借用了一种类似于公路片的叙事模式，两人的休闲之旅却在一系列“意外”事件中逐渐演变成女性主义的英雄之路。她们先后遭遇过酒吧的共舞者、搭车的英俊小生、卡车司机、粗暴的丈夫、追捕犯人的警察，其中一部分男性是女主角过往生活里的悲剧元素制造者，还有一部分则是导致她们性格和行为变化的催动者，他们与看似公正的权力机制共同组成了对女性施加暴力的社会机器。

凯莉・库里曾经说：

“一路上，女主人公们遇到各种各样的男人——

—丈夫、情人、警察、暴徒、骗子、卡车司机。起初他们看上去都非常友好，但只要进一步接触之后，他们对妇女们的友善态度便无影无踪。”①的确如此，在酒吧里，看似行为很绅士的男人与塞尔玛共舞并对之大献殷勤，在她微有醉意时将她带进寂静无人的酒吧停车场企图实施侵犯。即便在露易丝用枪指着他命令马上停手的时候，他也毫不掩饰自己对女性的辱骂与贬损（需要指出的是，促使露易

丝开枪的根本动因并不是男性的施暴行为，而是在他被迫停止暴力行为之后所表露出的对女性人格和尊严的语言贬损）；路上碰见的卡车司机，则无端冲着塞尔玛和露易丝说出侮辱和挑逗性语言，甚至做出各种极其下流的举动；露易丝从男友那里搞来一笔钱充当逃亡路上的费用，意外邂逅一位英俊的年轻人，为偷窃钱财假装与塞尔玛一见钟情，两人共度良宵之后，路费不翼而飞，年轻人也无影无踪；露易丝发现从前粗鲁的丈夫在这次通话时突然变得异常温柔，立刻意识到他身边必有警察在窃听，所以立刻警觉地挂上电话……可以说，影片中出现的几乎所有男性或者怀有不良动机，或者怀有不端行为，暂时表现出来的温柔、体贴与关怀都是飘浮在种种男性欲望表面的假象。

一家很喜欢这部影片的妇女书店女老板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一位女顾客告诉我，她们都认识这些男人，每个女人都认识塞尔玛的丈夫，其中有些人还嫁给了他们那种类型的男人。”［２］（Ｐ４６）塞尔玛与露易丝从身穿制服、循规蹈矩的传统女性变成胆敢用手枪对男性进行还击的女性主义者，不是她们自主选择的，而是男性暴力逼迫的后果，在任何退让与妥协都无法保全自己的状况下选择武力对抗，这与同一时期许多主流电影依靠制造“女性暴力”形象来适应受众口味的“女英雄”影片（如《特工狂花》、《猫女》、《艾莉卡》）有着本质区别。

同时我们也在影片中见证了两位女性的成长过程，塞尔玛渐渐由胆怯服从的妻子变成勇敢坚强的女性，露易丝则以比男人还更强的意志与判断力解决了所有棘手问题。两人最后逃往已有荷枪实弹的警察严阵以待的大峡谷，影片在飞出悬崖的汽车上定格、淡出，正如编剧所期望的那样：

“我不想让她俩的车子往下落。”①“在告别生命之前，塞尔玛和露易丝握着手，高高举过头顶。这个手势不仅是她们经受住严峻考验的友谊的象征，也是战胜不断侵犯她们人性尊严的丑恶社会的象征。只有对自己主人公坚定不移的导演才能够完成这样的结尾。”［３］（Ｐ１８７）事实也正如编导所愿，《末路狂花》成为上世纪９０年代标志性的女性主义电影文本之一。

①出自影片《末路狂花》ＤＶＤ中的“导演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