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社会与教育

底层社会与教育

底层社会是一个值得学界和政界高度关注的重点公共空间，发生在这个空间中的人和事用清晰而阵痛的事实真相提醒我们：一方面，在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丰硕成果的当下，发展仍然具有城乡、区域、行业、群体等深层意义上的非均衡性，制度和权利依旧具有内在结构与外在关系状态上的非平等性；另一方面，现代国家在实质公正意义上具有政治合法性现实依据的“差异补偿”性公共政策设计与实践还相当任重道远。生活在底层社会中因发声“无力”、“无效”、“无能”而无法掌控自身阶层命运的底层群体往往考验着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良心，学术研究者和政策设计者究竟是用“冷性暴力”的漠视态度、“他者代言”的精英姿态、“越位臆断”的书斋方式，还是用“暖性亲切”的同情态度、“主体理解”的底层姿态、“在场发言”的田野方式，去揭示底层群体内在分化的真实利益诉求、理解底层群体外在复杂的行动逻辑、设计与底层群体深切相关的公共政策，这实质上是对一个国家和社会良心考验的第一步。本研究深入到由“农业县域”、“西部村落”、“贫弱家庭”、“基层乡校”等多维因素组成的中国西部农业县（四川省芥县）这一微观田野现场，从“底层社区”、“底层家庭”、“底层学校”、“底层群体”四个维度出发，解蔽隐匿在底层社会内部通过各种教育阻滞因素（宏观制度、中观环境、微观文化）如何共谋了底层再生产从而导致底层内生循环的深层真相与发生困局，具体而言：第一，从“底层社区”这一维度出发，深入挖掘芥县从1900年到2014年共115年间在中国宏观社会结构演进和教育公共政策变迁下县内

乡校百年变更的复杂历史，发现作为底层空间“教化”和“文明”中心的农村学校从外部“植入”到向外部大规模“剥离”进而加剧农村教育衰败的现象，从而提出农村学校被大规模从底层村落中剥离出来是一个不同于“文字下乡”的“文字上移”过程，通过多主体、多场域的田野观察和话语分析，发现“文字上移”这一新生学术命题的内在发生逻辑是由村落社会的变迁性因素（附属于城市而缺乏独立公共性精神的村落文化、村落内知识权力制衡的支点崩溃、农民群体阶层分化而底层诉求困难、消费主义盛行导致选择性的教育致贫）和教育内生性因素（农村教师职业吸引力欠缺、教育局人员编制短缺”与“事权增加”）所共同导致的，要改善这种因“文字上移”而致使底层社区获得文字困难的现局，引入反规范性正义理论下基于社会分层视角的底层公共政策创新思路设计或许是一个使“文字留村”得以实现的可能性尝试。第二，从“底层家庭”这一维度出发，首次尝试性对一个完整底层行政村落“农户家庭”、“农户个体”以及辖区内“乡校学生和家长”有关“读书效用性”问题展开量化实证调查，发现如下结论：其一，按“子女接受教育状况”分层标准来看，子女正在接受各阶段教育的农户家庭对读书有用性的认同度总体高于子女已经接受

完各阶段教育的农户家庭，但是在正接受各阶段教育的农户家庭中，子女接受教育阶段越高，农户家庭对教育有用性的认同度占比越低，而在子女已完成各阶段教育的农户家庭中，对读书有用性认同度最高的反而是无子女或子女在义务教育段即辍学的农户家庭，子女正在接受义务教育阶段学习的农户家庭认为读书有用的组内占比最高，子女

仅完成高中教育阶段学习的农户家庭认为读书无用的组内占比最高；其二，按“农户与土地结合关系状况”分层标准来看，家庭收入结构中越依附于土地收益的农户阶层，其认为读书无用的组内占比越高；其三，按“财富拥有关系状况”分层标准来看，家庭年收入处于5-10万之间的“村庄富裕阶层家庭”对读书的有用性认同度最高，而家庭年收入处于1万以下的村庄贫困阶层家庭认为读书无用的比例最高；按“家庭结构类型”分层标准来看，权力和活动中心越趋向于单一性的家庭类型，其对于读书无用性的组内占比认同度越低；其四，按“子女性别因素”分层标准来看，女性子女家庭读书无用论的认同较之男性子女家庭更甚；其五，男性农民比女性农民更认同读书无用，学生和家长较之其他社会群体对读书有用性的认同度更高；其六，尽管在农户家庭、农户个体中大多数认为读书有用，但读书无用论仍占有相当比例，且存在话语表达与行为逻辑的不一致性，从而证明“读书无用论”确实在底层社会中真实广泛发生。第三，从“底层学校”这一维度出发，通过对作为“学生”的云乡少年们“反学校文化”的生产和作为“教师”、“学校管理者”的班主任、科任老师“编座”的空间政治艺术两个方面研究展开，发现底层学校内部实现底层再生产的微观秘密。其一，对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八年级和九年级22名少年深入的微观质性研究发现，乡间少年们通过“瞧不起作为‘知识代言者’的农村老师”、“在课堂中制造各种混乱对学习表达抗拒”、“在日常规定性作息中对规定性的时间权威表达抗争”、“在摄像头下采取剧场表演对敞视化的空间权威表达抗争”、“组建多类型的同辈群体（兄弟帮、

师徒制、亲戚制、情侣制等）采取“计划式”违规范式对关系权威表达抗争”、“以找乐子、暴力与偷窃等方式摆脱无聊和寻找刺激”等方式共同构成了反学校文化，这种在底层学校中由乡间“少年们”所生产的“反学校文化”具有与英国工业镇中的“小子们”、北京打工子弟学校中的“子弟们”所生产的“反学校文化”相似又相异的特点：首先，相比于“反学校文化”生产中小子们的“优越性”心态和子弟们的“自卑性”心态，少年们具有“屌丝”与“土豪”的交替性心态；其次，相比于“反学校文化”中对待“知识和文凭”，小子们具有明确“否定性”和子弟们具有明确的“肯定性”而言，少年们却在话语言说和行为表达中凸显出明显的非统一性和态度模糊性；再次，相比于“反学校文化”中对教育结构真相是否“洞察”，小子们显然达到了“部分（局部）洞察”，子弟们显然没有“洞察”，而少年们则具有“部分（局部）洞察”的痕迹。其二，对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八年级和九年级物理性的“座次空间”展开质性研究，发现八年级以“榜样塑造型”为目标的“中心-边缘”座次编排和九年级以“功能分区型”为目标的“前排-后排”座次编排，使个体在教室场域中通过不断确证自我的身份认同、形成不同的学习体验、趋向不同的群体聚合、内化不同的行为塑造，进而达成学校在教育层面上关于不同学生个体职业选择的主体性分流和机制性筛选。第四，从“底层群体”这一维度出发，在对“中国梦”需要加强“底层关怀”的理论进路中，具体剖析了底层群体在实现“中国梦”道路上的核心教育困难：一方面来自于“留守本土”的底层群体所面临的教育筛选轨道上的困难；另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