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闻深度报道的深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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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闻深度报道的深度特征
深度报道一般在报道客观事实的同时,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思考与判断,它不仅追求报道的真实,更追求报道的深刻与全面。“以今日之事态,核对昨日之背景,从而说明明天之意义”1是深度报道的总体特点。
在各类深度报道中,经济新闻深度报道最为突出抢眼,这不仅在于它的数量多,更在于它的上乘之作多,影响力大。现在,各类经济类报纸、经济类版面、经济记者都把加强经济新闻深度报道作为一种报道追求。分析经济新闻深度报道的名篇佳作,我们会发现经济新闻深度报道在深度构成上所显示出的鲜明个性特征。
浓郁的经济味
如同杂文要有“杂文味”、小说要有“小说味”一样,经济新闻深度报道首先要有浓郁的经济味。浓郁的经济味不仅指题材本身的经济性,更指从题材中开掘出来的经济知识、经济规律、经济思想等经济的学理内涵。经济既是感性的,也是理性的,感性的经济活动如果能得到理性的解释,那么,经济报道就有了深度,读者在知其然的同时也知其所以然,从而确定观念,采取行动。经济新闻要有深度,首先必须在经济的本体上进行挖掘,告诉读者某种经济事实的同时告诉其中所蕴含的经济学理“是什么”。理论与新闻看似对立,实则统一。新闻反映变动着的事实,强调客观,而一旦从客观事实中抽发出内在的知识、客观规律来,理论也就具有了新闻性,因为它是变动的客观事实的精髓。人们常说的新闻传播知识,这种知识既有感性的,也有理性的。从经济新闻深度报道来说,它所传播的知识是新闻性的经济知识,这种新闻性的经济知识应该成为公众知识,它虽不系统,但结合实际,说明问题。优秀的经济新闻深度报道都是在报道经济事实的同时,闸释说明其中某种经济思想的内涵,从而散发出浓郁的经济味。经济日报记者詹国枢的《从煮饺子说到规模经济》,以煮饺子为例,说明“规模经济”、“产品经济规模”的重要性,指出生产中不成规模的现象,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整篇报道用新闻的语言来描述论证“规模经济”这一经济学理,读后使人印象深刻,以至于“煮饺子”成为规模经济的经典比喻。
强烈的思辨色彩
所谓思辨色彩,即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事实、现象、问题的深入思考、辨证分析的色彩。经济新闻深度报道虽不是纯粹的理论文章,它对现象的思考辨析不能像纯粹的理论文章那样从概念到判断到推理进行严密系统的逻辑演绎,但如果能抓住所报道的事实、现象、问题的要害,作历史的勾前连后的纵向分析比较,作空间大范围的相关因素的整合分析,作事物本身的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由正及反、由现象到本质的深入开掘,经济新闻的深度报道也就具有了较强的思辨色彩。它的历史的纵深感,多侧面、多方位的思维向度,对事物鞭辟入里的思考深度,在令读者广开视野的同时,又启迪心智。艾丰等人的《评说“阿里斯顿现象”》(1994年4月26日《人民日报》)采用两面说理的方法,一方面从“阿里斯顿现象”批评经济建设中重复引进所造成的生产能力与市场需求的失调,另一方面则为重复引进辩护,阐述当初的重复引进对打破垄断,形成市场竞争的积极作用。作者没有对对象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把结论交给读者去思考。这种两面说理,多角度探索的方法增大了报道的思维张力,在给读者深层思索的空间里也给它的后续报道《再评“阿里斯顿现象”》留下了余地。
观点的创新性
经济新闻深度报道经常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和管理层、决策层的重视,一个重要因素是它在报道经济事实、解说经济事实的基础上顺势推出了作者的创新性的观点。经济新闻记者经常在经济工作第一线和经济管理决策部门采访,与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人物打交道,熟悉宏观微观经济工作的种种情况和经济政策,加上记者本人经济理论知识的积累和感性经验与理性思考的结合,能够在经济新闻深度报道中提出一些创新性的观点。这些创新的观点由于来自经济活动实践和经济事实,容易成为经济学家从事经济学研究、管理决策层开展经济工作的参考,甚至影响一些政策、措施的出台。
经济新闻深度报道观点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是经济理论、经济思想观点的创新。市场经济的开放性,经济理论探索的多元性,给经济新闻深度报道的思想创新提供了有利的环境。艾丰、蒋亚平合写的《中观上的突破》(1991年1月10日《人民日报》)引起地方政府和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其原因就在于该报道以襄樊经济为题材,提出了“中观经济”这一当时在经济学界还模糊不清的理论问题和实践意义。第二,是经济工作思路的创新。经济新闻记者在对某地、某单位、某行业进行报道的同时,往往会用异地、异单位、异行业甚至异国的情况作参照比较,从而提出经济工作的新思路。第三,是经济工作方法的创新。经济新闻深度报道在提出新的思想观点、新的工作思路的同时,往往要涉及“怎么办”这种操作层面的问题。詹国枢的《从煮饺子说到规模经济》在解说“规模经济”、罗列我国企业不合理的经济规模的弊端之后,还用相当的篇幅从三个层面回答了我国大、中、小企业面对规模经济发展态势“怎么办”的问题。
前景的预测性
经济新闻深度报道中对事物发展前景的预测是在以上几个特征基础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种顺乎逻辑的自然延伸。新闻记者是站在船头的了望者,这种了望既包括对发现了什么作如实报道,也包括对将要发生什么,可能发生什么作预测性报道。“好的记者就是一个预言家”这句新闻界的名言对记者来说是种高难度的要求,尤其对经济新闻记者来说,更是充满了风险。经济新闻对经济前景预测的结果不只限于影响一般读者对前景的看法,更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企业产品的生产和读者个人的投资、消费抉择。而市场经济的开放自由特征,会使一种经济现象、状态的发展走势呈现多种可能,测不准或预测失误常常是深度报道中预测性报道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如“9·11”之后,有人预测美国经济会走向低谷,我国“非典”疫情发生后,有人预测我国当年的经济增长达不到7%,而事实却与预测的结果相反。由此点可看出,经济新闻深度报道中的预测性与其它新闻的预测性比起来,其难度要高,所负的社会责任要大,而由此显示的社会价值要显著。毕竟的《波音兼并麦道告诉深圳什么?》(1997年7月24日《深圳特区报》)以超前的眼光从美国波音飞机制造公司兼并麦道飞机制造公司这一新闻事件入手,联系发达国家大企业的竞争手法,预言“以大做强,以强制胜”的时代已经来临,从而反省深圳本地企业“小而散”的现状和“船小好调头”的经营观念,建言深圳市政府必须借助“看得见的手——政府力量”,对企业进行资产重组。显然,这篇报道的前瞻性已被现实所证明,文中的建言在深圳的经济工作中已发生了作用。M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
参考文献:
1尼尔·高鲁普:《深度报道研究》,转引自杜骏飞:《深度报道写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