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汇报》看1949前后的新闻政策

从《文汇报》看1949前后中共的新闻政策

1949年对中国社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共产党立国建政结束了中国社会近百年以来的内部衰败化与半边缘化,实现了高度的政治统一与社会稳定,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都在经历转型的阵痛,新闻业当然也在转型之列。

在舆论受到中国共产党控制的解放期前后，就报纸这一媒体形态来看,这一时期主要存在官营报纸和民营报纸两大群落,《文汇报》作为政治立场中间偏左的民营报纸（1949年6月20日，上海文管会副主任范长江在新闻出版界座谈会上提出以后新闻出版机构只有公营和私营，没有官方和民间概念之后，民营报纸习惯上被称为私营报纸）曾多次违反当时的新闻政策，“频频犯下错误”。

1949年8月5日长沙解放，《文汇报》已在无线电中收到确讯，第二天（即1949年8月6日）刊出消息，但因新华社尚未正式公告而被指责为抢新闻，是“资产阶级的办报作风”。

1949年11月9日，《文汇报》刊登了从香港收到确凿的湖北恩施解放的专电，因“违反了规定”，被当作“伪消息”，总编辑娄立斋在各报负责人会议上对此作了检讨。

再如1949年7日月1円，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由新华电讯发出，指定要在各报第-版发表。《文汇报》要闻版编辑郑新永按所列问题精心编排，每段都作了提要,以小标

题的字号做分题以醒眉目。刊出后却被指为离经叛道，批评者以“毛主席的文章是纲领性文件，字字重要”为由严厉指责《文汇报》。

从编委会成立到1952年新闻界思想改造之前,《文汇报》有档案可查的错误就至少有八起起且这些错误在报社内部或主管部门多半被认定为政治性错误。新闻主管部门对报纸这些政治性错误的反应越来越迅速,很多针对报纸错误的检讨往往在出现错误的当天就上交到了有关部门,这也从侧面说明,此时对民营报纸的内容审査和控制都十分严密,体现了当时中共掌握新闻舆论导向的绝对权。

1949年前夕，中共在军事战场发力之余，在新闻媒体改造方面鼓舞人民斗志，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在夺取、建立和巩固新政权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在这过程中，中共对旧有的一些符合新闻规律的办报、办刊及出版方式不加区别地予以改造废止，过分强调报纸政治化，对新闻工作者不能充分尊重和有效利用。由此为新中国新闻宣传模式塑造了基本范型，即报纸国家化、报导宣传化、新闻人治而非法治等办报方针，以政党和政府的指令性政治意志为先导，以政党和政府权势为说服前提，使新闻报导更多体现了官方的意图。

新闻报道强调政治性

1948年以后，随着夺取城市步伐的加快，舆论导向的作用日益受到共产党重视。1948年下半年起，共产党中央、中宣部、新华总社总结了共产党在城市报纸宣传工作的经验教训，

发出了一系列有关城市办报方针的指示。8月15日发布的《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强调：报纸主要为工农兵服务，同时也要为干部、工商业者、知识分子服务消息以报导农村与工厂为主，兼顾市场、学校以及其他地方；报纸副刊必须对读者进行教育。一切内容是否有益，要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观点来衡量，换而言之，报纸必须宣传马克思主义观点。在新闻稿件的发表刊用上，共产党力图防止“无组织、无纪律”现象。

1948年10月2日，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谈话中，明确提出了记者办好新闻工作的四项条件：第一，要有正确的态度；第二，必须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第三，要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第四，要熟悉党的路线和政策。把记者通讯员的政治立场提高到一个绝对的高度，特别强调，记者和通讯员要懂得两条战线的斗争，善于用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来办报。共产党要求新闻工作者坚持马列主义的政治立场是正确的，但过于强调以两条战线斗争方法办报，对今后新闻界过于偏重政治性，忽视新闻的可读性、服务性和在宣传观念上非此即彼的倾向，具有相当的导向作用。

新闻报导过于强调政治性，决定了党报比私营报纸具有更大的优越性，民营报纸报道新闻的自由度日益缩小。《文汇报》于1947年5月被国民党当局查封，1949年6月21日，即上海解放后的第25天获得新生，全报上下欢呼复刊，发自肺腑地赞美新时代，拥护新政权。然而，新生后的《文汇报》却面临着其他民营报所碰到的类似困难，即釆访和获得新闻途径上受到局限、言论难以执笔、读者对象游移、办报思想不适应形势、经营面临更加严峻的困难等方面，它们与党的机关报的采访、发稿条件不可同日而语。新闻工作中，左的东西开始抬头。一些党政机关、国营企业和其他基层单位不信任私营报纸记者，有的不让采访，有的敷衍了事，党报记者也不大瞧得起私营报纸记者。一些苏联式的新闻套套也开始被搬移过来，私营报纸所用的国际新闻和评论，对全国、全市的重大政治新闻，均须以新华社的稿件为准；不得解释共产党及政府的法令政策。

过于强调新闻的政治性，使新闻报道沦为纯粹为党宣传意志、统一政治的一种工具，使共产党自己也吃了不少亏，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如当时上海的报纸不让刊登天气预报消息，理由是美蒋飞机经常来轰炸，发表气象消息会给敌人提供情报。其实，这是缺乏知识的表现，当时长江口就有美国军舰，上海一带的气象他们肯定知道得很清楚，台湾的天文台也可以测度出上海一带的气象。不久，上海遭到强台风袭击，由于事先没有准备，造成很大的损失。

经过一系列的政策决定和制度建设，新政权将各种大众传播媒介都纳入国家事业单位编制和国家官僚控制体系，确立了新中国政治传播制度的基础。大众传播媒介成为主流政治话

语的工具，承载起了意识形态宣传、政治斗争、思想教育、群众动员等多重功能，新闻事业成为党“指导群众行动的伟大武器”，对报导宣传化、新闻人治而非法治等办报方针由此确定下来，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今后新闻报导的客观、及时、公正和新闻法规的制订。

严格新闻纪律

1949年前后，共产党对新闻宣传的态度认真谨慎，制订的新闻政策细致严密，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卓有成效。其中，新闻内容的统一性是共产党最为重视的宣传纪律之一。1948年6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决定》，规定重要稿件或社论的发表必须经党委或党委主要领导审批同意后，才能见报；内容与中央指示精神不符的不能发表，要求新华社向全国广播全文的重要言论，在新华社广播以前，地方不得预先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