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3年第1期JOURNA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No.1 2003

[收稿日期] 2002-10-16

[作者简介] 周业安(1968-),安徽绩溪人,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制度经济学和金

融经济学。

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

周业安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872)

[摘 要] 市场化改革带来了经济领域的分权,在既定的政府管理体制下,这种分权导致地方政府之间围绕经济资源展开竞争,由于垂直化行政管理架构和资源流动性的限制,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并不必然带来经济的良性增长,保护性策略和掠夺型策略可能被选择,从而增加地方之间贸易的交易成本,损害经济增长。合理的分权和促进资源流动的政策将有助于改变不利的竞争格局。

[关键词] 分权;地方政府竞争;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 D523.5;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420(2003)01-0097-07

一、引言

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成为经济学家极为重要的工作,一些国外的学者通过统计数据的处理证明,中国经济增长率被严重高估;而另一些学者

则认为中国实际的增长数据并不能反映到官方统计中来,从发达地区的现象看,很多地区的增长不是被高估,而是被低估了,进一步考虑到官方对统计工作的不断修正调整,总体上现有的统计数据基本反映了事实。[1]

问题在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为何引致学者们的争论?现有的讨论主要沿袭索洛增长模型的思路,通过计量经济学方法寻找资本、人力和技术等要素对增长率所做的贡献。按照这种研究,中国的资本和改革本身对改革以后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2],这说明除了改革带来的制度效应外,资本的巨大贡献是来自我国经济增长的粗放形式。这种结论在经验上还不足以说明中国

的经济增长之谜,至少有两个关键的因素没有考

虑,一是改革以后劳动力流动所产生的人力资本累积;二是政府结构。

本文关注第二个因素,并且该因素会影响到第一个因素以及其他生产要素。在现有的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中,制度因素并没有考虑政府结构,而仅仅涉及市场化本身的一些要素。但是,要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首先就要理解政府的决策程序及其微观基础。这是因为市场化过程还没有在中国创造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政府通过国有化和政策制定掌控了众多经济资源,通过这些资源直接影响到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从而影响到经济体的产出水平。由于政府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巨大影响力,何种政府结构就可能决定何种经济结构及相应的增长水平。政府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政府直接通过投资影响资源配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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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产业政策影响地区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政府通过财政、行政和法律手段调控贸易政策,进而影响经济主体的决策;政府直接干预或间接影响价格水平等。政府的上述行为内生于特定的政府结构,这些行为可能直接影响到消费者和生产者福利,也可能通过影响收入水平或价格水平来影响资源配置。如果要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就必须解释这些影响。

考察政府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角度有很多,一种可行的角度是研究地方政府间的贸易。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的特定政府结构决定了地方政府通过对经济资源的争夺来获取政治资源,这可以看做是一种竞争性厂商的行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为保护当地利益,通过制定贸易政策来实施保护主义政策。这两方面的特征决定了国际贸易的理论模型可以被用来分析政府结构的增长效应。王小龙和李斌运用超边际方法研究了中国地区间的贸易问题,但他们没有区分地方政府的不同行为特征;[3]周业安和赵晓男初步描述了地方政府的行为特征,并给出了一些经验证据,但没有从理论上分析这些行为特征的经济后果。[4]本文试图运用产业组织的一些成熟理论模型,来讨论地方政府不同行为特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政府行为研究的复杂性,本文不解释这些行为特征的起源和测度标准。

二、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

的内在关系

经济增长在主流经济学中是通过一个生产函数来表达的,如索洛增长模型的基本形式就是Y =F(L,K,A),其含义就是一定的劳动、资本和技术投入通过某种神秘的转换机制就可以引致产出,转换机制可以理解为生产技术和组织管理技术。索洛以后的经济学家通过引入人力资本、制度因素、技术的生产过程等,把这个模型进行扩展,用以分析更为复杂的现实增长。不过,在这些模型中,政府始终作为一个整体存在,虽然财政分权理论注意到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权结构会影响财政政策的实施,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同时,公共选择理论和政治经济周期理论考虑到了政府决策的内生问题,官员和选民的决策行为会影响到政策制定,并产生难以预计的经济后果,但这些理论模型都没有充分考虑到政府内部的贸易行为和经济活动。也就是说,除了经济学家常用的一些生产要素外,对中国这一特定经济体来说,对政府结构的准确描述可能非常重要。

改革以来,中国从过去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分散化的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其中核心的内容就是市场的扩张和政府从经济领域有选择的退出。在这种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分权关系,这一关系在分税制实施后得到进一步强化。由于改革进程实际上是政府和民间重新配置资源产权的过程,既得利益和经济调控需要使得政府对资源权利的争夺仍然很激烈,这种资源争夺不仅发生在政府和民间之间,而且也出现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各地方政府之间。一些人已经认识到,在中央政府的计划调控色彩比较浓厚的时代,地方政府为了当地的利益会相互之间争夺资源,由于中央政府控制了主要的资源,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就成了/兄弟竞争0,而不是两个独立的经济实体之间的竞争。随着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分税制实施以后,地方政府获得了明确的地方税收收益,同时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独立事权,并相应地承担一定的责任。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调控从以计划为主过渡到以经济手段为主。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单纯的兄弟关系,而是两个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特色是把早期农村出现并取得成功的承包制应用到政府间关系的改革中来,在不改变政治权力基本结构的条件下,中央和地方实行经济上的分权,也就是下级政府向上级政府承包一定的税收,上交税收达到一定份额后,剩下的就归自己支配。上下级政府的这种关系被一些学者称为/地方公司主义0或/经济联邦主义0,也就是说,中国的地方政府就像一个大型股份公司的事业部,中央政府则行使公司总部的职能。在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下,中央对地方的考核就出现很大的困难,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公共职能的实施只能由当地居民感受到,在居民流动性受到各种限制的情况下,当地居民的主观感受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地方政府本身向上传递,这就很难杜绝地方政府的隐瞒和扭曲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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