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书写符号的普查与分类研究

敦煌文献书写符号的普查与分类研究

作者：王晶波邹旭张鹏

来源：《敦煌研究》2014年第05期

内容摘要：本文在全面普查敦煌文献的基础上，将敦煌文献中的书写符号按照性质、作用分为标示性符号、应用性符号、校改性符号和表意性符号四个大类，概括总结了各类符号的源流特点和使用情况，并探讨了敦煌文献书写符号在符号发展历史中的作用、意义。

关键词：敦煌文献；书写符号；写本；分类研究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4）05-0071-10

A General Survey and Classification of the Written Symbols in Dunhuang Documents

WANG Jingbo ZOU Xu ZHANG Peng

（Institute of Dunhuang Studi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20）

Abstract：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Dunhuang Documents， this paper classifies the written symbols into four categories in terms of their nature and function： identifiers， applied symbols， collative symbols， and ideographic symbols. The study then summarizes the origin，characteristics， and usage of these categories and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each within the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symbols.

Keywords： Dunhuang documents； written symbols； manuscript； classification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收稿日期：2013-02-20

作者简介：王晶波（1964- ），女，吉林省洮南市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代文献及敦煌学研究。

邹旭（1986- ），女，辽宁省本溪市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历史文献学2010级硕士研究生。

张鹏（1986- ），男，安徽省蚌埠市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历史文献学2010级硕士研究生。

一序说

写本时代书写符号的使用情况，是文献学、书籍史等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敦煌文献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曾荣汾[1]、李正宇[2-3]、林聪明[4]、邓文宽[5]、黄征[6]、方广锠[7]、张涌泉[8-10]等学者都曾撰文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专门讨论，其他研究者有关标点符号的论著中也有所涉及[11-15]，但因敦煌文献卷帙浩繁、陆续公布，尚有一些符号未进入前人研究视野；且已有研究成果或是针对某种符号的专门探讨，或是单纯罗列各种符号及用例，未经系统地归纳总结，尤其是未能对数万件敦煌文献进行全面普查，故所论仍有未足者。笔者在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历史文献专业2010级硕士研究生讲授《敦煌文献学概论》课程时，与听课学生一同普查了英、法、俄、日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国内各单位收藏的敦煌文献图版照片，将全部所见符号按照性质、作用分类列出，概括总结了这些书写符号的特征和源流，并结合整个符号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试图更为清晰地揭示写本时代，特别是唐到宋初刻本出现之前的书写符号的使用情况及其特点，为全面认识中国符号的发展演变，尤其是敦煌文献书写符号在符号发展历史中的作用、意义，以及更准确地释读敦煌文献，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二敦煌文献书写符号的普查分类

首先要说明的是，因为本文所要讨论的对象包括但不限于现代意义上标明句读和语气的标点符号，敦煌文献也有别于后世单向用于阅读的定型不变的文献，所以本文使用“书写符号”而非“标点符号”一词，来总称敦煌文献在书写、修改、阅读使用等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符号{1}。

根据我们的普查，敦煌文献很大一部分写本中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符号，这些符号有的是抄写过程中随同底本文字一次性抄写标注上的，但更多的符号是在校勘、修订、改动、阅读、使用、勘验等过程中标注加入的；既有原件抄写（书写）者所写，亦有阅读、使用、校勘者所注；有用墨笔书写的，亦有朱笔添注的，形式多样，用途广泛。

根据在文献中所起的不同作用，本文将书写符号分为四大类：

1. 标示性符号，起到断章析句、区分层次、提示强调等辅助阅读的作用，对文书内容本身并无实质性的影响。

2. 校改性符号，包括插入、删除、改字、倒乙、移位等符号，对文书内容起到修正作用。

3. 应用性符号，如常见的勘验勾销、签押等，它们是文书在实际使用中留下的印记，虽非对文书内容的标示或修正，但其存在对文书的性质及其意义有重要影响。

4. 表意性符号，如重文、省代，它们代表文字，或者起到与文字同等重要的表意作用。

以下便按此分类，以表格形式总结普查所见符号。部分分类及定名与前人有异，将在备注中加以说明。另外此表格重点在于呈现符号的性质及在文献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对于某些书写随意性很强的符号，如签押等，仅举若干常见形态而并不罗列其全部书写形状。

（一）标示性符号

这一类符号的起源很早，在甲骨、金文文献中就有出现。它们主要是用横线、竖线或是留空的方式来区分内容层次。由于书写工具与材料的局限，这一时期存留的符号很少，但是早期的标示性符号已经出现。到了毛笔开始使用的春秋时期，句读性质的点号出现。如《侯马盟书》中就出现了标示断句的不规则点号{2}。随后在秦代的竹简上，如《睡虎地秦墓竹简》，就开始流行用于分章、分节、断句的点号、勾识号等{3}。

到了两汉，标示性符号开始大量出现，特别是“句读”一词开始出现。而且由于经学的发展，分章析句在汉人的经注中常有体现，如通过句后作注或章后作注的方式来分章析句。汉代还出现了专门论述符号的理论，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某些符号已有专门解释，如“■”部：“■ ，有所绝止，

■ 而识之也”[16]。可看作是对符号运用的一种理论总结与归纳。

从魏晋一直到隋唐五代，被认为是标点符号的保守期，这时大体上延续了两汉以来的符号种类，但是用法却比之前要大幅增加。袁晖等人通过敦煌文献概括了这一时期写本符号的状况[13]88-89，但因作者未做全面普查，得出的敦煌文献仅使用18种符号的结论难免有失偏颇。通过我们的普查发现，隋唐五代时期虽然沿用了两汉以来的许多符号，但是也有很多创新。特别是由于此时期佛教的发展，大量佛教文献中使用的层次符号、图解符号、提示符号等，不论是形状还是用法上都较上一阶段要丰富与复杂很多。归纳如下表（表1）：

（二）校改性符号

敦煌保留的大量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写本中，既有正规的经抄、官府文书，也有卜书、医书、学郎习字、契据杂写等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应用的文稿、记录等，反映了这一时期写本的原始生态。这一特点是其他文献所无法比拟的，如简帛文书，虽然也有大量出土，但是因为书写材料与文化普及程度的限制，可承载的书写内容少，参与书写的人也少。而敦煌文献多为纸质，书写方便，承载内容多，并且由于文化普及程度的提高，参与书写、记载的人数众多，因此所反映的书写时的状况与符号使用情况就更加实际而客观，包括大量“二次加工”{1}的痕迹。也正因为敦煌文献的原生态及实用性的特点，保留下来大量的校改性符号。这些符号大多都被后世所沿用，影响到刻本甚至现代校对符号的发展。这些符号对正确理解敦煌文献有着重要意义。归纳如下表（表2）：

此外，在敦煌文献中还多次见到校勘意见，虽非符号，但也属于文献二次加工过程的一部分，故在此略作说明。如最常见的“兑”字，或写作“兊”“■”，有时写于文书天头，有时写于文字上。Дx00795、甘博061《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九十九》、浙敦089《光赞经》等写卷均有出现。关于其义，一说为“脱”字之省，一说为兑换之意[6]25-26。经考察，写有“兑”字的文书，其错误或为脱文、或为衍文、或为文字差错较多，似宜理解为兑换之意，即抄写不合要求，拆下换纸重写。有时“兑”字旁标有人名，疑为校勘人员。其中津艺172号文书值得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