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外语教育改革的比较与启示

中美外语教育改革的比较与启示

摘要:外语教育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国防安全,为此,美国积极推行全面的外语教育改革。美国在外语教育改革过程中所做出的决策和获得的经验对我国有较大的启示意义:进行长远规划,实现统一管理;制定从小学至大学的《国家外语课程标准》;建立与《国家外语课程标准》相对应的评估体系;建立全方位立体结构的教材;重视师资建设;建立完善的外语教师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培养学生中国特色的文化素质;把外语教育社会化、终身化;借鉴别国外语教育的得失。

关键词:中美外语教育改革;比较;启示

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经历了除旧立新、改革调整、遭受挫折和改革发展四个时期。1949年至1958年,我国的外语教育主要是“一边倒”地推广和发展俄语,英语和其他外语没有受到重视。1958年至1966年,我国的外语教育有所调整,英语教学开始逐步恢复。1967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使外语教育遭受到极大的破坏,1971年联合国恢复我国合法席位,我国的外语教育又逐步恢复。1976年“十年浩劫”结束,我国外语教育迎来了迅速恢复和迅猛发展时期。

我国的外语教育是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发展起来的。虽然其中经过了一些曲折,目前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适应国家发展的外语教育体系正在逐渐完善,以英语为主体的外语教育呈现出多语种发展的趋势,俄语、德语、法语、日语也已成为公共外语;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建设、教学方法、考试评估、师资培养、教学研究、语种布局也都日趋发展完善起来。

美国的外语教育改革起始于20世纪中期,集中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1999年修订的《21世纪外语学习标准》,从小学至大学,把外语作为核心课程,有效地加强了外语教育的地位。进入21世纪,美国紧锣密鼓地颁布和制定了一系列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外语教育政策和法案。2006年,美国推出《国家安全语言倡议》。这是1958年以来美国最重要的外语语言立法,美国联邦政府首次立法行政干预外语教育,目的都是通过各种途径帮助提升美国学生的外语能力。虽然中美两国的国情不同,但在外语具有全球战略意义上,两国的认识是一致的,美国在外语教育改革过程中所做出的决策和获得的经验对我国的外语教育改革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美两国外语教育改革的比较

1.共性分析

对外语教育高度重视。中美两国都对外语教育政策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长期以来都是世界的中心,国民普遍忽视学习其他国家的语言,外语教育质量和普及率底,掌握小语种的外语人才匮乏。二战后,美国政府发现,这将削弱美国自身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以及对国外的了解,甚至于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1],开始制定一系列的政策与法案,而且近年来改革的步伐越迈越

大。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早在三十多年前就把搞好外语教育提到了“战略”高度。1978年,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会议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外语教育的经验教训,讨论了加强外语教育、提高外语教育水平、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培养外语人才的方法和措施,并提出了加强外语教育的建议。会议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加强外语教育的几点意见》,指明语言布局要有“战略眼光和长远规划”[2]。进入21世纪,我国的外语教育改革更是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

2.差异性分析

(1)起始年龄不同。2001年我国颁布的《英语课程标准》规定从小学三年级起开设英语课程,学生学习外语的起始年龄普遍是9岁。美国学生开始学习外语的年龄普遍是14岁。

(2)主要语种不同。中国开设的最主要语种是英语,此外还开设有俄语、德语、日语、法语等,大约有十几种。美国开设的最主要语种是西班牙语,此外开设的主要语种依次为: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日语等,多达150多种。

(3)强制性不同。在中国,外语课是强制学习的必修课。外语不过关,不但影响毕业,更影响考大学,甚至影响就业。美国是个教育分权制的国家,联邦政府对外语教育指定的官方政策不具有强制性。学生可以自己选择是否学习以及学习的语种和时间。美国的学生考大学之前必须通过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外语是其中的一门选修课,但是SAT成绩只是美国高校招生考核学生的一个方面。

(4)课程标准不同。美国有全国统一的外语课程标准《21世纪外语学习标准》,更重视能力教育。中国有针对各个阶段的外语课程标准,例如,针对英语教育的就有《义务教育阶段英语课程标准》、《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中职英语课程标准》、《高职高专英语课程标准》、《大学英语教学要求》等。中国的课程标准更重视培养知识技能和外语的运用能力。

(5)评估方式不同。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外语教育的评估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侧重对语法、词汇、发音这些语言技能的掌握,转向“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proficiency)”的测试[3],不再完全以考试成绩为唯一依据。我国高度重视外语教育成果的测试。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以及研究生的各个阶段,学生要经历无数次的外语考试,外语考试甚至延伸至了职称评定、就业、出国留学等领域。但是我国以往的外语考试侧重的是词汇、语法、阅读、翻译和写作能力的测试,忽略了语言的应用能力的测试。直到近年来,测试的重心才向学生的交际能力——听力以及口语倾斜,开始重视听、说、读、写、译综合能力的考核。

(6)教学模式不同。美国的教学模式改革比中国进行得早,早在上世纪80年代起,美国已从过去侧重对语法、词汇、发音这些语言技能的教学转变为广泛采用交际教学法。例如,在美国小学就广泛采用以下四种教学模式:传统模式(FLES Programs)、探索模式(FLEX Programs)、沉浸模式(Immersion Programs)和双向沉浸模式(Two-Way Immersion Programs)[4]。中国的外语教学模式基本上与美国的“传统模式”相类似,是在进行听说读写技能学习的同时了解外国文化。中国外语

课堂的特点是强调教师对课堂的“驾驭”能力。近年来,以“教师为中心”正逐步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具有交际功能的教学方法逐渐形成。

(7)师资培训不同。美国非常重视外语教师的职前、在职培训和评估,培训方式多样化。政府为教师的发展提供资金,提供网络、教师职业发展学校、外语教师协会及其他渠道对教师进行教育。中国重视外语教师的培训,但培训机会不多,培训方式单一,有的培训班时间过短,培训效果不理想。

二、美国的外语教育改革对我国外语教育改革的启示

1.进行长远规划和实现统一管理

外语教育需要进行长远的规划,根据具体的国情,以及国际经济贸易与国际局势的发展来预见需要进行何种外语教育,以及储备那些语种。我国上世纪50年代外语教育规划就曾因缺乏考虑或者考虑不当,对外语教育产生过负面影响。胡文仲在总结我国外语教育得失时说:“在制订外语教育规划时,必须注意将当时的政治经济需要与长远的教育事业发展协调一致,才能制订出全面、均衡、科学的规划。”[5]进入21世纪,我国有必要制定面向21世纪的外语教育发展纲要,对外语教育展开调查工作,制定外语教育发展的长期目标,开展课程体系和课程建设工作,完善外语测试系统,改革教学手段和方法,对外语教育的各个环节进行科学性评估等。外语教育要有长远规划,实现统一管理,避免重复工作和外语教育盲点的出现。胡壮麟就曾呼吁:“需要一个全国性、权威性的外语教学咨询机构,协调和统筹各个层次的外语教育,为政府提供咨询。”[6]

2.制定从小学至大学的《国家外语课程标准》

美国教育部制定的《21世纪外语学习标准》对美国从小学到大学各个阶段的外语教学起到了纲领性的指导作用,但我国在这方面还没有制定出一个面向所有学生的统一的《国家外语课程标准》。我国的现状是,外语课程标准是针对各个阶段设立的,各阶段之间的衔接存在一定的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廖承志就积极倡议采取从小学到大学“一条龙”培养外语人才,与始终十分关怀外语教育的周总理不谋而合。进入21世纪,关于建立“一条龙”外语培养模式的呼吁越来越多。2001年,戴炜栋提出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教学“一条龙”体系[7]的建议。2009年,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上,《关于以科学发展观规划我国外语教育》的提案具体提出了制定“一条龙”式国家英语课程标准与教学的要求,希望制订出一个涵盖小学、普通中学、职业中学、高职高专直至大学英语教学的《国家英语课程标准与教学要求》文件,依此统领国家英语教育,使我国大学毕业生的英语运用能力能够达到一个统一的标准[8]。

3.建立与《国家外语课程标准》相对应的评估体系

评估对教学大纲设计、教材编写、教学实施具有重要的反馈作用。中国有着各种各样的大规模外语测试,如外语高考、大学外语四级、六级考试、外语专业统测、通用考试、外语等级考试、自学考试等。但是这些传统的测试重视的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