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点分析

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点分析
特殊的经济发展路径和制度安排使得我国人口流动也呈现出“中国特色”。

我国农村人口流动特点包括目的地分布在东南沿海一带的省份和城市以及省内的中心城市；90%的就业集中在制造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建筑和社会服务业；循环式流动；高教育者更多选择家乡非农产业就业而不是外出打工；迁移网络对人口流动有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人口流动特点
在发达国家，国内人口流动受到的限制非常少，因此，国际上研究人口流动主要是研究人口在国家之间的流动，即移民问题。

但在我国，人口流动受到很大的限制，迁移的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种迁移不涉及户籍变动，也称为人口流动。

特殊的经济发展路径和制度安排使得我国人口流动也呈现出“中国特色”。

流动人口在其迁移动机下受到制约因素的影响，后两者的相互作用又进一步形成了人口流动的特点。

农村流动人口的自然特征
农村劳动力迁移受到其动力和制约因素的影响。

究竟是哪些人在迁移呢？这些劳动力有什么特征呢？本文考虑到回流迁移者（return migrant）的特点，即外出打工一段时间后又回到家乡的劳动力。

下文将比较迁移劳动力、回流劳动力、以及非迁移劳动力的特征（见表1所示）。

通过表1可以发现：相对非迁移劳动力而言，迁移劳动力更有可能是男性、未婚、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配偶不迁移、家庭劳动力较多和村庄人均收入水平更低。

而回流劳动力各项指标处在迁移劳动力和非迁移劳动力之间。

从农村流动人口三大区域来看，全国农村劳动力向东部地区迁移比率大幅提高，从1987年的40.5％上升到2000年的54.5％，向中部地区迁移的比率大幅下降，从30.3％下降到22.7％，向西部地区迁移的比率也大幅下降，从29.2％下降到22.8％。

东部地区内部迁移比例上升，从91.0％上升到95.4％；中、西部地区内迁比例下降，分别从82.7％下降到65.1％，85.6％下降到74.9％。

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迁移比例下降，而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迁移比例则大幅上升（详见表2）。

事实上，收入高的地方人口流动性相对较弱，而收入低的地区人口流动性十分强烈。

我们还可以发现：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更容易成为主要的迁移目的地而不是迁移输出地；而经济落后地区更容易成为主要的迁移输出地而不是迁移目的地。

外出人口集中在全国七个地区：四川（694万）、安徽（433万）、湖南（431万）、江西（368万）、河南（307万）、湖北（281万）、广西（244万）。

这七个地区外出人口占全国的65％。

外来人口比例比较高的地区是：广东（59.5％）、上海（58.2％）、北京（53.1％）、西藏（50.8％）、新疆（49.9％），除此之外，浙江、海南、福建、天津和云南的外来人口比例也在30％以上。

全国跨省外来人口绝大部分去了广东，其次是浙江、上海、江苏、北京和福建。

通过统计还可发现，外来人口的目的地分布异常集中：如四川迁移劳动力41.0％选择去广东打工，安徽迁移劳动力25.9％则选择去江苏，23.8％去上海，18.1％去浙江；湖南外出人口77％选择广东，江西外出人口43.8％首选也是广东，其次是浙江，约占22.8％，河南外出人口32.7％首选广东，其次，10.9％去北京。

农村流动人口就业的行业分布
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的行业分布也非常集中，90％以上分布在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餐饮业、建筑业和社会服务业等五个行业，而在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党政机关等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农村劳动力就业非常少（详见表3所示）。

故农村流动人口就业仍然具有“脏、险、苦、累”的特点，其原因一方面是其人力资本水平较低，难以胜任更高层次的工作；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劳动力市场歧视阻碍了农村劳动力进入这些体面的部门。

在后文将会详细论述。

农村人口流动具有循环式流动的特点
我国的人口流动主要是暂时性的劳动力流动而不是永久性的人口迁移。

暂时性的劳动力流动意味着农村劳动力可能会选择循环式迁移的方式，即农忙或春节时回家乡，而在其它时间则迁移到城市打工，每年往返2-3次。

循环式迁移兼顾到农耕、家庭以及赚取额外的打工收入三者之间的平衡。

循环式流动是我国特有的人口流动特征，是户籍制度以及其它配额制度特有的产物，循环式流动使得摩擦成本非常高，其实质仍是劳动力资源未能合理优化配置。

循环式流动的极端情况是返回迁移（return migration），即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后，过一段时间又返回家乡，不再迁移。

为什么会出现返回迁移现象？本文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导致了农村劳动力相对城市职工在相同教育水平下的低报酬，二是与家庭分隔两地相关的心理成本。

这两点使得迁移劳动力不可能成为城市居民。

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村劳动力就业特点
事实上，每增加一个外出劳动力可使家庭劳动收入增加55％，而本地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仅为19％，前者收入增加为后者的3倍左右。

照此逻辑，受过高教育的劳动者在外地打工更有优势，因此，受过高教育的劳动者应该有更大的迁移动机，但现实并不如此。

赵耀辉（1997）、蔡昉（2002）、李强（2003）等均指出，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村劳动力往往选择农村非农产业就业而不是外出打工。

本文认为，尽管外出打工意味着比本地非农产业就业更高的工资，但是外出打工也存在成本，其中最重要的是打工中高昂的住房费用和行政性收费，以及心理调节
成本。

如果将这些成本考虑在内，对农村劳动力而言，在本地非农产业就业比外出打工更有吸引力。

尽管在城市中的收入水平高于农村就业，但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并不一定拥有较高收入，还要面临各种歧视与权益侵犯。

反观在农村非农部门，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往往在受到尊敬，而不是歧视。

因此，教育程度较高者会更多地选择本地非农部门，事实上，由于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他们在农村非农产业上也有很大的机会和优势。

迁移网络对农村人口流动的影响
目前，跨省的人口流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倾向于选择邻近的发达省份，如安徽人普遍去江苏、浙江，湖南人、江西人普遍去广东，因为这样意味着相对较少的交通成本以及信息成本。

那为什么四川人和河南人仍然首选广东作为迁移目的地呢？本文认为，这可能与广东是我国开放最早的地方有关。

由于其开放越早，迁移劳动力在该处形成的迁移网络就越大、越强。

因而，后来迁移者在面对众多目的地选择时，广东就成为其首先考虑的对象。

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四川人、河南人更多地选择广东作为迁移目的地。

这种目的地分别非常集中的主要原因在于流动人口的迁移网络形成的网络效应。

Zhao(2001)将网络外部性定义为“迁移者、以前迁移者和未迁移者在输入的或输出地形成的基于血缘、朋友以及同乡等人与人的关系”。

迁移网络对未迁移者的迁移决策有重大影响。

迁移网络的外部效应使得人口的迁移地的集中非常明显，因此出现了河南人、四川人大量涌入广东的现象。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表明迁移网络在迁移决策中的重要性：济南的工资收入远低于广东等众多省份，但山东许多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并未选择广东，其主要原因是广东并不存在已迁移劳动力在济南形成的迁移网络。

参考文献：
1.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3
2.乔晓春.从“五普”数据分析城市外来人口状况.社会学研究，2003
3.赵耀辉.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以四川省为基础的研究.经济研究，1997
研究方向：工程管理、区域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