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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仪式”视野下的传统戏曲

婺剧是浙江省中西部地区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戏曲。本文从凯瑞传播仪式观的视角分析婺剧在当代的传播，认为婺剧构成的物质性实在是婺剧传播成为仪式的基础，而作为公共推广的婺剧展演和以学校学生为主的婺剧学习则是婺剧传播的两种重要途径，促进了传统价值观的文化传承，推动了婺剧在新时代的发展，同时也构成了仪式行为，形成了作为个体的身份确证和作为民族性的族群认知，以及作为文化共同体的国家认同。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相关内容的论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摘要:在低识字率的传统中国社会，戏曲不仅在民众娱乐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还对普通民众的信仰追求、国民性格的塑造、社会教化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将西方“新文化史”研究领域中的“公共仪式”研究引入中国戏曲史分析，有助于从不同维度对戏曲进行思考与检讨。在传统的农业社会背景下，作为一种“公共仪式”的戏曲对中国文化、经济、社会等方面均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与传统中国不断变化着的社会实践进行着双向互动。

关键词:戏曲;公共仪式;文化影响

一直以来，传统戏曲研究大都遵从的是的基本范式，即重点剖析它们的文艺品格及思想意蕴，并由此引申出戏曲作为文化瑰宝在中国中的重要地位和独特意义。诸如《河南豫剧溯源与发展探究》着重介绍了作为中国最大地方戏的河南豫剧的发展源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其现代化过程的进一步展望。[1]《“拉魂腔”的区域文化特质考察与研究》一文意在探寻拉魂腔的渊源、形成、生存、发展等诸方面情状，以及其与所处的区域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2]也有一些学者对戏曲与传统宗教、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如《傀儡戏的宗教文化生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文即对中国历代傀儡戏与原始宗教祭祀仪式的关系进行了历时性分析，并提倡在保护傀儡戏宗教文化生态空间的基础上，使其得以继承和发展。[3]本文的撰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篇文章启发，试图在戏曲功能的分析上引入西方新文化史[4]的一些概念，从“公共仪式”①的维度进行梳理。

一、文化“仪式”———从信仰媒介到品格构建

(一)蜕变之路:从信仰到中国戏剧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融合声光电等现代科技的综合性舞台表演艺术，具有极高的观赏性。很难想象，就是这样的一种艺术形式，却起源于原始人类进行宗教仪式时所表演的歌舞。[5]在多数情况下，人们难以理解巫师们的手舞足蹈和念念有词，这些标志性的宗教歌舞往往被视为愚昧、迷信的代名词。然而，从它作为远古人类文化遗存和现代歌舞起源的角度来讲，仍有其无法替代的独特价值。“这类根基于原始人类交感巫术观念的活动，最初只是由于宗教氛围和巫术内容的需要，一般选择山林空地、崖壑坝坪等适合制造巫术氛围的自然地形举行。”[6]除了巫师们特定的肢体动作和口头语言，一个适宜大师们施展技艺的环境在远古祭祀中也是极为重要的。这种表演方式，直至公元前7世纪左右的陈国还有遗留:陈民“坎其击鼓，

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7]。然而，这样的原始拟态表演逐渐地从祭祀活动中分离出来，成为祭祀中烘托气氛的礼仪性表演。而原先的祭祀工作也逐渐交由具有丰富生活常识、德高望重的专职人员主管，这样的转变随着封建国家礼仪制度的完善逐渐固定化，而那些进行仪式性表演的人群也逐渐分化，人们所熟知的“优伶”便是古代宫廷中专门从事歌舞表演的专门人员。事实上，现代中国戏曲真正系统化过程的缘起应该是元代的元曲，其时，大量文人从当时的社会实践出发，潜心于戏曲创作(部分原因是文人赖以提升社会地位的科举取士规模的缩小)，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业绩。这一时期，戏曲的内容更加贴近社会现实，故事性和通俗性大为提升，文人创作的大量优秀戏曲脚本也为后世民间戏曲的发展提供了资源。而之前民间和宫廷两线同步发展的音律则为后世诸多曲种的旋律、曲调奠定了基础。历代王朝的“采风”曾是宫廷戏剧吸取民间营养的主要形式，汉乐府诗歌就有一大部分是从民间采集而来。如此，民间便成了戏剧素材和新生曲调的源头，宫廷则成了分散戏曲的整合中心和记录者。经过长期的演化，便实现了戏曲由信仰媒介到专门艺术的转型升级。

(二)官方:戏曲乃不稳定之源然而，在儒家思想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背景下，历代封建王朝对戏曲表演通常是不予鼓励的，尽管封建统治者自身仍以看戏作为主要的娱乐方式，这足见统治者们的虚伪性。依笔者拙见，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出于维护自身统治和社会稳定的需要，最高统治者通常都希望自己的下属能够恪守儒家，淡泊名利，修身养性，兢兢业业，以引领激昂向上的社会风气。同时，多数封建统治者都认为看戏及宠幸伶人是懒惰的表现，且容易滋生社会的不正之风，他们将后唐庄宗等统治者因宠幸伶人误国的历史教训引以为戒。显然，这样的做法是封建统治集团自我道德约束的体现，它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抑制了腐化堕落的不良习气，易于引导较为良好的社会风尚，同时对后世统治者也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但事实上，由于封建制度本身的局限性，普通大众与官僚阶层的根本利益是对立的。因此，令统治者失望的是，许多为官者在私人生活空间里淫逸享乐，听戏就是他们的主要娱乐方式之一，这和他们的主人别无二致。第二，在农本社会，一切社会活动必须以农业活动为中心。由此，广大农民被禁锢于繁重的农业体力劳动中，将绝大部分时间用于农业生产。对封建官员来说，虽然百姓的精神需求因为繁重的体力劳动难以得到满足，但这样做一来可确保粮食产量，二来大大减弱了人口的流动性，利于社会的稳定。“无争无讼”才是各级官员保境安民的终极目的，他们追求的是外在统治的稳定，对于百姓精神生活是否得到满足这样的问题，他们是不大愿意过多触及的，因此对可能转化为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戏曲往往较为抵制。官员们似乎更愿意看到百姓们安分守己地做农活，而不是聚集起来坐在台下看大戏。第三，在娱乐活动严重匮乏的封建社会，戏曲理所当然地成为广大民众的重要娱乐载体，因此某时期的戏曲活动很可能会造成人口在小范围内的大量活动，给社会治安带来严重隐患。迎神赛会、春祈秋报、喜庆丧葬等都要搭台唱戏，男女往观，通宵达旦，相沿成俗，乐此不疲。可以想见，在男女授受不亲、崇尚稳定的封建社会，这样混杂的规模性人口流动对封建衙门里的官员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第四，戏曲在民间传播时，由于缺乏监管，为迎合一些人的不良需求，很容易出现一些淫秽下流的唱词，这一点尤为封建官僚所反感，常被他们指责为有伤风化。清代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中便有一段对戏曲传播不良内容的描写:“土梆戏者，汴人相沿之戏曲也。其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