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孝文化在韩国的传播与发展研究

中国的孝文化在韩国的传播与发展研究

作者：莫洁杜昊张瑜全龙华

来源：《教育教学论坛》2017年第10期

摘要：我国的孝文化伴随着汉字的传播传入了朝鲜半岛，在朝鲜半岛经历了漫长的传播与发展过程后，在韩国如今形成了具有其特色的孝文化体系。顺着韩国的历史沿线了解我国孝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入与发展过程，从政府、家庭、节日、文化产业等角度看现当代韩国孝文化的发展情况，感受韩国孝文化发展的特点，总结出对我国当代孝道文化建设的启示和可借鉴之处。

关键词：孝文化；韩国；传播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10-0057-04

一、孝文化在朝鲜半岛的早期传入与传播

我国的儒家文化具体是何时传入朝鲜半岛的，对这个问题目前尚无已证实的确切资料。但由于韩国历史上自古以来一直到李朝时期1443年其本国文字韩文的创立（1446年正式推行），这期间其语言与文字长期分离，因而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汉字的传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儒家文化也渐渐传入朝鲜半岛，由此孝文化也自然而然地传入了朝鲜半岛。

在古代韩国，进入封建社会即三国时期时，在地理位置占优势等的情况下，高句丽成为三国中最早输入中国文化的国家，高句丽的小兽林王首先分别在中央和地方设立儒家文化的教育机关——“太学”和“扃堂”。位于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为了解决国家的统一和国防问题通过高句丽引进儒家文化，起初时主要把精力放在建立国家体制和各种典章制度上，因而着重吸收孔孟原始的儒家文化典章制度，之后于公元4世纪才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儒家文化教育制度。新罗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部，由于相对偏僻，儒家文化传入相对比较晚[1]。新罗时期，以通过对选拔出来的人才进行孝悌和忠臣的教育而起到治理国家作用的青少年组织——花郎道组织的宗旨要义之一便是“侍亲以孝”，孝道精神随着花郎道精神在朝鲜半岛被广泛传承。在三国时期开始设立的儒家文化教育机关“太学”和“扃堂”里教授的儒家经典主要有《论语》、《大学》、《中庸》、《礼记》、《春秋》等，这些儒家经典里记载的“孝道”思想，内涵丰富，从家庭中的恭敬顺从、侍养父母到移孝为忠，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孝思想作为三国时期统治理念的中心思想，由孝与忠维持国家秩序，在克服统治国家的各种困难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2]。公元676年，新罗先后灭掉百济和高句丽后进入了统一新罗时期，成为了朝鲜半岛的第一个统一王朝。公元682年，神文王二年朝廷设立了中央国学，并且在8世纪中叶，将国学改为太学监，设置各科博士及助教，定必修科目为《论语》、《孝经》[3]。之后景德王在太学监里设三科，《孝经》是三科共同的必考科目。孝悌成为了教育的目标，忠孝教育也由此被一般化[4]。

进入高丽时代，佛教被定为国教，儒学处于了社会思想的支流，但并未遭到统治者的排斥。高丽时期为了强调儒教教育，制定旌表制表彰行孝者，鼓励孝伦理的实践。高丽王朝在官吏的录用上也实行孝廉制度，对于孝德出众的人可以特别录用为官。高丽时期还效仿《唐律》，制定、实施《高丽律》，用来处罚不孝之人。到了高丽末期，由于频繁遭遇外侵，出现了武臣叛乱、奴隶农民叛乱等，此前确立的孝文化思想进入了衰退阶段。而后随着佛学带来的社会弊端的逐渐突出，儒学又开始被统治者进一步重新重视。为了改变当时民心涣散的局面，必然要求有助于社会革新的新的指导思想的出现。于是，宣扬符合伦理的民族精神的学说——朱子学出现了。朱子学它不仅在理论上追求忠孝，并且把其深入到实践上。

到了李朝时期，由于太祖李成桂是以高丽朝重臣的身份通过篡位实现的改朝换代，为了稳定社会秩序、稳固人心，李朝“推儒斥佛”，设立儒教为国教，以“朱子学”为核心，确立“朱子学说”为唯一的正统思想。朝鲜时期出现了大量体现孝观念的文献，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以孝子、忠臣和烈女的顺序进行具体事例列举，让人们认识到孝是政治、社会秩序的根本规范。朝鲜时期有两位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一位是李滉，另一位是李珥。李滉把纯孝和全仁作为人伦思想强调，他认为“孝是所有行动的根源。”在他的《戊辰六条疏》、《修身十训》和《礼安乡约文》等著作中都强调了孝的重要性。直至李滉时期孝思想作为政治、社会的规范已被系统化。李珥则建立了“听溪堂”，率集所有同宗族人从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和礼仪出发，美化家风，努力构建家族精神，在普遍缺乏家族精神的当时起到了率先垂范的作用。他在其《正家》一书中，强调在家中对待父母的孝行是一切人际关系中最重要

的[4]，并且孝思想在他的《擊蒙要訣》一书中被集中体现，书的最前面便是以父慈、子孝、夫妇别、兄弟友和朋友有信来解读五伦问题，书的十章内容中包括立志章、事亲章、丧制章和居家章等篇章。朝鲜后期开始出现国文小说，作为朝鲜三大古典小说之一的《沈清传》讲述了孝女沈清为了帮助盲父实现睁眼见光明的愿望，自愿卖身做活祭品，因感动天帝在投江后被救，最终回到父亲身边使得父亲重见光明的感人故事。该小说是以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口头传说为基础写成的，凭其感人的故事情节和创作价值不仅在韩国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且至今仍深受韩国人民喜爱，可谓家喻户晓。在朝鲜时期，儒教的教诲被作为国教崇尚，这使得“三纲五伦”的思想深入民心。孝在这时期作为实践伦理被提倡，儒教的生活方式在举国上下被普遍化。

二、孝文化在韩国近现代的发展

19世纪末以来，韩国相继经历了“甲午改革”，日本强占时期和临时政府等动荡而艰难的时期。西洋伦理价值观开始传入，封建身份制度和科举考试都被宣告废除，专门教授儒学的成均馆、四学、乡校、书堂等各式学校也逐步被西洋化，但是儒家孝道观念以形式上约定俗成、思想上根深蒂固的特点，在人们的坚守下仍被继承下来了[5]。大韩民国建立后，随着国内的稳定，自上世纪60年代起韩国的经济逐步进入现代化建设时期，但伴随着的还有来自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价值观念的大量涌入，社会努力向产业化、城市化发展，人民则力求向个人主义发展，各种变化迅速而多样。由于多种社会形态同时存在，矛盾重重，由此许多现代社会的病态现象也频频出现。整个社会的道德失范和信任危机，甚至优良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