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lmarks of Cancer中文版.新一代癌症的标志

新一代癌症的标志
1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瑞士实验癌症研究所：道格拉斯·哈纳汉（Douglas Hanahan ）1，2，*，罗伯特·温伯
格（Rober Weinberg）3，*（瑞士洛桑CH-1015）
2加州大学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院（美国旧金山CA 94158，）
3路德维希/麻省理工学院分子肿瘤学中心怀特黑德研究所的生物医学研究所，麻省理工学院生物系（美国
剑桥镇，MA02142）
*通讯方式：dh@epfl.dh（D.H）,weinberg@（R.A.W）
分类号: 10.1016/j.cell.2011.02.013
在人类肿瘤的多级发展过程形成的六个生物功能构成了癌症的特征。

这些特征为分析复杂的肿瘤性疾病提供了一个组织原则。

这六个特征包括：持久的增殖信号；对生长抵制基因的逃避；细胞死亡受阻；寿命无限；血管发生；激活浸润和转移。

基因组的不稳定构成了这些特征的基因，基因的不稳定还造成了基因的多样化，基因的多样化又加速了它们特征的获取和炎症的出现，从而形成一系列特征性功能。

最近十年来，概念的发展又为肿瘤增加了两个新特性——重构能量的代谢和避免免疫破坏。

除癌特征外，肿瘤还表现出另外一方面的复杂性：它们包含一系列吸引来的，看起来貌似正常的细胞，这些细胞通过营造“肿瘤微环境”从而使其获得了肿瘤特征。

人类癌症治疗途径的发展将会受到这些概念的广泛应用意识的影响。

引言
笔者曾经总共提出癌症的六个标志，这些思路为理解肿瘤性疾病的逻辑框架提供了一个组织原则（Hanahan and Weinberg, 2000）。

在笔者的讨论中暗含了这样的观点，随着正常细胞逐步发展到肿瘤状态，这些细胞就会获得一系列的标志性功能，初期的癌细胞获得这些功能能够导致它们形成肿瘤并最终恶化，这样人类肿瘤病理的多级进程可能就可以得到合理化的解释。

笔者注意到，作为一个辅助的观点，即肿瘤不仅仅是狭义上癌细胞在数量上的增长。

相反，它们是由多种明显不同类型细胞类型构成的复杂组织，各种不同细胞类型之间存在异型的相互影响。

笔者所描述的吸引来的正常细胞构成了肿瘤相关的间质，它们作为肿瘤形成积极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例如，这些间质细胞会导致肿瘤的发展和某些特性功能的表达。

在随后的十年里，这种概念深入人心并有所发展，揭示了肿瘤生物学的特征，即不再是简单地理解为癌细胞在数量上的增殖，而是围绕着“肿瘤微环境”导致肿瘤的发生进行理解。

这种观点之后，在成果不凡的癌症研究过程中，新的发展已经阐明并修改了关于标志性功能的原始表述。

不过除此之外，还有其它的研究还提出了一些问题和强调了一些机械的概念，而这些概念并不是笔者最初详细标志性特征的构成部分。

在这些进展的推动下，笔者再次回顾了原始的特性，认为新的特性应该考虑进去，并且详细论述了它们的功能以及由于吸引间质细胞而促进了肿瘤的生物学形成。

标志性功——概念的发展
癌症的六个特征——显著的和补充的功能确保它的生长和转移散布——能够为理解癌症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图表1；可下载版本的数据描述可以看补充的信息）。

在这篇综述的第一部分，笔者在2000年的文章中总结了每个特征的要点，接下来是过去数十年间理解癌症机制概念进展的插图（通过斜杠体标题分开）。

其次的部分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进展，扩大了这些概念的范围，依次描述了获得这六种特性功能的两个关键促进因素，这两个新出现的特性功能即构成基础和肿瘤微环境之间的信号沟通对于癌症的形成至关重要，最后笔者又探讨了这些概念在医疗上的前沿应用。

持续的增殖信号
毫无疑问，癌细胞最基本的特点就包括它持久且长期的增殖能力。

正常的组织能够精确地控制促生长信号的生成和释放，这些信号能够指导细胞的增殖-分化周期的开始和进程。

从而维持了细胞数量的平衡，进而保证了正常组织的结构和功能。

癌细胞干扰了这些信号，自主控制细胞的成长。

启动信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附着于细胞表面受体的生长因子运输的，通常还包括细胞内的酪氨酸激酶域。

后者能够通过分枝的信号路径持续地发出信号，这些信号路径能够通过细胞周期和细胞生长（也就是所谓的细胞体积增大）来调控整个进程；这信号还常常影响到细胞的其它生物功能，例如细胞的生存和能量的新陈代谢。

很显然，正常组织内精确的识别和增殖信号的来源在十年前很难搞懂，现在还是如此。

此外，人们对于有机分裂信号释放的机制还知之甚少。

那些在组织内部控制细胞数量和位置的生长因子信号从一个细胞传递到相邻细胞是一种短暂空间的调控类型，例如旁分泌信号很难过实验获得，基于这种现实，从某种程度上说，理解这些机制还是比较困难的。

此外，生长因子的生物利用是被细胞周围的空间和细胞外基质的消除作用而得到调控的，调控还受到一个复杂网络的影响，这个网络由蛋白酶，硫酸酯酶以及其它能够释放和激活它们酶构成，很明显，这是一种高度特异的局部作用方式。

相比之下，癌细胞内的有丝分裂信号还比较好理解一些（Lemmon and Schlessinger, 2010; Witsch et al.,2010; Hynes and MacDonald, 2009; Perona, 2006 ）。

癌细胞可以获得持续增殖信号的特性，有两种可能的方式：癌细胞本身或许可以产生生长因子受体，可以通过同源受体的表达而得到应答，从而引起自体增殖刺激。

还有就是，在支持肿瘤有关的间质中，癌细胞可能发出信号刺激正常的细胞，而正常的细胞则会反馈各种生长因子（Cheng et al.,
2008; Bhowmick et al.,2004）。

癌细胞表面的受体蛋白水平
的提升能够导致受体信号的
失调，从而使这种细胞对于
数量有限的配体生长信号产
生高反应性。

受体分子结构的改变也会造成同样的结果，这会使配体依赖的开启更为便利。

信号通路组件的基本激活能够开启这些受体的下游区，这个就造成了生长因子依赖，并回避了配体刺激介导的受体通路。

考虑到许多明显的下游信号路径是由配体刺激的受体发出的，例如Ras信号传感器的应答，大概就是一个由激活受体传导调控的亚型。

体细胞突变激活另外的下游通路
对于癌细胞基因组的高通量DNA测序揭示了某些人类肿瘤的体细胞突变，这预示了活化的生长因子受体通常能够引发信号回路的基本活化。

因此，我们了解到目前40%的人类黑素瘤含有的激活突变能够影响B-Raf蛋白，使基本的信号通过Raf 到丝裂原活化蛋白（MAP）激酶途径（Davies and Samuels 2010）。

与之相似，PI3-K催化亚型的亚型在一系列肿瘤类型中都能检测出，它们是用来高度激活PI3-K的信号回路，包括关键的Akt/PKB信号转导蛋白（Jiangand Liu,2009; Yuanand Cantley, 2 008）,，生长因子受体发出多种途径相互影响方面，活化上游（受体）对下游（转导蛋白）的信号作用仍不清楚。

增殖信号弱化机制的负反馈失灵
最近的研究结果突显了负反馈回路的重要作用，正常情况下它的作用是用于弱化各种类型的信号，进而确保细胞内回路的信号流量的平衡（Wer tz and Dixit, 2010; Cabrita and Christofori, 2008; Amit et al.,2007;Mosessonetal.,2008）。

这些负反馈机制的缺点就在于能够强化增殖信号。

这种类型的调节原型包括Ras癌蛋白，Ras的致癌效应并不是源自于其本身信号能力的高度活化；相反，是致癌突变影响了Ras基因，弱化了Ras GTP酶活性，这个调节本质上是一个负反馈调节机制，正常发问下能够确保活化的信号传递是暂时的。

图表1. 癌症的特征
这张图表涵盖了笔者最初于2000提出的关于癌症的六个标志性功能的观点。

在过去的十年里，人们对于这个六个特征的理解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相似的负反馈机制活动存在于多个增殖信号
回路中的节点处。

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PTEN磷酸酶，它能够通过降解PIP3而达到拮抗PI3K的效果。

PTEN功能缺失的突变会放大PI3K的信号，并且在多种癌症实验模型中促进肿瘤的生成；在人类肿瘤中，PTEN的表达通常是通过启动子甲基化实现的（Jiang and Liu,2009;Yuanand Cantley, 2008）。

不过另外一个例子涉及的是mTOR激酶，这是一个细胞生长和新陈代谢的协调者，它位于PI3路径的上下游。

在某些癌细胞内的回路中，mTOR的活化是通过负反馈而实现了对PI3K信号的抑制。

因此，在这种癌细胞内，当mTOR在药理学水平上被抑制（例如纳巴霉素）时，相关的负反馈的失效就会提高PI3K和它效应子Akt/PKB的活性，从而会纯化mTOR抑制引起的抗增殖效应（Sudarsanam and Johnson, 2010; O’Reilly et al., 2006）。

在人类癌细胞中很有可能将会证明广泛存在着受抑制
的负反馈链，其作为一种重要的方式，使细胞实现独立增殖。

此外，有丝分裂靶向药物适应性抵抗的进展将会从这种自我信号衰弱的失灵中获益。

过强增殖信号能够引起细胞衰老
早些时候对于癌基因作用的研究促成了这样
的一个思路，即这些基因和信号持续不断的表达证明，其蛋白产物能够加快癌细胞的增殖速度，进而导致肿瘤的生长。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让这个思路受到质疑，由RAS，MYC和RAF等癌蛋白信号过度的增强会引起细胞的抑制，尤其是在诱导细胞衰老和/或死亡方面，更是如此（Collado and Se rrano, 2010; Evan and d’Adda di Fagagna, 2009; Lowe et al., 2004）。

例如，表达出高水平的Ras癌蛋白的培养细胞有可能能够进入非增殖但是可存
活的衰老状态；与之相反，表达出低水平Ras癌蛋白的细胞有可能避免衰老而进行增殖。

细胞形态学上的衰老的特征包括增大的细胞质，缺乏增殖标志以及表达衰老诱导的β-半乳糖酶，在经过特定设计的过度表达某些癌基因的小白鼠组织中，这样的细胞大量存在（Collado and Ser rano, 2010; Evan and d’Adda di Fagagna, 2009），还有，在一些人类黑素瘤病例中也普遍存在这些细胞（Mooi and Peeper, 2006）。

这些表面上相互矛盾反应看起来反映了内在的细胞防御机制，这种机制是为了消除那些细胞经历过度表达某些类型信号。

相应地，癌细胞内致癌信号的相对密度或许能够在最大刺激有丝分裂和避免抗增殖机制之间寻
求一种平衡。

或者就是，一些癌细胞通过阻断衰老或细胞诱导死亡的回路而适应高水平的致癌信号。

除了诱导和持续正性刺激生长信号的标志性能力外，癌细胞必定能够避开那些强烈的调节程序，即弱化细胞的增殖作用；许多这样的调节程序依赖于肿瘤抑制基因的作用。

目前已经发现了众多肿瘤抑制基因，它们在各种路径上活动，用以限制细胞的生长和增殖，这些基因都是在它们以各种方式在动物或人类癌症进行特异性抑制的过程中发现的；许多这样的基因已经通过小白鼠的功能激活/失活实验确定为真正的肿瘤抑制基因。

两种典型的肿瘤抑制基因能够编码RB（视网膜母细胞相关）和TP53蛋白；它们在两个关键的互补细胞调节通路中起着中央控制节点的作用，调控细胞的增殖或者激活细胞的衰老和凋亡程序。

RB蛋白整合来自于细胞内外的不同信号，并相应地决定细胞是否继续进入细胞的生长和分裂周期（Burkhart and Sage, 2008; Deshpande et al., 200 5; Sherr and McCormick, 2002）。

癌细胞存在功能性RB通路缺陷，因此缺乏了细胞周期进程关键性的守卫，它的缺乏能够导致的持续增殖。

然而大部分来自于细胞外的生长抑制信号都是由RB进行转导的，TP53接受来自于细胞内部运转系统功能的压制和异常的感受器输入信号，如果基因组遭受过度损害，或者说核苷酸库水平，生长启动信号，乳糖或氧化水平处于最不佳的状态，TP53将会阻断细胞的周期进程，直至恢复正常化。

还有一种可能情况是，当接受到无法恢复正常情况的警告信号时，TP 53就会引发细胞的凋亡。

值得一提的是，激活TP5 3的反应是复杂的，并且高度依赖于环境，也同样依赖于细胞类型，并且还会随着细胞压制和基因组的损害的变化而变化。

虽然两种经典的增殖抑制物——TP53和RB——在调节细胞增殖方面有重要的作用，然而各种证据却表明它们各自作为一个更大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些部分却是与功能冗余有关。

例如，嵌合体小白鼠全身普遍都具有Rb基因缺陷的细胞，不过令人吃惊的是并没有发现异常的增殖现象，虽然RB功能的缺乏会促使这些细胞和它们的传代细胞开启细胞的分化周期；一些Rb基因缺陷的细胞株将会发展成为肿瘤。

同时还发现这些嵌合体小白鼠体内缺乏Rb的细胞能够参与到相对正常的组织形态；晚期的垂体是唯一观察到肿瘤的组织（Lipi nski and Jacks, 1999）。

同样，TP53缺陷的小白鼠发展正常，表现出大量正常的细胞和组织稳定性，而在生命的末期则发育异常，表现成白血病和肉瘤（Ghebranious and Donehower,1998）。

这两个例子
必能说明导致缺乏这些关键性增殖抑制基因的细胞持续不正常复制的抑制和冗余启动机制。

接触抑制机制和肿瘤的逃避
40年来的研究已经证明，以二维形式的培养中密集的正常细胞群形成了细胞与细胞的接触，产生了对进一步细胞增殖的抑制，产生了汇合的单层细胞。

重要的是，这种“接触抑制”在各种培养的癌细胞中被消除了，这意味着接触抑制是一种体内替代的启动机制，该机制用于确保正常组织的稳定并在致癌过程中被破坏的。

直到最近，生长控制的机制基础还不明确。

不过现在，接触抑制的机制开始显示迹象。

其中一个机制包括NF2基因的产物，该产物一直作为肿瘤的抑制基因，因为它的缺失会引发一种人类神经纤维瘤。

细胞质的NF2基因的产物是Me rlin蛋白，它通过将细胞表面粘附分子（如E-cadhe rin）与跨膜酪氨酸激酶（如EGF受体）相互耦联而形成接触抑制。

Merlin蛋白以这种方式强化了钙粘蛋白介导的细胞与细胞间的粘附性。

还有Merlin 蛋白通过孤立生长因子受体而削弱它们有效发射丝裂原信号的能力（Curto et al., 2007; Okada et al., 2005）。

第二种接触抑制的机制包括LKB1表皮极性蛋白，它们可以组织表皮结构并帮助维持组织完整性。

以LKB1蛋白为例，当组织中Myc癌基因有序上调，具备稳定的上皮结构时，LKB1能够拮抗M yc癌基因的促有丝分裂效应；相反，当LKB1的表达处于抑制状态时，表皮完整性变得不稳定，对M yc诱导的转化将会变得敏感（Partanen et al., 2009; Hezel and Bardeesy, 2008）。

LKB1同样已经被认定为是一个是肿瘤抑制因子，在某些人类肿瘤中缺失（Shaw, 2009），这或许能够反应出它的正常功能是作为异常增殖的抑制基因。

对于人类癌症中存在的两种接触介导的生长抑制因素的出现频率仍得观察；毫无疑问，其它的接触诱导障碍有待进一步的发现。

像这样已经清楚的机制，即能够细胞维持构建和保持组织结构复杂性的机制，能够作为对异常增殖信号的抑制和平衡的重要方式。

TGF-β通路的破坏能够导致恶性肿瘤
TGF-β以其抗增殖效应著称，目前癌细胞如何回避这些效应引起了人们更加仔细的研究，而不是简单地研究如何关闭这些信号回路。

（Ikushima and Miyazono, 2010; Massague , 2008; Bierie and M oses,2006）。

在很多晚期肿瘤中，TGF-β信号正从抑制细胞增殖的地方传向其它方向，用于激活一种称之为表皮间质转换（EMT）的程序，这使得肿瘤细胞具备高度恶性肿瘤的特征，接下来笔者将进一步阐述其中的细节。

抵制凋亡
在最近的20年中令人信服的功能性研究中，通过程序性细胞死亡作为癌症发展的一个自然屏障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Adamsand Cory,2007; Lo weetal.,2004: Evanand Littlewood,1998）。

癌细胞在形成肿瘤或者抗癌治疗过程中承受着生理压力，而抑制凋亡程序的信号回路的阐明揭开了在这种压力下，凋亡是如何触发的。

癌基因信号的增强导致了信号的失衡，这一点在凋亡诱导的压力中值得注意，就像更早提出的那样，DNA的操作与高度增殖有关。

还有其它的研究已经提示出，在成功发展为高度恶化和抵抗治疗的肿瘤中凋亡遭到了弱化。

凋亡机制是由上游调节子和下游效应子构成的（Adams and Cory,2007）。

调节子按顺序分成两个主要的回路，一个是接受和传递细胞外的死亡诱导信号（外部的凋亡程序的例子包括Fas配体/Fas 受体），另一个回路能够感受和整合各种源自细胞内部的信号（内在程序）。

每个回路最终都能够激活一个正常的潜在蛋白酶（分别为胱门蛋白酶8和9），从而能够开启一个级联蛋白消解反应，包括与凋亡实施阶段有关的效应子蛋白酶，在这个阶段中，细胞逐步分解，然后被它邻近的或者是专门的吞噬细胞作用后消失，内在凋亡程序在当前更广泛地作为癌症发病的屏障。

“凋亡触发”在调节子和效应子之间进行信号传递，它是由促凋亡和抗凋亡的Bcl-2家族成员调节蛋白之间的平衡控制的（Adams and Cory, 200 7）。

原型的Bcl-2以及与其最为密切的家族成员（B cl-x L, Bcl-w, Mcl-1, A1）都是凋亡抑制子，前者在更大的范围内通过联接两个前凋亡触发蛋白（Bax 和Bak）并对其起到抑制作用；后者则镶嵌于线粒体外膜。

当它们抗凋亡家族成员的抑制作用减弱时，Bax和Bak就会破坏线粒体外膜的完整性，从而造成前凋亡信号蛋白的释放，其中最为重要的蛋白就是细胞色素C。

释放的细胞色素C通过它们的蛋白水解活性而依次激活胱门蛋白酶级联反应，进而诱导与凋亡程序相关的多种细胞变异。

Bax和B ak与抗凋亡的Bcl-2样蛋白共用蛋白-蛋白相互作用域，即所谓的BH3基序，从而调控它们各种物理相互作用。

相关蛋白的亚类都包括单独的这样BH3基序，它们的活动都与感受各种细胞异常的感受器相对应；这些“单个BH3”的蛋白通过两种方式起作用，其一是干扰抗凋亡的Bcl-2蛋白，或者是直接刺激这个家庭的前凋亡成员（Adams and Cory, 2007; Willis and Adams, 2005）。

虽然触发凋亡的细胞条件还需要更加详尽地
列举出来，不过一些异常的感受器在肿瘤的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这一点已经得到认同（Adams a nd Cory, 2007; Lowe et al., 2004）。

最明显的是一个有关DNA损害的感受器，，它是通过TP53肿瘤抑制基因而起作用的（Junttila and Evan, 2009）；T P53通过上调Noxa和Puma这两个单个BH3的蛋白而诱导凋亡的，这是对于大量的DNA破坏和其它染色体异常的应答。

还有就是，不足的生长因子信号（如淋巴细胞的白细胞介素-3或上皮细胞胰岛素样的生长因子1/2数量的不充足）可能通过被称为Bim的单个BH3蛋白而诱导凋亡。

还有另外一个导致细胞死亡的条件涉及一些癌蛋白高度活化
的信号，例如Myc，它能够触发凋亡，除非被抗凋亡因子拮抗（Junttila and Evan, 2009; Lowe et a l., 2004）。

肿瘤细胞进化出一系列可以限制或回避凋亡
的机制。

最普遍的是的癌基因TP53功能的缺陷，这可以造成来自诱导凋亡回路重要的损害感受器
的缺失。

还有一种替代方式就是，通过提升抗凋亡调节子（Bcl-2,Bcl-xL）或者生存信号（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2）的表达水平，或者降低前凋亡因子（B ax, Bim, Puma）或缩短外部配体诱导的死亡途径，肿瘤也可以实现这样的结果。

抗凋亡机制的多样性或许能够反映癌细胞株在恶化过程中遇到的凋亡
信号是多样化的。

在最近的十年里，凋亡机制和程序结构以及癌细胞逃避凋亡作用的方法引起广泛关注。

最为显著的概念进步包括一些其它形式的细胞死亡，这些进一步拓宽了作为抑癌屏障的“程序化细胞死亡”的范围。

自噬调节肿瘤细胞的生死
自噬与凋亡类似，是一种重要的细胞生理反应，正常情况下反应性很低，在细胞中处于低水平状态，不过在某些细胞压力下，能够被强烈地诱导，最为明显的压力就是营养缺乏（Levine and Kroem er, 2008; Mizushima, 2007），自噬程序能够破坏如核糖体和线粒体这样的细胞器，使分解代谢产物用于循环，进而用于生物合成和能量代谢。

作为这个程序的一部分，在降解时，被称作是自噬体的胞内囊泡包裹着细胞器进而与溶酶体混合。

产生的低分子量的代谢产物就以这样方式支持了癌细胞在压
力和营养缺乏的环境中生存。

自噬机制与凋亡机制类似，有调节子和效应子两个组成部分（Levine and Kroemer, 2008; Mizus hima, 2007）。

后者是一种调节自噬体形式并将其传送到溶酶的蛋白质。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的研究提示出在控制自噬，凋亡和细胞稳态调节回路之间存在相互联系。

例如生存信号刺激会包括PI3激酶，AKT和mTOR激酶的信号途径，能够阻止凋亡，同样也能抑制自噬；当生存信号不足时，PI3K信号途径会有所减弱，同时还伴随着自噬或凋亡的减少（Levine and Kroemer, 2008; Sinha and Levine,2 008; Mathew et al., 2007）。

这两种程序的另外一种联系存在于Beclin-1蛋白中，遗传学研究已经表明，该蛋白是诱导自噬所必需的。

（Levine and Kroemer, 2008; Sinha and L evine, 2008; Mizushima, 2007）。

Beclin-1蛋白是单个BH3凋亡调节蛋白家族成员，它的BH3域与Bc l-2/Bcl-xL蛋白结合。

与压力感受器相耦联的BH3蛋白能够从Bcl-2/Bcl-xL替换下Beclin-1，而释放的Beclin-1能触发自噬，很大程度上就像它们能够释放Bax，Bax进而触发凋亡。

因此，压力转导的BH3蛋白（例如Bid 、Bad、Puma等）可以根据细胞的生理状态诱导凋亡或自噬。

带有失活的Beclin-1等位基因或某些其它自噬机制成分显示小鼠对癌症的易感性增加。

（White a nd DiPaola, 2009: Levine and Kroemer, 2008）。

这些结果显示了自噬的诱导可以作为一个癌症的屏障，它的作用或许是独立地，或者说与凋亡相关。

同样，自噬也可以看作是肿瘤发展过程中需要克服的障碍（White and DiPaola, 2009）。

或许比较矛盾的一点是，营养缺乏，放疗和某些细胞毒素药物能够提升自噬水平，这看起来对于癌细胞是一种细胞保护，只是对癌细胞造成损伤，而不是在这些压力诱导条件下增强杀伤力（White and DiPaola, 2009; Apel et al., 2009; Amaravadi and Thompson, 2007; Mathew et al., 2007）。

另外，处于严重抑制下的癌细胞可以通过自噬而缩小，进入一个可逆的休眠状态（White and DiPaol a, 2009; Lu et al., 2008）。

在一些治疗晚期肿瘤的强效抗肿瘤药的使用过程中，这种生存应答或许能够使一些肿瘤继续存活并且再次生长。

自噬与TGF - β信号比较类似，后者在肿瘤生长的早期能够起到抑制作用，而在肿瘤后期会起到促进作用，因此自噬看起来对肿瘤细胞有着拮抗和促进双重作用（Apel et al., 2009; White and DiPaola, 2009）。

未来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包括阐明遗传学和细胞生理状态，这二者用于控制自噬在何时导致癌细胞的生存或死亡。

坏死具有促进炎症和肿瘤的潜能
与凋亡形成对照的是，凋亡中死亡的细胞变成一个几乎不可见的死体，并且立即被周围的细胞所吸收，而坏死细胞则会肿胀，破裂，释放出它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