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京派文学

沈从文与“京派”文学

[教学重点]

1．了解京派形成的文化背景。掌握京派与现实保持距离及偏于古典审美的倾向，肯定其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掌握京派的共性特征及主要作家。

2．从沈从文的写作心理、姿态，看其作品的特色与得失。理解构成湘西文学世界的题材、人性描写、人生形式想象等基本的元素，掌握像沈从文这样对现代化和都市文明持批判态度的作家的观照价值。

3．了解沈从文研究在历史上的不同情况。

这是关于一个作家和一个流派的研究。可以从两个侧面来理解。一是对于“京派”的理解，由此来体会沈从文的地位；二是通过沈从文的创作来理解京派的特点。

本章具体把握以下问题：

1、京派形成的背景

2、京派的审美特征、共性特点√

3、京派的代表作家√

4、沈从文的创作生平

5、沈从文的写作心理和写作姿态√

6、沈从文小说的题材、人性描写、人生形式等特征√

7、沈从文小说的价值判断√

8、沈从文研究概貌

关于“京派”和“海派”。

对于京派和海派的问题，在过去大专阶段的学习中，较少涉及，因此，全面掌握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参考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有关内容。

1．京派的形成

这里所说的京派，既不是后来人们所称的京味小说（——京派可以说是“乡土文学”传统的继承者。他们对儿时乡土生活的怀念，是形成他们创作具有田园牧歌风格和抒情小说特征的主要原因，并因此与“京味”小说划开了界线。——）也就是说，京派一般指文学流派，而京味指的是一种文学风格。京派与京味无关，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文学概念。

前面我们曾说到，京派的作家大多是“乡土文学”传统的继承者。也就是说，他们同20年代的“乡土文学”作家一样，虽然生活在都市（如北京），但他们的创作内容却与生活的城市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主要以家乡生活背景为主。比如，废名主要写家乡湖北黄梅的生活，沈从文则以家乡湘西生活为题材，芦焚也主要描写家乡河南的题材，后来被称为“京派的最后一位传人”的汪曾祺，也是主要以家乡江苏高邮的人和事为题材。惟一特殊的是萧乾，他的《梦之谷》等作品多以北京为背景，但是，这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北京人，北京也就是他的家乡，而且，他的作品仍然是以“童年视角”为出发点的，在本质上与“乡土文学”和其他的京派作品并无相悖之处。因此，在京派的作品中，一般是读不到京味的，即使是萧乾的作品也不以京味为特点。老舍是京味小说的鼻祖，但他不是京派的作家。

关于京味的特点，可以参见教材第四讲“老舍创作的视点与‘京味’”。）同时，京派也不是一种单纯的地域性的概念。

京派是指新文学中心南移到上海以后，三十年代继续在北平活动的作家群所形成的一个特定的文学流派。是指30年代活跃在北平和天津等北方城市的自由主义作家群。

京派的自由主义作家，我的理解应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自由主义作家这个概念是从西方引进的，带有明显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观念；而中国京派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则又表现为超脱政治、超越于现实政治的意味。

京派的成员大致有三部分人组成：

一是二十年代末期语丝派分化后留下的偏重讲性灵、趣味的作家，如周作人、废名（冯文炳）、俞平伯等；

二是“文学研究会”未曾南下的成员和新月社留下的或与《新月》月刊有较密切联系的作家，如梁实秋、凌叔华、沈从文等；在30年代，中国的文化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后，北京守旧的文化氛围和上海新潮的商业氛围和激进的革命氛围，对这两个地方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无论是他们的学术观点，还是私人关系，都与新月派十分接近。

三是清华、北大、燕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校的教授学者，包括一部分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如朱光潜、何其芳、李健吾、萧乾、李广田等人。他们对文学（创作）的态度成为他们与海派作家主要分歧。虽然没有正式的组织和宣言，但他们大都集中于林徽因、朱光潜组织的两大文学沙龙。以文学沙龙为依托，正是文学流派形成的主要原因。著名的“新月派”就是以“聚餐会”的形式形成“流派”的。

这些成员的思想艺术倾向并不完全一致，但在30年代前半期，他们在文学事业上有共同的趋向和主张，在创作上也有共同的审美理想和追求，因而形成了若干重要的鲜明的艺术特色。

京派的主要阵地有：《骆驼草》（废名、冯至编辑，1931年创刊）

《大公报·文艺副刊》（沈从文编辑，1933年接编）

《水星》（卞之琳、沈从文、李健吾编辑，1934年10月编辑）

《文学杂志》（朱光潜编辑，1937年5月）沈从文、凌叔华、胡也频等都曾被看成是《现代评论》培养出来的作家。以一个或几个刊物为依托，也是文学流派形成的主要原因。

京派和海派的论争是由沈从文首先发动的。早在《论中国创作小说》中，沈从文就指出了海派作家“一切趣味的俯就，使中国新的文学，与为时稍前低级趣味的海派文学，有了许多混淆的机会，因此……创作的精神，是逐渐堕落了的”。1933年10月，沈从文在他刚刚主持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指责海派作家的商业化现象——“玩票白相精神”“说他们是在上海赋闲”，“赋闲则每礼拜必有谈话会之类”，他们以“放浪不羁为洒脱”，“以终日闲谈为高雅”，不事创作而专重广告，带有奚落的意味。同时也批评了浮薄的风气，提出“假若我们对中国文学还怀着一份希望，我觉得最需要的就是文学态度的改变”。

于是，就有上海的苏汶站出来，在《现代》杂志上发表《文人在上海》，为海派作家辩护。

左翼作家在当时的这场论争中是局外人，但不少作家也以局外人身份写了一些文章，对京派和海派进行剖析，鲁迅写过《“京派”和“海派”》（《且介亭杂文二集》）和《“京派”与“海派”》（《花边文学》），两个作品一字之差，其中都这样一段著名的文字：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

可以说，对于文学的消费性和商业化倾向的批评无疑是京派和海派论争的重要的、也是最明显的标志。也就是说，争论的焦点是上海文学。其实，作为3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中心，上海文学具有极其丰富和复杂的局面，左翼文学作为主潮，鸳鸯蝴蝶派属于旧派，而属于海派层面的作家，多带有商埠文化意识，他们多写恋爱题材，两性题材，如张资平大写三角恋爱。所以广义的海派，是指所有的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派别，主要有三个流派：一是左翼文学，二是新感觉派文学，三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而“鸳鸯蝴蝶派”当时也有新旧两派之分，旧鸳鸯蝴蝶派主要以一直致力于通俗文学创作的周瘦鹃、张恨水为代表，而新鸳鸯蝴蝶派则以原来的新文学作家张资平、叶灵凤为代表。也有人把后来于40年代崛起的张爱玲作为新鸳鸯蝴蝶派的后起之秀，即海派的新代表。

而狭义的海派，则主要指鸳鸯蝴蝶派。也有人将具有典型都市文学特征的新感觉派视为典型的海派，而将左翼文学与此相区别。

沈从文在《文学者的态度》等文章中所说的海派，实际上使用的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强调的是文学创作者对文学创作的态度；而鲁迅在《“京派”与“海派”》等文章中所说的海派，则是使用的狭义概念，强调的是文学创作者对政治和社会的态度。因此，沈从文与鲁迅所说的“海派”并不是同一个概念。

关于论争的情况，我们可以自己参阅相关的资料，但这个地方应该注意到论争并没有涉及具体的文学问题，但是却使人重新注意了中国南北之间的文化差异，京派和海派主要是有所聚地域不同文化氛围所造的，并不是指作者本籍所言；不同的文化环境，造就着不同的文学精神。这一点可以参见教材P112、113。2．京派形成的文化背景

了解京派形成的文化背景的关键，在于了解当时文化中心地位的转移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我们已经知道，京派产生于30年代，这时“五四”的高潮已经过去，中国文化和政治的中心都已经转移到了上海，留在北京等地的作家便处于一个“文化边缘”的地位。这种地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成为文化边缘的北京虽然比较沉闷，但北京毕竟是文化古都，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特别是在经过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之后，浓重的文化氛围为那些志趣相投的作家重新集结创造了很好的条件。第二，处于文化边缘的北京，远离时代的中心，加上这里的作家大多生活在大学的校园里，较少沾染上商业和党别的味道，所以，比较容易形成一种平和、恬静的创作心态。此外，这些知名高校里的著名学者教授，大多拥有雍容高贵的气质，喜尚扎实稳健的文风，因此，在对时代和社会的态度上也大多趋于保守。第三，在文化边缘中能够甘于寂寞继续坚持创作的作家，大多是真正有志于文学事业的人，特别看重文学的独立价值，对于那些在文学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