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理学先驱、大教育家胡瑗

北宋理学先驱、大教育家胡瑗

来源：如皋之子网

出如皋城南行5公里，有村庄名胡家庄，这里在中国历史上曾出了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北宋理学先驱、大教育家胡瑗。他是我国继孔子之后为中国教育史增添光辉的名贤，曾被明朝皇帝封为“先儒胡子”，其教育思想至今仍熠熠生辉。

胡瑗的出生及其潜心苦读精神

胡瑗，字翼之，因祖居陕西安定堡，世称“安定先生”。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端明殿学士蔡襄所撰《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志》①云：“胡氏世居长安，询为唐兵部尚书。其孙韬因乱留蜀，为伪蜀陵州刺史，蜀平归京师终卫尉卿，于君为曾祖。(韬)生泰州司冠参军，讳修己，卒葬海陵(时如皋属泰州海陵)。司寇生宁海节度推官讳讷，赠太子中允，博学善属文”。胡瑗即是他父亲胡讷任宁海节度推官时，于宋淳化四年(993)农历四月初八，出生于如皋城南胡家庄的。欧阳修所撰《胡安定墓表》：“先生讳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为京兆(即陕西安定堡)人，后为泰州如皋人”。

胡瑗的家庭虽然世代为官，但都为官清正，其父任宁海节度推官时，“审鞠刑狱，公正廉明，至贫无以自给”。胡瑗“幼承庭训，故常能刻苦自励”。他7岁就能作文，13岁就能读通儒家的经典——五经，被乡人誉为“必成大器”的奇才。

胡瑗20岁时，怀抱雄图大计，北上名岳泰山，与晋州孙复、兖州石介在泰山南麓栖贞观，同窗攻读。他们在幽静的深山里，潜心钻研儒家经典，攻苦食淡，有时终夜不寝。胡瑗更是“十年不归，每得家书，见有平安二字，即投涧不阅，深恐分心”。至今泰山南麓胡瑗的“投书涧”仍在，并立有石碑，上书：“胡安定公投书处?明万历六年二月泰山立”。

白衣而为天下师的光辉人生

胡瑗在泰山苦读10年出山时，已是博通古今，满腹经纶。但他没有去应科举，他发觉隋唐以来，“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这就造成“经世之学萎缩，粉饰虚张，暗移国本”。他乃首创“明体达用”教育宗旨，回家乡往来吴中(今江苏大江南北)执教，一时名声大噪，士人倾慕，学子景仰。

宋景祐元年(1034)，已届中年的胡瑗，在苏州讲授儒典，得到苏州知事范仲淹的赏识和敬重，向朝廷奏准设立苏州郡学，聘胡瑗为首席教授，并把他的儿子纯佑、纯仁也送来拜胡瑗为师。胡瑗以“使诚明者达，昏愚者励，而顽傲者革”为宗旨，“倡明教化，奖掖英才”。苏州郡学由是名扬海内，被各地郡学奉为楷模。景祐三年，宋仁宗“诏天下深达钟律者更定雅乐”，范仲淹推荐胡瑗入京。

胡瑗以平民身份，受宋仁宗召对崇政殿，特授秘书省校书郎。其时钟律已失传多年，胡瑗写成《景祐乐府奏议》，并亲自制造了一套钟磬。

康定元年(1040)，西夏侵犯北宋边界，范仲淹受命经略陕西，推荐胡瑗为陕西丹州军事推官。史载：“先生在丹州，实与帅府事”。实际是参与范仲淹帅府的事。他建议“更陈法，治兵器，开废地为营田，募士人为兵，给钱供自市劲马，渐以代东兵任战者”。为保卫边疆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还从“治国平天下”的高度，写成《武学规矩》一书，建议国家大兴武学，训练士兵，强调讲《论语》，使知忠孝仁义之道;讲《孙》《吴》，使知制胜御敌之术，充分体现了他的报国之心。同年调任山东密州观察推官。次年，因父亲去世，辞官回如皋奔丧。

庆历二年(1042)，胡瑗已50岁，他接受范仲淹同年好友腾宗谅的聘请，去浙江任湖州州学教授。这时已进入中期的宋王朝，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朝野上下又不注重经术实学，朝廷仅凭文章取士。青年学子为了追求功名利禄，一心琢磨浮华辞藻，鄙薄儒家的仁义礼乐，世风日下，胡瑗忧心如焚，提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本者在学校”。主张用“明体达用”之学传授学生，以培养“明体达用”的人才。并创立“分斋教学”法。黄宗羲所纂《宋元学案》，首篇就列的《胡瑗学案》，写道：“其教人之法，科条纤悉具备，立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者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冠，堰水以利田，算律以明数是也。且文武兼资、通才与专才兼顾。”他的这种教学主张与方法，得到当时有识之士的拥护，远道来学者常有数百人。”

这时在朝廷任副宰相、与胡瑗有同样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范仲淹，上书宋仁宗，主张改革时弊，励精图治。提出：“夫善治国者莫善育才，育才之方莫善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宋仁宗又同时得到胡瑗在湖州办学成功的奏章，于是于庆历四年下诏各州县兴学，在京城设太学。同时派官员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为太学法，著为令”。史称“庆历兴学”。

皇祐四年(1052)，胡瑗奉调京城官拜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并主持太学。这时的胡瑗已饮誉天下，各地学子冠盖云集，联袂而至，多至太学容不下，朝廷只得扩充附近的军营作学舍。胡瑗将这些学子“依类分别群居进行讲习”，为国家培养出许多栋梁之才，如长于《春秋》的孙觉、精研《周易》的倪天隐、理学大师程颐、词赋大家王观、治水专家刘彝等。欧阳修所撰《胡先生墓表》称：“礼部贡举，岁所得士，先生子弟十常居四五”。

嘉祐元年(1056)十二月，胡瑗64岁，晋升为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成为皇太子的老师，并继续掌管太学。嘉祐四年冬，因病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南归。史籍记载，胡瑗告老还乡时，朝廷官员和太学学生送出京城东门，有的直送到百里之外，“弟子袒帐，百里不绝”。

同年夏，一代宗师胡瑗病殁于杭州其长子志康任所，终年67岁。谥文昭。

胡瑗一生著作颇丰，现存的经学著作有门人编录的《春秋口义》5卷，《周易口义》12卷，《洪范口义》2卷，《论语说》8卷，《春秋说》9卷，《学政条约》1卷;音乐理论著作有《皇祐新乐图记》3卷。散佚的经学著作有《尚书全解》28卷，《春秋要义》30卷，《中庸义》1卷，《资圣集》15卷，《吉凶书仪》2卷;音乐理论著作有《景祐乐府奏议》、《皇祐乐府奏议》各1卷;武学著作有《武学规矩》1卷。

历史评价及其影响

胡瑗一生的人格风范，成就业绩，不仅受到北宋王朝的充分肯定和北宋学子、学者的倾心敬仰，而且受到后世历代人们的钦佩。

宋神宗《御题胡安定先生》赞曰：“先生之道，得孔孟之宗。先生之教，行苏湖之中。师运而尊，如泰山特屹于诸峰。法严而信，如四时迭运于无穷，辟居太学，动四方欣慕不远千里而翕从。召入天章，辅先帝日侍启沃万言而纳忠。经义治事，从适士用。议礼定乐，以迪联躬。敦尚本实，还隆古之淳风。倡明正道，开来学之颛蒙。载瞻载仰，谁不思公?诚斯文之模范，为后世之钦崇!”

宋代的许多名贤如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蔡襄、米芾、司马光、王安石、朱熹、文天祥等，或为之作像赞，或为之写墓志、墓表，称颂他为“苏湖领袖”、“东南模范”、“三吴木铎之鼻祖”、“百代帝师之功臣”、“自秦汉以来，师道之立未有过瑗者”。王安石《书赠胡翼之》更曰：“孔孟去世远矣，信其圣且贤者，质诸书焉耳。翼之先生与予并时，非若之远也。”把胡瑗与孔孟置于同等的地位。

至明嘉靖九年(1530)，明世宗下诏，尊胡瑗为“先儒胡子”，“从祀孔庙”，至今山东曲阜孔庙内，“先儒胡子瑗之位”的牌子，仍与韩愈、朱熹等先儒牌位排列在一起。

胡瑗与孙复、石介在历史上还有“宋初三先生”、“理学三先生”之称。理学又名宋学，是宋代儒家的哲学思想。汉儒治经侧重名物训诂，宋儒则多以阐释义理，故名理学。胡瑗坚持朴素的唯物论，反对唯心论，认为“命者禀之于天，性者命之在我”，开宋儒性命之学的先声。以传统的儒学伦理为核心，大胆质疑，自立新解，开宋代义理易学之宗。全面阐述性、命、天、人、政、教的内在关系，形成具有个性特色的性命学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清人全望祖撰的《宋元学案》称：“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文中所指“安定泰山”，因宋初胡瑗讲学于南方称南派，孙复、石介讲学于北方称北派，亦称泰山派。“程、朱二先生”，是指程颐、朱熹。其中程颐是胡瑗的学生，朱熹是程颐的学生。现代编的《辞海》所载“理学”条目，虽承认胡瑗、孙复、石介有“宋初三先生”、“理学三学生”之称，但又说：“其实理学的创始人为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兄弟(颢、颐)，至朱熹始集其成。”而把胡瑗、孙复、石介完全置于理学之外。胡瑗在如皋的后裔传至今已35世，其大门楹联历代相传都是写的“乡贤世泽，理学家声”，或“苏湖世泽，理学家声”。笔者曾在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有幸看到1933年编写的《江苏省志稿》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