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的解构翻译理论初探_黄汉平

学术研究 2004年第6期

・文　学　语言学・

德里达的解构翻译理论初探

◎黄汉平

[摘　要]德里达通过“延异”这一富有意味的书写活动和解构策略,对一切传统的翻译理论和实践提出挑战。翻译即“延异”,它不可能有任何种类的确定性和单义性意义。翻译作为一种书写策略,它在抹擦去原有文本的基础上提供另一个书写文本,解构和重构在书写中分离,又在书写中相遇。任何翻译都是一种播撒、增补、嫁接和重写,它是一场没有终极的“自由游戏”。德里达的翻译理论有其深刻的启示意义也有其局限性。

[关键词]德里达　翻译　延异　解构　书写

[作者简介]黄汉平,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副教授,广东　广州,510505。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4)06-0115-04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翻译理论,是德里达哲学话语的一个重要事件,但并没有引起中国德里达研究者以及翻译界的足够重视。

1967年,德里达一连推出《声音与现象》(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文字书写学》(De la Grammatologie)和《书写与差异》(L’écriture et la Difference),从而奠定了他作为解构主义一代宗师的地位。在这三大名著中,德里达从不同层面上阐发了“延异”的奇特内涵。1968年1月27日,德里达又专门作了题为《论延异》(De la Différance)的长篇演讲。此后,“延异”几乎成为德里达解构哲学的关键词或代名词。然而,德里达在演讲或著述中一再声称:“延异既非一个词语也非一个概念”。①的确,“延异”作为德里达生造出来的“新词”,它拒绝传统符号学意义上的任何解释。“延异”作为德里达的一种解构策略和书写活动,它首先要担当的一个重任就是颠覆西方根深蒂固的“在场的形而上学”(meta2 physics of presence)或“逻各斯中心论”(logo2centrism)以及传统的语义学系统。德里达发现,西方形而上学把存在看作是绝对的,认为所有的实体都有它们的起源和中心,而语言符号与现实具有明确对应的关系,透过语言符号即可看到真实。在这一点上,德里达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那里获得了解构的灵感:每一个符号与它所表示的事物之间的关系都是任意的,这种任意性就意味着符号没有一个固定的位置,符号系统是没有特殊对应物的系统。符号内部既不存在统一性,也不存在中心性,它不存在明确的、固定的和单一的意义。那种认为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几乎可以同时产生、而所指优于能指的观点,在德里达看来也是错误的,因为能指不再与它们自身以外的实体或事物有关联,能指涉及的只是其它能指,它不能指向自身之外。简言之,假如符号具有任何意义,人们也只能从其它符号中去寻找。决定一个能指的意义不需要有一个所指,决定它意义的是无边无际的其它一系列能指。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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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将永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标识“在场”之无限“延异”。

如果说德里达的解构翻译理论有一个“源头”的话,那毫无疑问是从他的“延异”说中“派生”出来的。它不仅涉及到语言翻译中的不可译性问题,同时也拆解了翻译中由来已久的“原文(作者)/译文(译者)”的二元划分模式,从而颠覆了把“忠实”(其实质是“原文至上”)作为翻译的首要标准这一传统观念。

一

德里达由“延异”切入语言翻译问题,他的探索是从“后现代哲学”的非理性主义立场出发,把诸如认识论上的问题看作与阴魂不散的“在场的形而上学”有着深层的同谋关系。德里达一贯所坚持的———并且通过各种文本手段进行论证的———就是书写不可能有任何种类的确定性和单义性意义,翻译即“延异”,因为在把文本从一种语言翻译成为另一种语言之前,这个问题就已经存在。“正是由于原始文本永远都是不可译的,所以翻译是不可能的”。②当然,翻译之不可能并非一定意味着翻译之不可为。德里达的翻译理论是在他的解构阅读和书写实践中形成的,它显示了翻译过程在每一个文本中的“延异”运作,这是一种广义的翻译观。

《文字书写学》的英译者斯皮瓦克(G 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在《译序》中指出:“德里达的词汇总是流动的”。③的确,德里达的书写总是贯穿着一束若隐若现的“延异”链。“延异”作为一种意指关系的运动,它不指向符号链以外的观念,而只表示符号之间的横向关系。因此,它可以用德里达文字书写学中的其它任何策略性词汇替换,譬如“播撒”(dissemination)、“增补”(supplément)、“印迹”(trace)或“嫁接”(graft)等,这些关键性的词汇实际上隐含着德里达独特的翻译思想。

“播撒”揭示出所有书写(包括翻译)的一种内在力量。文字的播撒就是书写。“播撒把自己置于开放的‘延异’链中,……播撒产生了许多不确定的语义效果,它既不追溯某种原始的在场,也不神往将来的在场,它标识着……生生不息的多样性”。④播撒作为一种解构运作,它使文本的消解永远持续下去,并使其成为必要。它展现出文本的解体、异质性及多重性,它是文本的文本性———“每一个”文本都表明自己是不完全的。每一个对原有文本的新的解读或翻译都证实了原有文本的不完全性和不稳定性,因为这证明了它可以派生出多重可选择的解读、误读或误译。在德里达看来,作为“延异”的翻译与传统的作为阐释的翻译是不同的,因为后者错误地假定可以对文本中隐蔽的、然而却是在场的意义进行还原和再现。翻译不可能是忠实地模仿或再现原有文本的印迹和意义,它意味着要改掉原有文本而重新书写另一个文本,这是一个解构和重构的过程,传统翻译观念中的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区别和界限消失了,它们在书写中分离,又在书写中相遇。

翻译的过程同时也是增补的过程。增补通常也译作“补充”。事实上,supplément在法文中兼具补缺、额外添加和替代等多重含义,有论者指出,德里达这种supplément逻辑与传统二元对立的逻辑大异其趣,实际上贯穿了后结构主义对翻译问题的思考,并且引述了芭芭拉・约翰逊(Bar2 bara Johnson)对此所作的详尽解释:说A是B 的supplément,意思包括A是B的附加、补缺、替代;A毁了B的纯真;A是B得以恢复的必要前提,也是B因而丧失的途径:A对B构成威胁,也是B的解救良药等等十五六种关系。⑤在德里达看来,翻译首先要做的是解构文本,仔细地再解释其间各种重重叠叠的“印迹”,也就是要注意所谓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由于任何文本都不再是已完成的全部书写,一个文本是由各种区分组成的网络,是由各印迹组成的结构,这个网络和结构无止境地与其它有各种区分的印迹发生关联,翻译的过程也就需要无休止地追踪印迹、抹擦印迹,在书写的“延异”链上播撒、嫁接、重写和增补等,标识一种不可还原和不确定的意义多样性。翻译作为一种书写策略成为一场没有终极的自由游戏。

二

德里达有两篇重要论文《柏拉图的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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