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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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教育学院班级:一零级公共事业管理班姓名:孙鹏飞学号:1011034036 浅谈中国古代教育管理中王安石的人才系统对当前高等教育的启示
论文摘要:人才是强国之本,而教育则是人才之本,教育不仅关系着受教育者本身,更关乎着一个国家的未来。

应该说,没有一个合理教育制度的国度是不可能在当今世界上立足的。

王安石的人才理论虽然在当时并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但今天当我们再次细细翻读时、就会发现他耀眼的光芒。

关键词:王安石、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教育、启示
教育问题说到底是一个人才问题。

王安石从变法图强的政治需要出发,以一个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的广阔视野,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提出了陶冶人才的系统理论,它包括以下四个环节。

(一)“教之之道”所谓“教之之道”,既是人才的教育培养问题。

王安石认为应该做到以下三点:第一,从中央到地方普遍设立学校,并严格淘选学官。

第二,教学内容以“实用”为准则,凡是对国家有实际用处的知识,“则无不在于学”;反之,凡是对国家没有实际用处的内容,则一律“不教也”。

第三,以造就有实际才能的治国人才为培养目标。

王安石的这些主张是指导他从事教育改革的理论基础,在“熙宁兴学”中得到了实现。

(二)“养之之道”所谓的“养之之道”,即是人才的管理问题。

王安石提出三条具体措施。

第一,“饶之以财”,就是各级官吏应该有较高的俸禄,“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

第二,“约之以礼”,就是明确规定各级官吏有关衣、食、住、行、用,以及婚丧、祭养的标准,以此来约束他们的行为,防止发生放荡、奢侈之事。

第三,“裁之以法”就是在上面两条的基础上,若有官吏仍违反法规,则依法严惩。

对于不帅教者,则“摒弃远方终身不齿”;对于不循礼者,则处以“流杀之法”。

(三)“取之之道”所谓“取之之道”,即是人才选拔问题。

王安石提出三点主张。

第一,选拔人才应该自下而上推荐。

“必于乡党,必于庠序,使众人推其所谓贤能,出之以告于上而察之”。

第二,对于推荐上来确是贤能者,则应根据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授予相应的官职。

第三,考察人才不能偏听偏信,而应察其言,观其行,试之以事。

“欲审知其德,问以行;欲审知其才,问以言。

得其言行,则试之以事。

”在王安石看来在实际工作中进行考察,是最重要的。

因此,他说:“所谓察之者,试之以事是也。


(四)“任之以道”所谓“任之以道”,即是人才的使用问题。

王安石的思想主要有两点。

其一,“任其所宜”。

由于各人的专长不一,德行之高下,才能之大小不同,因此,使用人才时应该做到用其所长,任其所宜。

“知农者以为后稷,知工者以为共工。

其厚德而才高者以为之长,德薄而才下者以为之佐属”。

其二,“久其任”,即任职要相对稳定。

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使“上狃习而知其事,下服驯而安其教,贤者则其功可以至于成,不肖者则其罪可以至于著”。

王安石认为,上述四个环节是相互联系的,只要在某一个环节上出了问题,就会整个的影响人才的成长,而当时北宋在这四个环节上都存在着严重的弊病,因此,人才之不足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夫教之、养之、
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则足以败乱天下之才人,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则在位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于不可胜数,而草野闾巷之间,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

”王安石的人才理论,其目的虽然是为了挽救北宋王朝的危机,维护其封建统治,然而,他能够从“教”“养”“取”“任”四个方面,来综合考察人才问题,这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实不多见,表明了他的远见卓识。

同时,他所提出的一些具体主张,其中不少含有合理因素反映了人才成长的共同规律,至今对我们有一定启发。

以下是我对王安石的人才理论几点浅显的看法:一、“教之之道”①王安石主张人性无所谓善恶,反对孔孟的“天命论”和“天才论”,重视后天习染和教育的作用。

他在传世之作《伤仲永》中阐明了这一观点:方仲永从小聪慧,但至二十岁左右却与常人无异,根源在于后天未得到相应教育训练。

王安石重视教育尤其重视学校教育,认为学校教育是培养人才的主要途径。

对北宋当时的教育状况严厉批判,提出了系列教育改革措施。

第一,广设学校,建立武学、律学和医学。

提倡文武兼备,适应社会需求创办中央专科学校培养专门人才。

第二,整顿太学制度,扩大太学招生规模,创立“三合法”主张“取士皆在于学校”,希望通过“三舍法”解决学校教育和科举取士的矛盾。

所谓“三舍法”,就是按照学生程度分为三级:初人太学的为“外舍”,学生二千人;“外舍”学生优秀者升入“内舍”,学生三百人;“内舍”学生优秀者升入“上舍”,学生一百人。

每月考试他们所学习的东西,递次上升。

第三,整顿师资更新教材。

在各州县设置教育管理机构,专门负责管理学校教育;重视教师的选择和培养,颁布教师考核法。

这无疑为培养优秀的学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②王安石要求坚持“经世实务”的办学指导思想,教学内容以“实用”为准则,凡是对国家有实际用处的知识,“则无不在于学”;反之,凡是对国家没有实际用处的内容,则一律“不教也”。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当代的教育,当代教育提倡学生的全面发展,设立众多学科,并把此类科目统统与学生综合素质联系在一起,学生为了实现自身所谓的“全面发展”,所以必须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涉猎尽可能多的书籍,因此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学生难以在某一科目上有深入研究。

即俗语所讲“样样都通、样样稀松”。

更加让人觉得可笑的是有些知识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立足”之地。

知识本来就应该是为人所用的,一旦知识发挥不了它们应有的作用,大脑就会自动对其进行删除处理,这样的知识也就无所谓是知识了,也正如我们思修老师所言“恶法非法”。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我们周围有太多这样或者那样用的很少亦或是根本用不上的知识了。

远的不说,就拿我们正在学习VB程序设计来讲,我们今年一年所学完全是最基本的,基本到就相当于小学的一加一等于二一样,连老师都说我们将来如果不从事这一方面的专业研究,这些东西根本用不上,但是为了我们那“畸形的学分”,同学又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去“研究”,对于我们这种没有半点基础的同学而言,学习这门课的难度可想而知,而且为了赶课时进度,服从学校统一安排,几乎所有课程都以差不多同样的速度向前齐头并进。

记得在瑶湖论坛看到过这样的一个帖子描述我们现今的大学学习生活:“我们在大学一个月被灌输的知识,其实比在中学一学期还要多”。

因此当我第一次读到王安石有关知识选择的方面的文字时、内心便唤起了深刻的共鸣,不错我们需要实现全面发展,这个社会需要各方面都出众的人才。

但这里应该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先要有一技之长。

学精某一项技术后,掌握了谋生的本领后再去追求自身的全面发展。

二、“养之之道”王安石不赞同儒家的人性论及佛老的禁欲主义,认为生命形体是人性的基础,人性与形体不可分割。

保形必须养性,保形才能尽性,所以人的物质欲求是合理的。

基于这种主张,他提出了养才的具体措施:第一,“饶之以财”,即给予官吏物质上的保证,如此才能使官吏专心尽责,尽心养性。

第二,“约之以礼”,即用规章制度规范官吏的行为,约束其过度欲望。

第三,“裁之以法”,即以法去恶并警示其他官吏。

现在很多地方也都在实行王老的这一理念,国外虽有高薪养廉比较成功的案例、但我表示我对王老的这一理论不能苟同,我认为如果在我们国家实行高薪养廉将会是重大的错误。

下面是我对这一问题浅显的分析:我认为“高薪养廉”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发展出来的一个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各种利益不受侵犯的管
理手段。

但“高薪养廉”的做法却又符合我们的现实生活基础。

这是因为我们与所有资本主义社会上生活的人们一样,靠工资生存。

在我们实行了市场经济之后,人们占有金钱的数量越多,所获得的生存满足水平就会越高。

人欲无边蛇吞象说明什么,说明人的生存需求是无限的,人是不可能获得满足的。

这山望着那山高,多少金钱也不足以满足个人利益。

如果有一个可以满足的数目就不会出现那么多资本家和贪污腐败分子,也就不会出现社会的不良现象和罪犯。

因此,为了防止国家执政机关发生腐败,靠提高薪金水平是完全错误的,尽管它符合我们现实生活的善意想法。

为了防止国家公务员出现腐败,靠提高薪金来杜绝,是我们看的国外资本主义生活资料太多了。

我认为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今依靠高薪养廉都是不稳固的。

这样做只会造成社会的更加不公。

王安石讲的,“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在我看来是合理因素,因为在现今社会只有严格的制度,无情的洗刷,坚决的清除,高质量无限制的选拔,才是保证公平最有效率的保障。

三、“取之之道”。

在选拔人才方面,王安石坚持言行一致,德才兼备的标准。

他批判已有的科举制和恩荫制,推崇古代的荐举制。

对于荐举制也有独到认识:首先要广泛听取众人对被推举者的意见,然后从各方面进行考察,最后根据品德和才能的高低进行政事安排,并在实践中检验是否合格。

他还倡导要坚持博询众庶,试之以事的取才之道,广泛听取众人意见,做到不偏听偏信,在实践中检验人的才能和德性,做到不错用滥用。

博询众庶,试之以事不仅是王安石的取才之道,还是官员升贬的根本标准。

此选拔和检验人才的标准和方法对于我国构建良性人才选拔任用机制,进而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

很欣慰的是这种选拔人才的思想而今已日趋科学化、规范化。

公开招考、公推公选、公推直选等干部选用方式正被普遍采用,越来越多成绩突出、作风扎实、群众认可的干部被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除此之外,还明确规定了干部的试用期,以检验干部的真实水平。

正如王安石所言:“所谓察之者,试之以事是也。

”因此我认为在我国教育体制中很有必要渗透这一管理任用理念。

四、“任之之道”。

这是王安石对人才的使用问题提出的创新思想,主要体现在“任其所宜”和“久其任”上。

任其所宜要求在使用人才时,做到用其所长,根据专业需求合理选才。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如今部分地方相关岗位招录时,由于过于限制专业等因素,致使达不到开考比例甚或常有爆冷门现象。

其实,在招录招考时,如果对相关专业“网开一面”,往往更利于人才的选拔和使用。

“久其任”,即任职要相对稳定。

这种观点,有助于克服少数干部只重“显绩”而忽视“潜绩”的浮躁心理,可以使“贤者则其功可以至于成,不肖者则其罪可以至于著”。

当今,少数干部视“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为为官之要,这是官僚主义作祟使然。

大量事实证明,“显绩”一般都是以牺牲全面发展、长远发展为代价的。

而王安石“久其任”的观点,正是克服少数干部在短期内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的一副“良药”。

王安石清楚意识到使人才各尽其能的极端重要性,坚持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任用之道。

这一用人观现实意义深远,因为从古至今,量才录用、以才论职是用人的关键所在。

坚持王安石的任才之道,有利于个人专长的发挥和工作积极性的调动,可极大促进工作效率的提高。

王安石用人不疑的观点也颇有现实价值,只有任人以信,方能使人效之,否则任用与被任用双方猜疑内耗,形不成合力,对个人和社会将造成很大损失。

参考文献:《关于王安石的改革思想及现实价值刍议》
《浅议王安石的人才观》
,《中国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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