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学术成就和自学成才

钱穆的学术成就和自学成才
今年是我国当代国学大师钱穆诞生110 周年。

钱穆先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六月初九（7月30日）出生于无锡县七房桥村（今鸿声镇）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里。

7 岁入私塾读书。

10 岁就读于荡口果育（今鸿模）小学，13 岁考入常州中学后转学南京钟英中学。

1911年17岁因病辍学。

1912年18岁起先后在三兼小学、鸿模学校、无锡县第四高等小学、泰伯第一初级小学、后宅初小、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执教。

1922 年28 岁起任厦门集美学校、江苏省立无锡第三师范学校、苏州中学国文教师。

1930年36岁起从事高等教育，先后任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北京大学史学系副教授、西南联大教授、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华西大学教授、昆明五华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江南大学文学院长。

1949年55 岁赴香港，创办亚洲文商学院后改名新亚书院任院长。

1967年73 岁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后改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班班主任兼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获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美国耶鲁大学名誉人文学博士。

1990年8月30日辞世，享年96 岁。

学术成就
钱穆先生著作等身，遗著有71种，1000 多万字，涉及到史学领域的多个方面，正如清华大学刘桂生教授在他辞世后敬送的挽联中所评述：
由诸子入经学转史学据理学兼文学子学达经学明史学信理学诚文学雅心物而得精博一是代不数人。

爱民族及文化望复兴求流一盼富强思虑深大义明乡情重识见卓忧心切知行一贯阴阳两济世多后生。

钱穆对我国国学作出了重大贡献，学术界尊之为“当代鸿儒”、“一代儒
宗”“国学界泰斗”。

其“成就之大，在国内无出其右”。

早在20 岁，他在梅村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学校执教时，就在课余时间撰写了《论语文解》一书。

后由商务印书馆印行。

而他的处女作《论民国今后之外交政策》，应上海《东方杂志》征文于一年前发表并获得了三等奖。

随后他又将阅读浙江官书局刊行的《墨子》一书的批注汇集为《墨经语暗解》陆续发表于上海《时事新报》。

后来他在任无锡师范国文教师时，将他自学和教学《论语》、《孟子》过程中的心得，撰写成《论语要略》、《孟子要略》两书。

《论语要略》对孔子“仁”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诠释，《孟子要略》对孟子的“性善”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两书均被上海商务印书馆收入《四书释义》中。

钱穆在无锡师范时教授《国学概论》，到苏州中学时又开设这一课程，他将讲义整理后集成《国学概论》一书印行。

这部书阐述了自春秋至民国初年各个时代我国学术思想的主要态势。

使读者特别是青年人对我国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能有大体的了解。

因而印行后即被全国各中学作为教材。

之后，他应商务印书馆的约请为《万有之库》撰写《墨子》、《王守仁》两书并在深研先秦各个学派的基础上，写成了《先秦诸子系年》一书。

此书上自孔子，下至李斯，由史证子，考订年世，将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条分缕析进行了论述，对当时学术界一些人的疑古思想不啻是当头棒喝。

著作问世后，声誉鹊起，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专程来访。

清末，康有为为了给他的变法说新制造舆论和出于今文学派的偏见，抛出了《新学伪经考》的论文，提出先秦的许多经书是由汉代刘歆伪造出来的。

钱穆对此早有反感。

他在深入钻研大量典籍的基础上，撰写了《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原题为《刘向刘歆王莽年谱》）对康有为的错误论断一一进行了指正，论证严密，廓清了刘歆编造群经的说法。

《自序》发表于1930年3月南京《史学杂志》2 卷1 期，全文刊载于《燕京学报》第7 期，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

钱穆由此知名。

钱穆在厦门集美学校任教时就通读了《船山遗书》和明清多位思想家的论著，对清代以来学术界轻宋学甚至反宋学的做法和近代的西化思潮深为不满，酝酿写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于北大教学时完成书稿，商务印书馆于1937年5 月出版印行。

这是钱穆的又一部巨著，指出明清思想源自于宋学，论述了自晚明以来诸大思想家的学术思想。

钱穆在北大曾讲授中国通史，抗战爆发后在西南联大又开设这一课程。

在此基础
上他将课程讲义整理写成《国史大纲》，这部50 万字的煌煌巨著于1940 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

经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为大学教材。

此书叙述了自虞夏至民国初年的我国历史，简论了各个历史时代的“世运兴衰”和“人物贤奸”是先生史学的代表作。

尔后，钱穆的研究触角深入到国学的诸多方面，有历史地理，思想、文化，政治、佛学等等，撰写了多部著作。

1949年，钱穆旅居香港，创建了旨在“人文主义教育”沟“通世界东西文化” 的新亚书院。

教学之余，学著不辍。

18年中，出版著作20 余种。

1967年起，钱穆寓居台北。

用4 年时间完成了早在1964年就撰写的《朱子新学案》这一晚年的代表性巨著。

钱穆推崇“朱子为孔子以后儒学之集大成者，其与四部之学皆有关涉。

又曰魏晋以下，儒释道三家之相争，乃由朱子而融合归一，以下八百年，述朱反朱，亦莫不以朱子为中心。

明乎朱子之学，则先秦以下中国学士关键，胥莫外于此矣”。

《钱穆学术通义序》。

这部100 万字的著作，是我国理学研究的重大成果。

钱穆在台北除完成《朱子新学案》这一巨著外，继续对我国历史、文化、思想、人生、宗教等进行研究，印行成书30 余种。

钱穆一生致力于我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对我国历史学、文化学的探研和阐发，他对我国历史有着深厚的民族情感，这一情感是从他“对国家民族之一腔热血中来”，也是他对我国历史长年的积累与探研中来，正如他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史学》一文中说：“中国人读历史，则附随着一番对于其自己
民族生命之甚深情感。

历史积累愈深，民族情感愈厚。

钱穆认为，历史乃是人生之记载。

因此，他对太史公在《史记》中开创的列侍体这一史法十分推崇。

他在《张晓峰中华五千年史序》中读到：“史之本质虽在事，而事之主动则在人。

历史记载人事，而人为事主，无人亦何来有事。

”“事非一日之事，亦非一人之事，史事成于群业⋯⋯故列侍一体，实为史书中之最进步最完备，而又得历史之真情实义者。

”
钱穆在史法上重列传体的同时，十分重视史料，他认为：“无史料，使人又何凭而著史⋯⋯盖史料之最大价值，即能保存历史之真相。

”（钱穆《张海峰中华五千年史序》）。

为此他在治史时十分严谨，对于历史上的人和事，都要在搜集、阅读、研究了诸多史料后方始落笔。

钱穆在治史时强调史义即历史的功能作用。

他指出：“故史学在中国，乃成为一种鉴往知来经世致用之大学问”。

（钱穆《张海峰中华五千年史序》）“史学家责任，正贵在此现实人生之治乱兴亡荣枯否泰之不断变动中，指点出此番人生大道理”（钱穆：《中华文化传统中之史学》）。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与历史是一种共生体。

钱穆曾说过，文化即历史，历史即文化。

因此，他在研究历史、论述历史的同时，总要论及文化。

在《国史大纲》的引论中，他就提出了历史文化主义的民族观和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观。

在后来的较长岁月里，他曾致力于文化的研究与论述。

先后出版了《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精神》、《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历史与文化论丛》、《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等多部著作。

直到辞世前，还写下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绝笔文章。

钱穆的文化观与他的历史观一样，认为中国的文化精神“重在人，不在事，而尤更重在人之心。

惟人心乃人事之主，而人心有此两大别，自然心与文化心，小我心与大群心”。

他所说的自然心也即是小我心；文化心则是大群心，也即是人所称的“君子心”或“道心”。

钱穆认为“人类有自然心，饮食男女，亦如禽兽，易得满足”。

这种心态在生活要求极低的原始时代并不为害，但到了“人类大群文化之复杂社会而此心仍不渐渐滋暗长，自私自利无限发展，对大群则无利有害，而且永不得到满足。

于是转对当前现实人生感淡漠，感厌倦，感空虚。

” 钱穆认为，人类的“大群心”如“发而为仁义礼智之恻隐心，耻辱心，崇敬的辞让心，是非心⋯⋯人类之生命由此扩大，由此延长。

”钱穆是以儒家思想来看待人类之心的，他所说的“仁义礼智”大“群心”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公”心。

人人要把小我融入到大我之中，世道自然会太平，国家自然会昌盛。

钱穆的这种文化观和他的历史观是一致的，他说：“中国人之历史观，亦即是一
种人心观与天命观，亦可说是一种教育观与修养观。

因人心既同然，即人道有常然。

只观于前世往迹，便可为后人鉴戒。

使人各自保持同然之心以达于可达之天命，此即中国人一种理想的文化观，亦即道德观”。

（以上引文均引自钱穆《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史学》）。

钱穆用这种文化观也即是历史观来看待历史，结论是，社会上有着小我心的小人当道将要出现否世、乱世，大群心的君子当道则出现泰世、盛世。

钱穆认为中华传统之文化精神在于大群心之道，即使小人当道于一时，历史转入歧途，但文化之生机是不会断的，必有维持这一文化命脉的君子出面力挽既倒之狂澜。

钱穆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归宿处即其核心是天人合一，这一思想在他辞世之前得到了升华。

他在绝笔《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中指出：“中国传统之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即能注意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

并且他预见这一天人合一的文化观今后将成为“世界文化之归趋”，将对世界人类未来生存作出贡献。

他的这一预见是有其科学性的，人类愈来愈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性，认识到违背自然，对自然无限制地予求予夺则必然要遭到自然的惩罚。

自学成才
钱穆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连高中都没有毕业，完全靠自己刻苦学习，成为学富五车的国学大师。

他在《致孙女钱婉约》的信中说：“我未能进大学，
十八岁即在乡村教书，亦没有先生问，但总算读了不少书，知道得许多学问”。

钱穆出生于书香世家，自小就受到父兄勤奋学习的感染熏陶。

幼小时就喜爱读书，父亲为他长兄讲授五经时，他总是静静地在一旁听讲，并常常翻阅家中的藏书。

7 岁入塾读书时，每天能识字七八十个，并能从字形上揣摩字义。

八、九岁时已能阅读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并能进行背诵。

后来还将书中的一些人物，如关羽、张飞等进行评点，写成文章。

10 岁入鸿模小学读书时，又受到了名师华山的教导，因其作文优秀，华山老师奖给他蒋百里的日译本《修学篇》以资鼓励。

此书记述多位世界名人自学成才的故事，钱穆从中受到很大的启发，学习更加勤奋。

13 岁考入常州中学堂后，受到了史地老师、著名史学家吕思勉的赏识，悉心对他指导。

曾在他的一份考卷上破例地写下了长长的批语，教导钱穆要研究历史必须先在学问的各方面打下扎实的基础，有
了基本功，才能一步一个脚印进入史学的殿堂。

学问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

鼓励钱穆择定目标，持久不懈地努力下去。

吕思勉的批语，钱穆终生不忘。

他在中学读书时常常挑灯夜读。

遍及唐宋八大家文以及《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等。

钱穆18 岁在中学因病辍学，后在乡村小学任教。

自知读书无望，决心走自学道路，利用一切课余时间，研读各类古代文献，通读严复所译西书。

吃饭、如厕、乘船、坐车⋯⋯手捧一卷，早起晚睡，寒暑不辍。

他仿效曾国藩的读书方法，对于重要典籍必自首至尾，反复阅读直至能够背诵方始罢手。

后来，他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乃至双目失明后引用古籍时往往不加思索更不用进行翻查就能信口道来，信笔写来。

钱穆小时家中藏书即多，家居荡口后，荡口华氏为一书香世族，鸿模校长华绎之有藏书楼，钱穆后又兼任泰伯图书馆馆长。

钱穆读书可谓左右逢源，如鱼入水。

后至中学高校任教后，学校藏书，加上他购买了大量书籍，读书环境越来越好，时间越来越多，钱穆读书越来越加勤奋，知识越来越发广博。

钱穆平时也好，在抗日战争中颠沛流离也好，除了教学，从未间断过读书和著作。

在他由古稀进入耄耋之年，因患目疾而视力不济，仍孜孜兀兀，犹如壮年，著述达30 余种。

在他84 岁后双目渐渐失明，依然写作不停，在夫人胡美琦女士帮助下，每日成稿千字左右。

于92 岁高龄时完成了60 余万字的《晚学盲言》，随后又集一批史学论文题名《中国史学发微》，并与夫人一起整理在香港新亚书院时的文稿。

题名《新亚遗铎》。

于辞世前一年交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