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宋辽夏金元史研究综述

二十世纪宋辽夏金元史研究综述

来源：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作者：吴晓萍

宋史研究概况

新中国的宋史研究在近代一批开拓者如张荫麟、蒙文通、陈乐素、钱穆、邓广铭、张家驹、聂崇岐、朱希祖等的基础上，宋史研究有一定的成绩但与其它

断代史研究相比，还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文革后，宋史研究成就很大，新人辈出，论文和专著众多，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发展。在宋史研究领域前辈专家的

成就功不可没。

邓广铭先生早在30年代就发表有关宋史的论文，涉及内容广泛，对很多重大课题，都作了开拓性的、精深的研究。其重要论文已编入《邓广铭学术论著自

选集》，专著和点校古籍有《陈龙川传》、《韩世忠年谱》、《岳飞传》(增订本)、《辛弃疾(稼轩)传》、《稼轩词编年笺注》、《稼轩诗文抄存》、《王安石——

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校点增订《陈亮集》、校点《涑水记闻》(与张希清合作)，还有对《宋史》职官志、刑法志的考证等。

蒙文通先生自30年代就先后发表了《论北宋变法与南宋和战》、《从〈采石瓜洲毙亮记〉认识到宋代野史中的新闻报道》、《从宋朝的商税和城市看中国

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等文，编入《蒙文通文集》中。

陈乐素先生早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发表论文有《宋徽宗谋燕云之失败》、《三朝北盟会编考》、《徐梦莘考》、《主客户对称与北宋户部的户口统计》、《宋

史艺文志考证》等多篇论文，其论著已编入他的《求是集》。

张家驹先生从30年代开始发表宋史研究的论文，有《宋代分路考》，并著有《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赵匡胤传》、《沈括》等专著。何竹淇编著有《岳飞抗金史略》和《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戴裔煊著有《宋代钞盐制度研究》，华山有《宋史论集》对宋代客户等问题有专门研究。程应镠著有《司马光

新传》，其论文编入他的《流金集》；徐规有《陈傅良之宽民力说》和《李涛年表》。李埏著有《〈水浒传〉中所反映的庄园和矛盾》等，他重点研究货币等经

济史。李涵著有《范仲淹传》(与刘经华合作)。关履权著有《两宋史论》、《宋

代广州的对外贸易》(增订本)。郦家驹著有《两宋时期土地所有权的转移》、《试论关于韩侂胄评价的若干问题》。王瑞明编有《文献通考研究》和著有《宋代政

治史概述》等。沈起炜著有《宋金战争史》、《文天祥》等。漆侠著有《王安石

变法》和《宋代经济史》(上、下)等，他的《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一文则是其思

想史的代表作。其大部分论文编入《求实集》和《知困集》。

从80年代宋史研究会成立以来，出版了不少论文集，如宋史研究会每召开一次会议就出版一本《宋史研究论文集》，先后共有八、九集之多。还有一些纪念

文集如：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纂的《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河北大学历史研究所编纂的《中日宋史研讨会中方论文选编》、《国际宋史研讨

会论文选集》、《宋史研究论丛》二辑，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庆祝邓广铭教授九

十华诞论文集》，河南大学的《宋史研究集》，中州书画社的《宋史论集》，杭

州大学历史系宋史研究室编纂的《宋史研究集刊》二集、《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

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岳飞研究》四辑，四川联合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编纂的《宋代文化研究》六辑和《国际宋代文化研究论文集》，暨南大学中国文

化古籍研究所编纂的《宋元文化史研究》、《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五集、《陈

乐素教授(九十)诞辰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历史系编纂的《纪念李埏教授从事学

术活动五十周年史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室的《宋

辽金论丛》二辑等，皆为宋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重要的断代史著作有邓广铭所撰《中国史纲要》的宋代部分。周宝珠、陈振、姚瀛艇等著《简明宋史》。何忠礼、徐吉军等的《南宋史稿》等。现就宋史

研究在各方面的成果作一些简单介绍。

(一)社会经济

除了漆侠的《宋代经济史》外，经济方面的论著还有：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吴晓亮和林

文勋主编的《宋代经济研究》是云南大学历史系宋代经济史研究的论文集。周宝

珠《宋代东京研究》；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

李春棠的《坊墙倒塌以后——宋代城市生活长卷》。在手工业方面有：柯昌基《宋代雇佣关系的初步探索》；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和《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

权衡度量》；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王菱菱专注于研究宋代的矿业，

发表了《宋代矿冶经营方式的变革和演进》等一系列论文。在商业方面有：姜锡

东《宋代商业信用研究》；林文勋《宋代四川商品经济史研究》；龙登高《宋代

东南市场研究》；刘秋根《中国典当制度史》；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刘森《宋金楮币史》；李埏、林文勋合著《宋金楮币史系年》；车迎新和胡国瑞、刘森主

编《宋代货币研究》；乔幼梅的《宋辽夏金经济史研究》不以宋史为限，涉及了

宋代的货币、高利贷等重要问题。在阶级和社会方面有：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张邦炜《婚姻与社会(宋代)》；吴松弟《北方移民和

南宋社会变迁》。汪圣铎《两宋财政史》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如此等等，还有

许多论著限于篇幅，在此不能一一列举。

近年来，关于“唐宋变革”或“唐宋转折”的说法较为流行，它是指中国历史在唐宋之际发生的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变革，在对这一转折性质的解释上，自

日本学者最早提出后，中外不同的史学流派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日本和美国学界

就长期倾向于认为在此阶段中国历史从中古转向了近世。最近，在摒弃传统的欧

洲中心论的基础上，美国学界在“唐宋变革”的研究上，不再假定唐宋变革是中

国走向欧洲式近代的一个转折，而更加重视思想文化变迁的历史影响。在“唐宋

变革”持续的时间范围上，学者们普遍认为在北宋和南宋之际发生过一次重要的

转折，奠定了此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格局。如刘子键在他的《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一书中就认为，北宋、南宋之际，中国文化从开放和具

有创新转向内敛与精细，逐渐失去了创造性，最终导致了近千年中国历史发展的

迟滞。美国学者关于唐宋变革时期的经济史的研究相对较少。而有关这方面的研

究在国内引起学者们的重视，漆侠《唐宋之际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及其对文化思

想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从唐中叶以来封建国家土地制度日益衰落，向土地私有制

转化；新的土地兼并势力代替了旧来的山东士族等老牌土地势力；封建租佃关系

占支配地位；两税法实施后封建国家与土地所有者(地主)、佃户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封建国家与土地所有者(自耕农诸阶层)之间的关系；唐宋之际土地关系

的变化对文化思想领域所产生的影响等六个方面论述了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对

于日美学者提出的“宋代农业革命”论，李伯重先生也撰文对此提出了质疑，并

从方法论方面对此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从经济成长方式看，宋代农业虽有若干重

要进步，但还未出现可以称之为“革命”的重大变化。

关于阶级、阶层和社会结构，也是近20年来宋史研究的较为热的话题。在此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概述》是较早论述这

一问题的文章。作者把宋朝的阶级结构大致分为：由乡村客户、下户和坊郭下户

组成的被统治阶级和由官户、乡村上户和坊郭上户组成的统治阶级。后又出版《宋朝阶级结构》一书，全面地论述宋朝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非主体阶级的构成及

各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生活状况。朱瑞熙则将宋代阶级构成分为地主阶级、农

民阶级、工匠和机户、家内服役者等。梁太济侧重从诸色户计和经济关系的角度，对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特点进行了分析。除了这些总体上的研究之外，宋朝社会

中各阶层，如官户、吏户、庶民地主、自耕农、客户、俾仆等均得到比较深入的

研究。

在宋代人口的研究中，户口统计数字由于较为复杂，曾引起学者们的长期争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研究》等又刊发了多篇论文，再次展开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宋代户籍是否统计女口；文献中的“丁”和“口”究竟指

什么人口；北宋末人口是否超过一亿。

穆朝庆的《两宋户籍制度问题》认为，宋代户口的统计对象是男口，其“不计女口”的原则，是户多丁少的主要原因。李宝柱的《宋代人口统计问题研究》、王育民《宋代户口稽疑》也持同样观点。吴松弟的《宋代户口的汇总发布

系统》则从户口汇总发布系统的角度出发，认为至今能见到的宋代户口数据，其

丁数或口数一般都指全体男性，而不是成丁数，只是这一平均数可能略低于实际

男性的数量，包含着一定的隐漏率而已，只有地方志的记载在某种情况下才有例外。

李德清的《宋代女口考辩》解释了乾德元年诏令中的“女口不预”，认为只是女口不计入丁数之内，而非不登户籍，“生齿毕录”才是宋代户口登录的原则。袁祖亮的《宋代户口之我见》认为，文献中的“口”“丁”是一回事，均包

括男女老幼在内的全部人口。宋代每户平均仅有二至三人。

何忠礼的《宋代户部人口统计问题的再探讨》和《宋代户部人口统计考察》认为，宋代人口统计的对象很不一致，所以就有不同的记载。但户部人口统计的对象只

是丁口，而不是男口，更不是男女总人口。文献中的“口”，多是“丁口”的简称。

由于户口问题的不同意见，故对北宋人口的估计就有不同，凡认为“口”数为男口或丁口者，多认为北宋末期人口已达1亿或1亿以上；而认为“口”数

为全部人口者，多认为北宋末期人口不可能多达1亿。王曾瑜的《宋代人口浅谈》、王通明的《“北宋人口一亿说”新考》、葛剑雄的《宋代人口新证》也分别从不

同的角度论证北宋末期人口已达1亿说。此外，在人口与经济关系方面，在区域

人口研究方面，在人口流动对社会生产发展的作用等等方面，学者们也都进行了

深入的探讨。

财政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再分配活动及其形成的分配关系。宋代就财政史而言，特点有三：宋代是传统历史中第一个开

始全面推行以两税法为标志的财产税的王朝；宋代正规军几乎全由招募的雇佣兵

所构成，军队的数量超过百万，这就使得国家军费开支规模远超过唐代；从唐代

到宋代国家财政管理机构的演变，形成朝省户部与地方财政使职并存的局面。这

三个方面，规定了此后六七百年间财政史的基本格局。宋代财政史是一个前人学

术研究较丰富的领域。1941年日本学者曾我部静雄的《宋代财政史》是有关宋代财政的第一部专著。中国学者中最有深度的研究则是戴裔煊的《宋代钞盐制度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宋代财政史的研究水平显著提高，80年代后期漆侠

的《宋代经济史》，特列专章讨论宋代的赋税、征榷、货币等制度，是其多年研

究积累的总结性著作。95年汪圣铎又出版《两宋财政史》，分别从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以及管理体系与设施等三方面，全面论述了两宋财政史。还有如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李华瑞的《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也是相关专题性的研究。这

些著作基本解决了宋代国家各种财税制度的具体内容，尤其是赋税和征榷两方面

最为关注。而地方性财政史的著作则有包伟民先生的《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一

书填补了空白。

在宋史研究中关于王安石变法运动是封建社会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大变法，九百年来，对于这场变法的评判，争论从未停息过，研究越深入，问题也越多。在20世纪50—60年代，史学界对王安石及其变法基本上持肯定态度，其经

典著作依据是列宁的“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70—80年代后关于王安石变法的研究得以摆脱这一模式。1980年王曾瑜在《中国社会科学》第三期发表《王安石变法简论》，以具体史实证明王安石变法存在许多不足。此后学者们

从王安石的经济思想、对商品经济的态度、其性格特征、新法各项措施实施效果

和影响以及变法同各派人物的矛盾冲突等不同角度进行探讨，研究愈益深入。90年代关于王安石变法的研究又掀起了一个高潮。对于变法的总体评价，争论较大。一种观点认为王安石变法客观上增加了农民的负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三冗”

问题，仅仅从流通领域进行了利益再分配，将权利收归中央，阻碍了商品经济的

发展，因此应基本否定。王曾瑜认为王安石关于经济财政改革的最初意图在于“富国”，在于聚敛，加重了人民负担，打击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王安石的军事

改革有加强剥削和镇压的双重作用，但强兵无方；在科举教育领域，以经义取士，加强儒家思想是垄断地位，将《三经新义》定为官方经学，所谓“一道德”是也。并认为王安石并未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相反，熙丰时期是北宋三次增税高潮和

四次阶级斗争高涨时期之一。顾全芳、汪圣铎、叶坦(著有《大变法》一书)等都

从不同的方面论证了变法的不成功一面。

宋史前辈学者邓广铭和漆侠先生则在20世纪80年代仍然坚持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的一贯立场。认为变法通过对官僚机构的整顿，军事上的改进和财政税

源的扩大，大大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强化了地主阶级专政，中小地主阶

层受益最大；变法抑兼并以发展生产为本，从而使百姓的生产、生活条件得以改善。邓广铭认为王安石以“三不足”为变法的精神支柱，在现实中贯彻“为天下

理财”的主张，发展了生产，扭转了积贫局势，王不愧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政治

改革家”。唐兆梅也高度赞扬了王安石的改革精神。

吴泰则认为变法本身具有复杂的性质，既有进步的一面，又有反动的一面。其反动性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如：行聚敛之术，企图恢复征兵制，行市易法，建

立官营垄断体系，以经义取士，禁锢思想自由等。其进步性表现在推动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发展，如：行农田水利法推动农业生产，以雇代役客观上顺应了当时人

身依附关系普遍松弛的历史潮流，推动了雇佣关系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如将变法

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加以考察，其进步性是主要的。

还有很多学者都参加了这场讨论，分别从各方面如从变法的主观动机与变法运动的实际轨迹加以考察；从变法的既定目标和实际实现；并具体地对变法的

各方面涉及到经济财政改革，兵制改革，教育科举改革，变法同各派人物关系的

考察等；并通过对变法失败原因的探讨来全面考察这场变法运动。

(二)政治、法制和军事

在宋代政治方面的研究张其凡和张邦炜等着力较多，在大量相关论文的基础上，张其凡著有《宋代政治探研》一书，对从太祖到真宗的政治有若干独到的

见解。张邦炜《宋代皇亲与政治》，纵论了宗室、后妃、外戚与宦官在宋朝政治

中的地位和作用。王安石变法及其此时的政治是一大研究热门，有关方面的成果

较多。有李华瑞、李晓等合撰的《中国改革通史·两宋卷》其论述的范围较广并且不以此次变法为限。其他有：季平《司马光新论》、罗家祥《北宋党争研究》、

叶坦《大变法》、王曾瑜《洛、蜀、朔党争辨》、胡昭曦和蔡东洲的《宋理宗、

宋度宗》等都在宋代政治方面有所论述。

在制度方面，朱瑞熙和张其凡所撰《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六卷，对宋朝政治制度做了全面的介绍。龚延明的《宋代官制辞典》和《宋史职官志补正》在

官制研究方面着力最深。此外陈振的《北宋前期的“中书”》、朱瑞熙的《关于

宋代的知制诰和翰林学士》等一系列论文，邓小南的《宋代文官制度选任诸层面》、杨果的《中国翰林制度研究》、贾玉英的《宋代监察制度》、苗书梅的《宋代官

员选任和管理制度》、刁忠民的《两宋御史中丞考》、虞云国的《宋代台谏制度

研究》等都是研究宋代官制的力作。在军制方面，王曾瑜的《宋朝兵制初探》是

研究宋代军制的一部专著。此外有：李昌宪的《宋代安抚使考》和《宋朝将兵驻

地考述》，游彪的《论宋代军队的剩员》、《宋代士兵逃亡法考述》等及程民生

的《略论宋代西北乡兵》等都是有关军事制度方面的著作和论文。

在科举制方面，张希清著有《中国科举考试制度》，何忠礼著有《宋史选举志补正》，龚延明著有《宋代及第进士之鉴别》，对宋代的科举制度有所论述。

在法制方面，由王云海、季怀银、朱瑞熙等撰写的《宋代司法制度》，是一部系统研究宋代司法的专著。郭东旭著有《宋代法制研究》和一系列论文，戴

建国也发表了《宋代的狱政制度》等一系列论文。朱绍候主编的《中国古代治安

制度史》宋代部分由程民生主笔。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宋代的治安思想、治安制度

和治安管理的情况。

在军事方面，有李裕民《宋太宗平北汉始末》属于宋初战争史的专题。大量关于军事方面的讨论主要在宋辽、宋金之间以及宋元战争。关于宋辽战争有王

煦华、金永高的《宋辽和战关系的几个问题》，吴晗的《陈图与宋辽战争》，还

有漆侠关于宋辽战争的一系列论文收在其论文集中；关于宋夏战争，有李涵的《范仲淹在御夏战争中的贡献》、曹松林《宋仁宗时期对夏战争的历史教训》等文章；关于宋金战争的有邓广铭关于这次战争及否认有朱仙镇一战的文章，收在其文集中。王曾瑜关于富平、和尚原和仙人关、岳飞北伐，绍兴末到隆兴初四次重要战

役的论文，对宋金战争着力最多。宋元战争成果较多，有胡昭曦、邹重华主编的《宋蒙(元)关系史》、陈世松的《蒙古定蜀史稿》、陈世松、匡裕彻、朱清泽、

李鹏贵的《宋元战争史》等著作。

(三)文化、教育和科技

姚瀛艇、王云海、周宝珠、程民生等合撰《宋代文化史》；陈植锷的《北宋文化史述论》；程民生《略论宋代地域文化》；刘复生《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和《走向心学之路—陆象山思想的足迹》；杨天

石《朱熹及其哲学》；陈来的《朱熹哲学研究》和《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潘富

恩的《程颢、程颐理学思想研究》；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宋

明理学史》上卷，《北宋哲学史》等。姚瀛艇、石训等合著的《中国宋代哲学》；姜国柱的《李觏思想研究》；李之鉴的《陆九渊哲学思想研究》；姜广辉的《理

学与中国文化》；蔡方鹿的《程颢程颐与中国文化》；方如金的《陈亮和南宋浙

东学派研究》；胡昭曦、刘复生、粟品孝合撰的《宋代蜀学研究》等等都是关于

宋代文化史的有特色之作。

宋学研究是宋史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它含盖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既要有关于儒家经典、诸子百家、佛经道臧等知识，还要有关于宋代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广博的知识。漆侠的《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一文具有指示的作用，代

表了宋学研究的一条新路。近年来学者们就宋学与理学的意义分歧在近代以来学

者研究的基础上，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成果颇多。

在史学方面，蔡崇榜的《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对宋朝官修史书作了系统的论述。吴玉贵的《资治通鉴疑年录》对通鉴的史实错误作了多方考证。裴汝诚和

许沛藻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考略》，王云海撰有《宋会要辑稿考校》，陈智超的《解开〈宋会要〉之谜》，来可泓《李心传事迹著作编年》，王瑞明主编的《文

献通考研究》，吴怀祺的《宋代史学思想史》等都是对宋代史学及其史学思想的

研究，刘连开等也撰文对两宋时期史学的义理化倾向进行了探讨。

在宋代教育方面有：袁征的《宋代教育——中国古代教育的历史性转折》，苗春德主编了《宋代教育》的专著可供参考。

在科技方面。宋代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黄金时期，故研究成果较多。主要有：钱宝琮等编有《宋元数学史论文集》。胡道静的《梦溪笔谈校证》。徐规

的《沈括事迹编年》。杭州大学还出版了《沈括研究》的论文集。吴以宁著有《梦溪笔谈辨疑》。张秀民著有《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冯家昇著有《火药

的发明和西传》，陈明达的《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等等，管成学的《宋

辽夏金元科学技术史》则为集大成之作。

在文艺方面，有唐圭璋主编的《全宋词》，傅璇琮、孙钦善等主编《全宋诗》和曾枣庄、刘琳主编的《全宋文》等。李范文著有《宋代西北方音》。陈

高华编有《宋辽金画家史料》。

在宗教方面，郭朋著有《宋元佛教》，顾吉辰著有《宋代佛教史稿》，魏道儒著

有《宋代禅宗文化》，程民生有《神人同居的世界》等。

(四)社会生活

宋代社会生活方式与习俗风尚的研究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不仅有大量论文，还有许多专著问世。

朱瑞熙、张邦炜、刘复生、蔡崇榜、王曾瑜合著的《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是第一部系统地论述辽宋夏金时期社会生活的专著，宋代部分占了相当篇幅，全书基本涵盖了社会生活史所包括的各个方面。柯大课《中国宋辽金夏习俗史》系统叙述了宋代司各种习俗，包括岁时节令、物质生活、人生仪礼、社会组织、民间信仰、生产贸易、娱乐等方面。林正秋《宋代生活风俗研究》对生活领

域的各种风俗作了系统的论述，诸如饮食文化、社会风俗、保健养生、官民服饰、园林建筑、交通旅游、商贸娱乐、宫廷礼仪等等。作者还特别注意了对宋代具体

某些饮食品种制作方法的发掘，力图为今天仿制宋菜、宋酒等提供可行性依据，

以丰富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在现有宋代社会生活研究中，以城市生活研究最为充分，而相比之下，乡村社会生活的研究显得不足。关于城市生活研究的有周宝珠的《宋代东京研究》、

吴涛的《北宋都城东京》、林正秋的《南宋故都杭州》、伊永文《宋代城市风情》和《宋代市民生活》、李春棠《坊墙倒塌以后——宋代城市生活长卷》等，这些

专著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宋代城市生活的丰富多彩，将宋代城市社会生活史的研究

推向深入。关于乡村社会生活方面，仅有一些经济生活方面的著作和论文如有傅

宗文的《宋代草市镇研究》全面探讨了草市镇形成的环境条件、两宋草市镇的发

展情况以及市容、市政、市民、市场等问题，分析了其社会影响和时代局限，并

从大量文献中辑出草市镇名录。许惠民的《两宋的农村专业户》一文指出，宋代

农村中出现了大批机户、园户、酒户等专业户，他们活跃于经济作物生产、农业

加工业、养殖业、服务业等领域是商品农业结构中的骨干。陈振、李春棠等也对

乡村市场的兴起和繁荣进行了研究。此外学者们还对宋代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

方式与习尚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服饰、礼制礼俗、文体娱乐、宗教生活

等等，成果日益丰富。

在社会群体研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宋代的士大夫群体，不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而且其社会影响和社会作用比任何朝代都大。在此方面有王瑞明的《宋儒风采》一书，从生活态度、治学方法、翰墨丹青、哲学创新、史学成就、

美学造诣、文学禀赋、富国之计、用人之道、军事谋略、科技才华、教育建树等

十几个方面对这一群体进行了剖析，试图多层次、多角度地说明宋儒文化素养的

高超、精神风貌的非凡和思想情趣的卓越。沈松勤的《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国

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认为，集官僚、学者、文士于一体的北宋士大夫群体，既

有志在当世的忧患精神，变法图治的宏图伟愿；又有因政见相左而分野，喜同恶异，党同伐异的排他性、劣根性。北宋的政治、学术文化、文学创作等都受到这

一特性的影响。马积高、余贵林等也就士大夫的生活、思想风貌、心态与行为、

地域环境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探讨。

婚姻史的研究也是80年代以来的热门话题之一。成果也较多。张邦炜的专著《婚姻与社会(宋代)》采取了与唐代比较的方法，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唐宋之际

婚姻制度、婚姻习俗、婚姻观念的变化及其原因。作者有意从婚姻的角度，为“唐宋社会变革论”提供证据。张文指出，在婚姻观念上，“不问阀阅”是宋代婚姻

制度的一大特色。此外大家对宋代妇女再嫁、改嫁，宋代妇女的社会地位等问题

也都作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