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现代化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现代性、现代化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一、现代性的起源与分类

按照一般的说法，现代性发源于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到18、19世纪之交初步形成，是一个摆脱迷信、愚昧和专制的过程，也是一个追求理性、科学和自由的过程。[1]但其实，现代性的来源要复杂得多。姚斯认为它于十世纪末期首次被使用，它用于指称古罗马帝国向基督教世界过渡的时期，目的在于把古代与现代区别。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种面具》中，认为现代性观念起源于基督教的末世教义的世界观。历史学家汤则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黑暗时代（675－1075），中世纪（1075－1475），现代时代（1475－1875），后现代时期（1875－至今）。他划分的“现代时期”是指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而他所认为的后现代时期，即是指1875年以来，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崩溃为特征的“动乱年代”。现在一般意义上把现代性视为与资本主义同源的东西，但即便如此，资本主义的起源依旧是一个含糊的时间段而决非明晰的时间点。

现代性无疑是一个意识形态范畴的概念，内涵比较庞杂。因此，如果要进行详细的辨析最好先对其进行分类。韦伯从宗教和形而上角度分离现代性，从而得到科学、道德和艺术三个方面。加拿大学者Charles Taylor的文章《两种现代性》中，他综合了一般国外学者对于现代性的理解，提出了现代性的两种模式，其一就是从韦伯的思路发展出来“科技的传统”，出发点在于所谓现代性的发展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从西方的启蒙主义以后，理性的发展，工具的理性，工业革命到科技发展，甚至民族国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发展，加上资本主义，这一系列的潮流是不可避免的。韦伯当时创出了一个名词，叫“合理化”。这个传统后常为一般的社会学家所用。在科学现代性方面，现代性标志着资本主义新的世界体系趋于形成，世俗化的社会开始建构，世界性的市场、商品和劳动力在世界范围的流动；民族国家的建立，与之相应的现代行政组织和法律体系……。

而在道德现代性方面，倾向于反思、自由、理性、进步等特点，集中体现为19世纪末期发展起来的启蒙主义精神。以启蒙主义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反思性认知体系开始建立，教育体系以及大规模的知识创造和传播，各种学科和思想流派的持续产生，这些思想文化不断推动社会向着既定的理想目标发展。

在人文学科的思想家看来，现代性更主要体现在精神文化变迁方面，集中体现于现代性话语实践。现代性话语实践背后是历史理性信仰（相信历史是一种有本质的、有目的的、被决定的时间序列）和语言理性信仰（语言能客观地再现这一历史），其表现形态是意识形态的历史大叙事。

二、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代性

如同泰勒指出的，任何一种西方现代性理论都不可能覆盖中国的现代性，它与中国文化的相遇必然会带来碰撞融合与嬗变。在中国，现代性这个新概念产生于晚清国门打开之后。李欧梵认为“中国的现代性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是一

种知识性的理论附加于其影响之下产生的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2]梁启超是用日记把自己的思想风貌和时间观念联系起来的第一人，他在《汗漫录》中特别提到了19世纪，这完全是一个西方的观念。中历没有“世纪”，中国人只讲十年百年，但在西方“世纪”是非常重要的。

梁启超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提出了“新民说”，使国人关注民族国家的概念。可以说，晚清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同时在缔造两样东西：公共领域和民族国家。

在文学领域，现代性区分开了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总体而言，现代文学在观念上，表现为从封建礼教伦常的维护，到人性的解放和个人的发展。在价值取向上，表现出反叛传统呼唤启蒙的“现代性”特征。在审美形式上，从语言的现代化起步（三界革命，五四白话文运动；现代小说技法的使用）。在文学内容上，关注民族国家身份的重建确认、人道主义和人性关注、国民性的批判和反思、对民主和科学的尊崇和关注，等等。

20世纪中国现代性文学理论生成同样深受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那就是关于文学自主论和文学工具论之间的争论。在现代中国语境里，文学工具论和文学自主论又进一步被具化为两大话语样式：革命工具主义和审美自主主义，前者依存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元话语，后者寄生于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元话语，其共同的学理基础是对历史理性和语言理性的形而上信仰。现代性话语本有的独断性和排他性必然导致相互间的拒斥与冲突，这种冲突恰恰是20世纪中国现代性文学理论生成消长的内在动力，也是理解不同类型之现代性文学理论的根据。

但是，进入新时期以来，革命和阶级斗争的主题已经随时代一去不复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语境之下，文学领域重提“现代性”，有何意义？有的学者已经敏锐地指出了，‘现代性’永远是在向人类提问：我们‘现在’应该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呢？在此意义上，‘现代性’具有‘解构’和‘重建’的双重取向。”[3]但个人认为，现代性的根本特质是恒定的，被内在规定的，并不能无限开放。

三、现代性与现代化

现代化的理论主要流行于六七十年代的美国。这个理论在方法论上的两个最大的特点是：一是所谓的“社会发展的内因论”，即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部来探讨发展或现代化的问题。认为决定一个国家或社会能否发展的最根本原因，是内部是否具有现代化的社会——文化动力，与外部（国家之间）的环境没有根本的联系。[4]二是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主要继承了杜克海姆关于“机械联系的社会”（传统社会）与“有机联系的社会”（现代社会）的二分法，忽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联系与继承，从而合乎逻辑地得出非西方国家必须彻底摧毁自身传统才能进入现代社会的结论。

现代性与现代化一直是一对纠缠不清、不易区分的问题。布莱克认为：“从上一代人开始，‘现代性’逐渐被广泛地运用在表达那些在技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诸方面处于最先进水平的国家所共有的特征。‘现代化’则是指社会获

得上述特征的过程。”艾森斯塔斯德从历史的角度，对现代化作出了概要的解说：“就历史的观点而言，现代化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的过程。”[5]而另一种看法认为，现代性为现代化积聚了力量，是现代化的先驱。然而当现代化开始乃至完成之后，现代性却并不会消失，而是作为最终的结果保留了下来。因此现代性具有双重性，即结果的属性和原因的属性。因此，目前关于现代性和现代化的产生先后问题还存在着争论，其因果关系如同蛋与鸡的关系那样复杂。

我认为，二者的区分主要如下：

第一，现代性是一个意识范畴的概念，而现代化主要是一个经济范畴的概念，即是人们物质生活追求指标和目标，又是时代先进生产力的指标和目标。帕森斯的学生利维普曾为现代社会提出了六项标准，这些标准构成现代社会的基本条件，现代化的过程则是向这些标准靠拢。这六项标准是：认识方面的理性主义；人际关系方面的普遍性原则；社会机制方面的特定功能；情感方面的克制与回避；目标取向上的责任代化问题。但这个指标似乎与现代性的区分度并不大。个人觉得，起码，现代化较之现代性应该更侧重于自然科学的成分，也可以说，自然科学的发展是现代化的重要动力。从程度而言，对于思想的改变往往要难于对生产方式的改变，因为现代性的改变必然会触及旧观念中的伦理底线。因此，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现代化的进程要快于现代性的进程。当时在洋务派等极力倡导下，现代化在中国有了一定的进程，但当时民族内部的现代性还处于一个萌芽状态，直到五四时期，旧的东西才被激进的打破。

第二，现代化从开始之后基本上不可逆转；而现代性在传播过程中具有反复性，当代表现代性的观点成为主流思想时，就意味着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已经完成，不断受到其他思想的挑战，可能促进思想的进步变得更现代，或不再是现代性的代表，并最终被新的思想所替代。当然，这里也存在一定的变数。比如，也许一场大的革命或运动，会阻碍甚至使现代化的进程发生稍许的倒退(如中国的“文革”)，当然，这种倒退不可避免地带来现代性更大程度的倒退。

如果把对现代化概念的考察移植到当代中国的语境，我们也许能更明确地看出，现代化的确更侧重于经济的考量。我们国家早就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这里无疑隐含着经济方面定量的目标，以及精神方面的定性目标。但精神方面的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内涵同样并不一致，前者有更多的政治方面的含义，而现代性作为一种思想传承，比现代化无疑更具有开放性和深刻性。

这里又要涉及另外一个概念，即文学的现代化问题。文学的现代化的一种含义自然是指在政治意义上给文学提出了若干与经济政治相配套的隐含的标准；但在另一方面，还有一种文学的现代化更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徐迟的《文学与“现代化”》（1978）和《现代化与现代派》（1982）提出了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文学现代化”概念，认为现代派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道路。与之相应，九叶的诗论家袁可嘉提出“新诗现代化”的主张。这里，文学的现代化其实是指的文学的现代主义。徐迟的系列论文固然如此，九叶诗派自称“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另一位九叶派诗人陈敬容说：“目前中国新诗还在捡拾浪漫派、象征派的渣滓”，是否与袁的“新诗现代化”均是同一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