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

1.(1)冷战时期的中日关系
冷战期间的中日关系的发展明显受到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中日关系经历了一个从“民间外交”到“半官方外交”到“官方外交”的逐步发展的过程。

其间由于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关系，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中日关系的发展明显分为两个阶段。

（一）冷战发生至中日邦交正常化阶段
二战后，中日两国别无选择地被置于美苏冷战格局之下，两国都缺乏重塑东亚秩序的能力，中日双方各自采取了对苏、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方针。

但是，中苏关系与日美关系有本质的不同。

中国50年代就制定了推动对日邦交正常化的方针。

日美关系却始终带有“美主日从”性质，日本决策层发展对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每一步尝试，都受到美国的严密临近和严厉打压。

战后日本外交路线奠基人——吉田茂执政期间采取了依靠美国的保护和支持，实现日本的所谓复兴的政策，强调日本“要高举反共民主大旗，与志向相同的国家站在一起”，“在它们的援助下，实现国家复兴。

”1952年与台湾缔结所谓《日华和约》，对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采取不承认和敌视态度，使日本成为美国国际战略中包围中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一员，使中日两国失去了正常交往的可能。

当时，中国还是从战略高度，为争取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了不懈努力。

周恩来指出：“先从中日两国人民进行国民外交，再从国民外交发展到半官方外交。

”1952年高良富率先来到中国，开始了两国的民间外交。

1964年4月，池田内阁委托“民间人士”松村谦三访华，就双方互设常驻联合机构等问题签订了备忘录，将中日关系推进到半官方状态。

（二）中日邦交正常化至冷战结束阶段
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陷入越南战争，造成其全球战略失衡，苏联则乘机加速对外扩张。

同时，中苏之间也发生了严重分歧。

在这种背景下，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开始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形成。

中美关系的改善既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也迫使日本改变敌视中国的政，以服从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

日本田中首相敏锐地把握住了世界战略格局的新变化，并从这种新变化出发，要求对中日关系作新的定位。

他认为：“从日本来说，不仅需要日美安全条约，还要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是比在亚洲成立NATO更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在此基础上，日本开始响应中方的呼吁，1972年9月29日，中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8月12日，中日两国又签定了和平友好条约。

中日关系在70年代实现正常化，至80年代出现了一个友好发展的高潮阶段。

但这一中日关系高潮也是严格限制在两极格局的框架之内的，相互借重、共同反苏是当时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的政治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中日两国均表现出一定的突破现有东亚格局，重塑新的东亚秩序的意愿。

突出表现在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实行了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方针，日本也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希望在国际政治中发挥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作用，对美离心倾向加强。

(2)(一）
历史问题:从日本方面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上世纪80 年代末,日本主流社会基本能够谨守“和平宪法”、《旧金山和约》和中日三个政治文件,对侵略战争认罪、任罚、反省并道歉。

可是进入9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变化。

日本保守派和右翼团体结成右翼保守势力,推动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政策向右调整,致使日本社会接二连三地出现了修改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突破“和平宪法”,拒绝对战争受害者赔偿,日本政要发表诡词谬说,公开否认战争罪行与暴行等等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事态,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

（二）台湾问题
从历史上看，日本曾通过武力吞并台湾并进行了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

1972年中日两国签署《中日联合声明》时，日本政府就明确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日本政府还承诺与台湾只保持民间往来。

然而，多年来中日两国由台湾问题引起的摩擦也时有出现。

据日本《读卖新闻》1996年5月5日透露，台湾“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丁懋时于3月上旬台湾海峡局势紧张时秘密访问了日本，并与日本官房长官木尾山静六就台湾海峡演习情况及日台间的有关情报进行了会谈。

台湾高级官员访问日本，就安全问题相互沟通，自70年代日台断交以来这是第一次。

1997
年9月23日，日本和美国签署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当时日本报纸指出：“新指针肯定是针对台湾海峡制定的”，“届时在军事上不可能不具体设想包括台湾海峡危机”。

还说，一旦今后台湾海峡有事，日本有“必须支援美国的义务”。

日本还有人认为，周边地区的范围“到马六甲海峡为止”，“朝鲜半岛、中国、台湾及其以远地区均被纳入视野”，这表明，日本力图介入台湾问题和南沙诸岛的争端。

众所周知，台湾及南沙诸岛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是直接或是间接地把台湾海峡列入日美安全合作范围，都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干涉，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决不能接受的。

（三）钓鱼岛问题
在钓鱼岛的归属这一问题上，中日两国存在分歧。

但从大局出发，20年前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两国领导人都同意将这一问题留待以后解决。

1978年10月25日，邓小平副总理在同福田首相会谈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说：“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我们的后代会比我们更聪明，将来总能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

”但多年来，日本时常有一些右翼分子在钓鱼岛问题上进行挑衅。

1996年7月14日，日本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成员一行7人乘船登上钓鱼岛，并在岛上设置灯塔。

1997年5月6日，日本国会议员西村真悟在冲绳县一名议员及两名摄影师的陪同下登上钓鱼岛。

5月7日日本政府决定，如果外国人无视日本政府的警告登上钓鱼岛，将被认为是非法入境，日本将用武力予以驱逐。

以上三个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经贸摩擦问题、经援政治化问题等。

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

（四）还有美国因素
中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美国国家利益及其全球战略的制约。

美国在中日关系方面扮演着某种“平衡器”的作用，美国影响中日关系的目的就是使两者都朝着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从中日两边双方都捞取战略战术利益。

中日关系本来是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但是，美国因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首先，美国希望中日关系保持一种“不即不离”、“不好不坏”、“斗而不破”的状态，至少在现阶段，美国不希望中日关系太紧张，甚至出现冲突，但也不希望中日走得太近，不希望甚至不容许中日之间出现所谓“政热经热”状态；显然，中日之间的疏远，有利于美国扩大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反之，中日之间的接近，则可能导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缩小。

其次，美国在中日历史分歧方面扮演着一种模棱两可、模糊不清的角色。

虽然布什政府对于小泉首相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而罔顾美国全球战略利益的做法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厌烦，但是，布什政府不可能在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上扮演所谓“裁判员”的角色。

在美国，对中日关系方面，都存在着不同观点和主张。

一部分现实主义学者和新保守主义政治家积极主张围堵与遏制中国，将日本作为围堵与遏制中国的重要棋子，多数经济学家以及自由主义或建构主义政治学者则倾向于认为，中国的迅速发展是美中双方实现互利合作和双赢的机遇，在对待中日关系上更强调采取有利于亚太地区稳定和发展、从而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

随着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两派力量的消长会可能发生明显的变化。

不久前，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认为中国正处在“战略十字路口”，其实，恰恰是美国自身的战略处境面临一个新的“战略十字路口”，随着美国对华政策在偏重交往与偏重围堵这两者间来回摆荡，美国对待中日关系的政策也可能随之摆动。

与此同时，美国对中日关系的态度都与它如何评估中国崛起所构成的机会、挑战与威胁密切相关，也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从伊拉克战争的泥潭及中东问题的拖累中摆脱出来有关。

在发展中日关系、解决有关矛盾与问题时，要科学评价美国因素的影响。

应该看到，美日强化同盟的基点是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在战略取向上并非完全一致，目前两国围绕驻日美军基地产生的分歧就是一个例证。

我们要积极应对，审慎谋划，要通过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推动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在中美日三方互动的格局中最大限度的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

2.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经济合作密切，人员往来频繁。

中方重视中日关系。

面对近年来中日政治关系中出现的复杂局面，中国主张双方、特别是两国领导人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严格遵循中日间三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原则，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加强交流与合作，消除障碍，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地发展创造条件。

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和敏感性给中日关系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推动经济关系，又要妥善处理政治问题；不因政治摩擦而牺牲经济关系，也不因经济关系而抛弃政治原则。

在当今社会，和平与发展
依然一大主题。

对于世界各国而言，没有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而中国和日本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两国共同承担着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重要责任。

中日关系如何，不仅对中日两国至关重要，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局势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当前，中日关系由于共同利益的需要，以及相互之间不断出现的摩擦，合作与竞争同时加强的局面更加清晰。

在世界多极化与地区多边关系层次上，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必须承认的是，中日之间的潜在分歧是客观存在的，难以在短期内完全消除。

而且作为对中国有着多方面重要影响的近邻，中日两国彼此间的利益交融已经达到了密不可分的程度。

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对日出口仅次于欧盟和美国，居第三位。

而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友好相处、合作双赢，是符合我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

在目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原则，是实现中日关系稳健发展的重要一步。

而即使中日关系不好，我们也要尽最大努力，避免战争，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各种纠纷和矛盾。

应该说世界发展到今天，闭关锁国已经是完全不可能了。

日本是我国的重要近邻，彼此利益交融密不可分，两国人民往来频繁，交往密切，中日关系发展到今天，确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

如果双方关系搞坏了，只能是一种两败俱伤的局面。

就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词“抵制日货”，作为每个国人个人来说，是很容易做到，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不现实的。

作为世贸组织的缔约国，我们要兑现自己所做出的承诺。

虽然中日关系出现问题，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越来越好。

中日两国的经济交流给两国人民带来了许多实在的利益，这种经济交往是互利共赢的。

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提出这个口号是不现实的，也是缺少常识的表现。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理性解决中日问题。

一个理想的目标是，经过双方的努力来改善和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打破中日之间“政冷经热”的局面，从而达到双赢的局面。

这并不是说，我们就要表现得很软弱，而是我们要有大国思维，在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面前，需要一种辩证思维。

首先，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批评日本方面在中日友好事业上开倒车的种种劣迹，要鲜明地表明我们的态度和立场。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最最重要的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有人说“实力是最有发言权的。

”没有血性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除了血性之外，还应有智慧，有胸怀，有远见。

我们应该学会如何爱国、怎样才是爱国的最佳途径，并不是凭着一腔热血，更不能感情用事。

但日本国民确实对真实的历史了解不够，特别是年轻一代，这与政府的教育有很大关系。

而且一些右翼分子对一些确凿的历史，加以诋毁，确实令每一个中国人感到愤怒。

但我们要深知日本人民是无辜的，他们同样是受害者。

中日友好关系是长远的，不能因为一时的波动而否定两国长远的友好系。

中日也应是友好的、稳定的邻居关系。

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事业，任何一方的政府都不应忽视它，更不能破坏它，任何忽视、破坏中日友好的行为归根到底是违背了中日人民的长远利益。

中日两国应该登高望远，进一步拓展交流合作的领域，扩大交流合作的规模，进一步加强民间往来，共同致力于实现两国人民的友好相处，合作共赢。

经过双方的努力来改善和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这才是中日关系的最好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