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雅文化

什么是雅文化？什么是俗文化？

什么是雅文化？什么是俗文化？在一些人的潜意识中，视古为雅，视今为俗；以寡为雅，以众为俗；以远为雅，以近为俗；以静为雅，以动为俗；以庄为雅，以谐为俗；以虚为雅，以实为俗。

我以为在这种观念中存在着一种简单化的倾向，即以少数人的口味为准，把自己所欣赏的文化风格当做了惟一的标准，它忽视了大众世俗生活的文化权利。在我看来，这是应该摒弃的陈腐偏见。因为说到底，大众文化才是民族文化最深厚的基础，是最本真的“文化文本”，是民族文化伟力的根源。没有了普通大众的世俗的生活，人类文化就将失去生命力的源泉。

对于雅文化、俗文化和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之间的联系，我以为要有具体的分析判断，不能轻易在它们之间画等号。不要以为大众文化只能是粗野简陋的，而精英文化则必然是高雅精致的。事实上，文化的“雅俗高低”是要在每一次的创造中具体地显现和接受评判的，并不是谁家固定不变的专利。不要忘记，我国千古名篇《诗经》中的作品，原本是当时的民谣俚曲，却可以成为后世的风雅之师；而许多当年被视为风雅之极的宫廷御制、状元文章等，如今却大都和其他文化糟粕一道成了历史的垃圾。此外，如《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京剧、越剧等戏剧，中国传统工艺等，都是来自民间的大众文化、“俗”文化产品，现在则成了传统文化的瑰宝，成了雅文化。应该说，不论大众的还是精英的文化，都有自己的“俗”和“雅”。都有自己从低向高、从浅入深、从粗到精的发展提高问题。

历史证明，大众文化也可以有自己的精品，有自己的高贵和优美；而精英文化也难保不出粗俗之作，也有它们的俗气、无聊和空洞。只有凭借创造的智慧和精心的劳动，而不是凭借某种身份，才能产生精品。对任何人和任何文化形式说来，都是如此。

“雅”或“俗”本身是对文化现象品位的一种描述和判断，它以文化产品和文化行为的质量为中心，并不是对文化主体（精英或大众）的界定，不应该将二者轻易地等同或混淆。

儒家思想概述

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道家思想的介绍

道家是中国春秋时期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

西汉初年，汉文帝、汉景帝以道家思想治国，使人民从秦朝苛政之后得以休养生息。历史称之为文景之治。

其后，儒家学者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并被后世帝王采纳。道家从此成为非主流思想。

虽然道家并未被官方采纳，继续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揉合了道家思想发展而成。

佛教传入我国后，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禅宗在诸多方面受到了庄子的启发。道家先秦各学派中，虽然没有儒家和墨家有那么多的门徒，地位也不如儒家崇高，但随着历史的发展，道家思想以其独有的宇宙、社会和人生领悟，在哲学思想上呈现出永恒的价值与生命力。

道家提倡自然无为，提倡与子人和谐相处。

“天罚”思想

(一)夏代的神权法思想

在我国奴隶制社会里，奴隶主阶级既控制着物质生产资料，又支配着社会精神文化。他们不仅依靠物质手段去统治和压榨奴隶，还采用精神手段来欺骗和奴役奴隶，以达到维护他们的统治的目的。他们编造的"天命"、"天罚"等神权法思想，就是力图神化他们的统治权力，使之合法化，并把反映他们的意志的法律说成是神意的体现。

相传夏朝奴隶主已开始利用"天命"、"天罚"的神权法思想对奴隶进行欺骗，给夏王的统治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

(二)神权法思想在商代的发展

随着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发展和王权的加强，殷商奴隶主阶级的"天命"、"天罚"思想有很大发展。殷商奴隶主以迷信鬼神著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殷商奴隶主利用"占卜"来欺骗人民，使之"敬鬼神，畏法令"。其实，"占卜"的实质不过是用上帝的意志来体现国王的意志，以便统治者从精神上奴役和威慑人民。殷商统治者的刑罚观是和上述天命神权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敬鬼神"是为了使民"畏法令"。他们把施行刑罚说成上帝的意志，是秉承神的指令。

这些都说明，我国从奴隶社会起，统治阶级就利用神权、政权、族权相结合的方法，来掩盖法的阶级本质，对奴隶和平民施行残酷的刑罚。

兼爱

中国战国时期墨子的主要思想。墨子以兼爱为其社会伦理思想的核心，认为当时社会动乱的原因就在于人们不能兼爱。他提倡“兼以易别”，反对儒家所强调的“爱有差等”的观点。他提出“兼相爱，交相利”，把兼爱与实现人们物质利益方面的平等互利相联系，表现出对功利的重视。墨子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攻等主张均以兼爱为出发点，他希望通过提倡兼爱解决社会矛盾，这当然只是一种理想。但他批判了传统的宗法等级制度，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兼爱”一说，最初见于《墨子》。墨老先生被后人视为侠者之祖，他鼓吹“兼相爱，交相利”的学说，也就是对待别人要如同对待自己，爱护别人如同爱护自己，彼此之间相亲相爱，不受等级地位、家族地域的限制。

何为“兼相爱、交相利”？墨子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墨子·兼爱中》）墨子无意追求爱的浪漫，而视之为济世救世的良方。墨子认为，先秦社会之所以失范，在于人与人之间不相爱，“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与此相伴，自私自利亦是乱世之因，如“亏父而自利”、“亏子而自利”、“亏兄而自利”、“亏弟而自利”、“亏君而自利”、“亏臣而自利”、“乱异家以利其家”、“攻异国以利其国”等等皆为自私自利之结果。一言以蔽之，违反兼爱互利原则的恶果是“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这表明，墨子有意凸显爱的现实性一面，拙于或不屑渲染爱的幻梦色彩。而这一步骤又主要是通过把爱与利予以贯通得以完成的。也就是说，爱必言利，以爱启利，以利寓爱，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兼相爱”并不否定自爱，而是把自爱与相爱结合起来。“交相利”也不是鄙视自利，而是力求使自利与互利两不偏废。“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在这种爱意融融的相互义务性关系中，天下才能实现和谐、富足。是故，兼爱互利是为治之道，“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乌托邦是人类对美好社会的憧憬，是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如同西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西方一位学者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美好，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就像世外桃源。乌托邦式的爱情也是美好至极的。

乌托邦

乌托邦主义是社会理论的一种，它试图藉由将若干可欲的价值和实践呈现于一理想的国家或社会，而促成这些价值和实践。一般而言，乌托邦的作者并不认为这样的国家可能实现，至少是不可能以其被完美描绘的形态付诸实现。但是他们并非在做一项仅仅是想像或空幻的搬弄，就如乌托邦主义这个词汇的通俗用法所指的一般。如同柏拉图《理想国》（Republic）（它是最早的真正乌托邦）中所显示的，通常某目的是：藉由扩大描绘某一概念（正义或自由），以基于这种概念而建构之理想社群的形式，来展现该概念的若干根本性质。在某些其他的场合，例如摩尔（Sir 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1516），其目标则主要是批判和讽刺：将乌托邦中的善良人民和作者当时社会的罪恶作巧妙的对比，而藉之谴责后者。只有极少数的乌托邦作者——贝拉密（Edward Bellamy）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1888）即是佳例——企图根据其乌托邦中所认真规划的蓝图来改造社会。就其本质而言，乌托邦的功能乃是启发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