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禁毁小说在韩国

一、中国禁毁小说在韩国传播的记载

韩国古称高丽、朝鲜，自古以来向往中华文化，对中国刊行的文献典籍十分爱好，中国文人多次提到朝鲜人好书的习惯，如明末陈继儒(1558-1639)在《太平清话》中就说：朝鲜人最好书，凡使臣入贡限五六十人，或旧典新书稗官小说在彼所缺者，日出市中，各写书目，逢人遍问，不惜重直购回，故彼国反有异书藏本。购买书籍，往往是朝鲜赴华使臣的主要活动之一，中国刊行之古书在中国已佚，反而在韩国找到的例子，古今共有。譬如最近在韩国学者和海外汉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发现失传四百年的明末话本小说集《型世言》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中国小说流传到韩国的历史比较早，在高丽时代以前有些古代文言小说集如《太平广记》、《搜神记》等已经流行，到了朝鲜时代初期《剪灯新话》大量流传于朝鲜各地，其影响力非常大，至今在韩国各图书馆还藏有《剪灯新话》多种，《剪灯新话》是明初瞿佑的文言小说集，明正统七年（1442年）国子监祭酒李时勉上书查禁此书，该书被列入禁毁小说之列，这是也禁毁小说的最早的文字记载，李时人的《中国禁毁小说大全》（1992年）和李梦生的《中国禁毁小说百话》中都著录有《剪灯新话》。这部书在朝鲜的流传可能很早，朝鲜时代初期文人金时习(1435-1493)就已经看到此书，并从中受到启发，自己创作了类似此书的《金鳌新话》。《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六三（1506年）中有记载说，光海君(1495-1506)下令赴燕的使臣（谢恩使）购买《剪灯新话》、《剪灯余话》、《效颦集》、《娇红记》、《西厢记》等作品。

二、朝鲜对中国小说的禁止和当时爱好小说的风气

朝鲜的卫道文人，坚持正统儒家思想，主张这些迷惑人心，坏乱风俗的小说应被禁止，因此对于《剪灯新话》的内容，在朝鲜朝廷起了不少的论争。《宣祖实录》（1569年）中有一条长文，专门讨论小说问题。当时的大臣奇大升说：《剪灯新话》鄙亵可愕之甚者，校书馆私给材料，至于刻板，有识之人莫不痛心。或欲去其板本，而因循至今，闾巷之间争相印见。其间男女会淫，神怪不经之说，亦多有之矣。《三国志衍义》则怪诞如是，而至于印出，其时之人岂不无识，观其文字亦皆常谈，只见怪僻而已。……当禁不正之书，此其为害，与小人无异也。不过也有一些肯定该小说的文人，譬如有一位庶子出身的学者林芑（注：林芑（约于16世纪后半期在世），号垂胡子，庶孽出身，吏文学官，当时庶子出身的，法律上不能被正式任命为朝廷高级官吏。），曾在《剪灯新话》上加以注释，刊行《剪灯新话句解》。按照他自己写的跋文，注释工作完成于1549年，而由于种种原因延到1599年终于刊行，此书中另有尹春年（注：尹春年(1514-1567)，字彦文，号学音、沧洲，曾订正《剪灯新话句解》。）的《题注解剪灯新话后》一文，现存残缺部分。朝鲜到了英祖(1725-1776)，正祖(1777-1800)的时代，从中国流入的通俗小说的分量更多，种类也更多了。而且给当时文人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因此朝廷数次论议禁止输入及阅览通俗文学。终于正祖大王严格禁止由中国输入小说之类。《正祖实录》卷二四（1787年）中说：至于书册则我国人家溢宇充栋者，无比唐本，虽于已出本，耽看足为该洽，人亦足为文章，士更安用多购乎。最所切可恶者，所谓明末清初文集及稗官杂说，尤有害于世道，观于近来文体，浮轻唯杀，无馆阁大手笔者，皆由于杂册之多出来，虽不必设法禁防，为使臣者，若能禁其已甚，犹贤于荡然。此意令使臣如悉。至于杂术文字，元事目中，别立科条期于痛禁。虽然朝鲜朝廷数次要禁止中国小说的流传和阅读，但是难以抗拒洪水般的时代的趋势，1800年代以后更多的中国小说流入朝鲜，甚至在士大夫或者朝廷大臣中也出现积极赞同的小说读者，如李相璜（注：李相璜(1763-1841)，1820年当吏曹判书，1824年当左议政，1829年以奏请使赴燕，1838年升为领议政（宰相）。）。李裕元的《林下笔记》中有一条《喜看稗说》就介绍李相璜喜欢小说的情况：桐渔李（即李相璜）平日手不释者，即稗说也，毋论某种好阅新本，时带译院都相，象译之赴燕者，争相购纳，积至累千卷。虽然他是身为宰相的高级官员，却非常喜欢小说，竟收藏数千卷的小说作品，已经是不寻常的。洪翰周的《智水拈笔》中有记载李相璜喜欢小说戏曲类的更详细情

况，他所以喜欢小说的理由在于小说是崭新的文体。桐渔主小说，酷爱《西厢记》，常曰：“凡有字之书，见时虽好，掩卷则已。惟《西厢》一书，见时好，掩卷愈味，想像肯綮，不觉其黯然销魂，此韩柳欧苏不能为，《左》《国》班马不能为，二典三谟不能为。”虽对饭如厕，手不停披，岂非惑之甚而嗜之癖乎？他所喜欢的虽然是《西厢记》，而在当时常把它当做小说。我们可以知道当时有些文人已经不管朝鲜朝廷一直强调的“文体反正”，很直率地说历代经典，史书，古文的文体远不如这崭新的小说文体。高级文人爱好小说传奇的，在李相璜以前已经有金集(1574-1656，号慎独斋）的例子，但只有对传奇小说的酷爱，而还没有论及长篇小说。

三、淫词小说和《金瓶梅》在朝鲜的流传

关于中国淫词小说的记录，很早见于柳梦寅（注：柳梦寅(1559-1623)，字应文，号於于堂，艮斋、默好子等。著《於于集》、《於于野谈》等。）的《於于野谈·学艺篇》中，如：今年春，新刊中原书七十种，目曰《钟离葫芦》，自西湖所来，淫亵不忍睹闻。独其二事可观世教，其一曰：有一夫病且死，诸子请遗教，曰我死犹著铜环四个柩傍，尔辈听风水言，这搬那搬不知几遭。其一曰：有呆人痴也，失锄于田，妻问在何所，高声曰：在田第数亩。妻曰：如是高声，或有人闻之，失取去何。其人往于田，锄已亡矣。其人归，附耳谓妻曰：锄已亡矣。明末时期，中国的江南地区，刊行许多通俗小说，其中包括不少的淫词小说，柳梦寅所指的就是那些小说无疑。这是推断韩国开始流传所谓淫词小说的年代的一个线索。至于《金瓶梅》第一次介绍到朝鲜是在许筠的《闲情录》中，那是在1618年以前。许筠是朝鲜时代中期著名的作家，曾在1614、1615年两次到燕京，购买四千余册的中国书籍。（注：许筠《惺所覆瓿藁》闲情录凡例，影印本，成均馆大，大东文化研究院，1961年，246页，“甲寅乙卯两年，因事再赴帝都，斥家贷购得书籍凡四千余卷”。）他的读书范围非常广泛，不但买来明末各种流派的有关文集，甚至包括许多的明代笔记和小说。其实他自己创作了韩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洪吉童传》，又写过不少介绍或评论中国小说的文章，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朝鲜时代许筠才是真正的小说专家。他在《闲情录》中提到《水浒传》、《金瓶梅》的书名，如“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为逸典，不熟此传者保面饔肠，非饮徒也”（注：许筠(1569-1618)的《惺所覆瓿藁》写于1611年，而《闲情录》一直到他晚年仍在编写中，现在《闲情录》译文收录于许筠《国译惺所覆瓿藁》第4辑，民族文化推进会，1976。）。但这不能做为他自己看过《金瓶梅》的证据，因为他所引用的是袁宏道的《觞政》中的句子（注：袁宏道(1568-1610)，《袁中郎全集》卷三。），但袁宏道最早提到《金瓶梅》是在1596年给董其昌的书信中，《觞政》是在后来才写的。袁宏道死于1610年，在当时已经流行他的文集，许筠可能在1614年和1615年赴燕之际，购得袁宏道文集，然后把其中的部分文字直接引用在《闲情录》中。许筠死于1618年，与袁宏道之死相差仅八年，因此可以说，几乎在和中国引起有关《金瓶梅》的传闻的相同的时代，此书即被介绍到朝鲜文人阶层。可惜，当时竟没有人去具体的关心它，后来大部分人也只是加入批评的队伍而已。还有安鼎福(1712-1791)的《顺庵集》卷十三中也有看到《金瓶梅》之名，但他首先主张的是淫词小说警戒论，如：看书不可以不慎，看淫戏小说不觉有流荡之意，看山水清谈不觉有烟霞之想，看兵阵诸说不觉有武猛之气，看圣贤经传则志平气和，以油然有正大之心。故古人每以杂书为戒。安鼎福在另一部著作《顺庵杂书》中，介绍他自己对四大奇书的鉴赏，如：余观唐板小说，有四大奇书，一《三国志》也，二《水浒传》，三《西游记》，四《金屏梅》也。试《三国》一匣，其评论新奇，多可观。……四奇之意，不如《三国》之鼎峙，则宁流之为《水浒》，变幻为《西游》，否则托迹于酒楼歌屏之中，而消磨此日月者也，然则其志可悲也耳。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作者称《金瓶梅》为《金屏梅》，看起来并不是误看或笔误所致，而是认为这“瓶”的来源是“酒楼歌屏”。是否当时有如此写的版本，还是他虽然说直接看过四大奇书，但实际上没有看过《金瓶梅》？后来李遇骏在《梦游野谈》中也叫《金屏梅》。沈锌(1776-1800)所著的《松泉笔谭》中也可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