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范畴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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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范畴理论的思维方式
——以《范畴篇》为中心
陈声柏
(兰州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在我们看来,西方的传统思想与中国的传统思想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思维形态,其原因在于中西思维方式的迥异。本文以《范畴篇》为中心,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揭示亚里士多德范畴理论的特征:一本体论目的;二语言分析方法。并由此彰显出西方思想(哲学)迥异于中国的思维方式特征。
关键词:范畴 思维方式 实体 语言分析
“范畴”一词来自古希腊语Κατηγορια(或Kategoria),由两个词复合而成:Kata (小品词,表示“与……相反或相对”,相当于英语介词against)+ agora(名词,表示“集合”、“集会”,相当于英语assembly)。[1] 该词从构词角度来看乃是指“与集合或集会相对立”,那就是意谓着“分散”、“分解”,进一步引申,就是“划分”、“分类”。在亚里士多德把这个词引入哲学领域之前,它原本是一个法律术语。它的动词形式是kategoreo,指与“辩护”或“申辩”相对的“起诉”、“指控”、“指责”,上升到一般意义即是“表明”、“指示”、“证实”的意思。[2] 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曾经在主张的意义上使用它。亚里士多德从法律中借用了这一术语,第一次赋予它以哲学意义,构造了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范畴表。而且, 他还最先从语词学、逻辑学、认识论和本体论等方面对范畴进行了自觉的理论探讨,创立了系统的范畴理论。亚里士多德集中研究范畴理论的著作主要是《范畴篇》,除此之外,还有《形而上学》、《后分析篇》、《论题篇》、《物理学》、《尼各马可伦理学》等。在这些著作中, 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十个范畴, 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范畴表[3]。并且围绕这十个范畴, 研究了有关范畴的许多理论问题。
那么,我们怎么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呢?这与我们的研究目的相关。
在我们看来,西方的传统思想与中国的传统思想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思维形态,其原因在于中西思维方式的迥异。哲学是西方思想及其思维方式的典范形式,而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及其范畴理论正是西方思想以哲学的方式运思的奠基之作。所以,写作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探讨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而在于从中国人的问题语境出发,关注亚里士多德是“为什么”和“怎样”提出并处理他的范畴理论的。从而彰显出西方思想迥异于中国的独特思维方式。
进言之,我们如何彰显其思维方式的特质呢?
一方面,作为思维形式的范畴,它与思维活动密切相关,就发生意义言,范畴是思维的结晶和产物;就功能意义言,范畴是思维的工具和载体;就方法论意义言,范畴也是对思维的规定。另一方面,就范畴本身言,它最基本的涵义是“分类”。范畴理论首先面临的是回答如下问题:第一、分类的目的是什么?第二、分类的方法和途径是什么?实际上,范畴理论回答的
这两个问题正是思维的内容。因为特定的思维活动总是针对一定的目的和采取一定的方法进行的,而特定的目的和方法就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思维方式。鉴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本文准备从目的和方法两方面对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进行思维方式的分析、讨论。又限于作者的学识及集中分析的方便,本文的论述仅以《范畴篇》为主,兼及《形而上学》的相关内容。
一 亚里士多德范畴理论的目的
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要创立范畴理论?创立这一理论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换言之,亚里士多德创立范畴理论的目的是什么?这是国内外学者长期研究而又未能取得一致认识的重要问题。有人认为亚氏创立范畴理论是为了给语词进行分类;也有人认为其目的主要在于逻辑学方面的考虑;还有人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解决形而上学方面的问题;等等。[4]这里重提这一问题我们并不是想给已经相当混乱的局面再添新的麻烦,而是鉴于它对理解亚里士多德范畴理论及彰显其思维方式的重要意义,我们不得不讨论它。
在古希腊的哲学史上,哲学家们讨论问题(特别是“Being” [5]的问题)总是同时涉及到事物、语言、逻辑等多方面的内容,但是从思维层面看,它们并不是同一层次的东西。对事物的好奇,一如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指出的古希腊的哲学家们“惊异于自然万物”(982b10-15),一直是哲学家们关注的中心和主题,就语言、逻辑问题的思考往往是出于前者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和逻辑相对于事物更具有方法和工具的性质。亚里士多德体现在范畴理论中的思想也是如此,他的范畴与语言、逻辑、事物等都相关。亚里士多德当然不会想到他的这一做法会为后来的研究者带来多大的麻烦和争论。从目的和手段的角度考虑,我们可以认为,他在语言的语法和逻辑分析中获得范畴,讨论范畴,进而揭示范畴的本体论意义,主旨在于解决在形而上学思考中遇到的理论难题。当然,事实也告诉我们,目的和手段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手段有时会成为目的。由于语言与事物之间密切的关系,亚里士多德有时在范畴讨论中并不区别——符号与符号所指称的对象,以至将语词和逻辑视作事物自身了,认为讨论语言问题和逻辑问题本身就是直接讨论形而上学的问题了。即视从语词、句法、逻辑分析“是”得来的“是者”为事物自身了。这个时候,语词和逻辑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也成为目的性的研究对象。但是就思维的纯粹性言,形而上学的需要才是亚里士多德创立范畴理论的真正目的。事实上,随着德国学者耶格尔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看成一个前后发展过程,随着对《形而上学》中思想的深入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赞同这一观点。如福瑞德就认为,亚里士多德范畴的区别实际上是存在(“是者”)的各种方式和各种事物之间区分的总结,他的范畴理论既不是语法学的,也不是逻辑学的考察,而是源于形而上学的研究。[6]当然,这样的认识并不意味着否定亚里士多德范畴除了形而上学意义外还有语言学和逻辑学方面的意义。只不过,我们关于目的的讨论,主要侧重于形而上学的意义,而语言学和逻辑学方面的意义更多地在后文关于亚里士多德获得范畴的方法和途径的讨论中涉及。
那么,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到底是为了解决什么形而上学问题呢?这一问题又是如何提出来的?
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开创了研究“是”的Ontology即本体论的这门学科。[7]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四卷中讨论“是”的意义时,明确地指出:“由于‘是’自身的意义,就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