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的三大矛盾

中国外交的三大矛盾

阎学通教授

摘要：今后十年，中国崛起速度会更快，这意味着我们面临的外交困难会更多而且来得更加突然。这意味着，要适应这种国际环境加快变化的突然性，我国需要加快调整外交政策的主动性和及时性。因此“改革”这个概念用于外交领域变得非常必要。

“改革”概念为何未用于外交领域

“改革”这个概念之所以没有用于外交领域，主要原因是文革十年间，多数时间的外交政策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的。文革期间，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思想指导了中国各领域工作十年，但外交领域则只有3年多。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原则下，中国采取了反帝反修的外交政策，即反两霸或称为两面出击。这种政策发展到1969年中苏边界军事冲突时就无法执行了，因为继续下去将有发生大战的危险。

在大战危险下，毛泽东同志不再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原则指导外交工作，而是重新转向以民族利益为出发点的外交原则。以民族利益为出发点就接近了以国家利益为外交出发点的政治原则，1971年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从反两霸转变为反苏霸。与美国结友，使得阶级划分原则无法适于外交政策。1974年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更是一个实力划分的理论，而不是阶级划分的原则。1971年后，中国外交政策没有明显的重大战略错误的主要原因是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原则指导外交工作。而其他领域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因此重大战略错误一致持续到文革结束。1978年的改革开放路线就是要纠正文革中的错误，而外交战线在1971年就开始纠正了，因此“改革”这个概念在文革之后没有用于外交领域。

1978年以来的外交改革虽然“改革”这个概念没有用于外交工作，但1978年后中国外交还是进行了许多重大的改革。1982的年12大首次提出“我们是爱国主义者，决不容忍中国的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受到任何侵犯。”公开明确提出外交工作指导以民族利益为出发点，这一点与以往非常不同（1971年后的外交政策实际已经是以民族利益为指导但不能公开讲）。12大做出的一个重大外交改革是，提出了不结盟政策，改变了以往的结盟战略。1985年提出了争取有利于经济建设和平环境的政策目标，改变以往准备打仗的战略目标。对台政策在1979年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从解放台湾改为和平统一政策（叶九条）。不过统一仍是80年代三大任务之一。这一时期对外政策改革主要原因是对战争危险的判断发生了变化，认为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上述三个重大政策改变，都是从准备打仗转变为不准备打仗。冷战结束后，中国外交又发生了一次重大改变。1990年将长期的反霸战略改成不当头的韬光养晦战略。历史演化过程是，反美霸、反两霸、反苏霸、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国反霸战略结束。90年起韬光养晦成为中国外交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不反霸权与不挑战美国主导地位是同一政策。与之相应的是以美国为重中之重的战略，即所谓“大国是关键，周边为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这项外交政策原则的调整主要是出于适应冷战后美国一超独大的单极格局2008年对台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将和平统一政策改为维护台海和平为台湾人民谋福祉。于是结束了两岸在外交领域里的争夺，台湾称之为外交休兵。这项政策调整之后，中国外交从拓展转向了维稳。

外交工作开始需要“改革”概念

“改革”的概念没有用于外交工作的影响有三方面。一、使调整外交政策缺乏合法性。“改革”的含义是指现行政策不适宜。而“改革”不用于外交工作，就是说现行政策是适宜的，因此坚持现行外交政策有了合法性，而调整则没有合法性。否认外交工作需要改革，就否认了现行政策不适宜已经变化的外部环境。二、调整外交政策缺乏主动性。改革不成为主流观念，保持外交政策一贯性就具有主导地位，于是缺乏调整外交政策的主动性。三、外交政策的调整缺乏及时性。不承认现行政策不适宜，不想主动调整外交政策，于是外交政策调整就

不可能是及时的。

2008年中国经济规模首次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当年奥运会得到金牌总数第一超过了美国；2009年中国经济年增长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发动机；2011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超过美国。这使得世界国际格局两极化的可能性大于多极化，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再次发生重大改变。中国外交政策面临着新的改革需要。国际格局的变化及中国所处的世界第二地位，使得“改革”这个概念变得重要。今后十年，中国崛起速度会更快，这意味着我们面临的外交困难会更多而且来得更加突然。这意味着，要适应这种国际环境加快变化的突然性，我国需要加快调整外交政策的主动性和及时性。因此“改革”这个概念用于外交领域变得非常必要。我们现在已经遇到了几个重大的政策矛盾，不改革就无法有效维护国家利益。

1、韬光养晦政策的不当头与做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家相矛盾。不当头的国家是承担不了责任的，承担责任的就无法不当头。

2、不结盟与睦邻友好相矛盾。国家利益关系的最高水平是盟友。没有盟友就没有最好的利益关系。当周边国家与美国结为盟友时，他们与中国的关系就必然不如与美国的关系好。在中美矛盾之间，只能站在美国一边。

3、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提高道义感召力相矛盾。以经济利益为外交导向，在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发生冲突时，就会下意识地以政治利益服从于经济利益需要。

解决这些矛盾的出路在于，以创新精神进行调整。如果将“改革”的概念运用于外交工作，则有助于增强调整政策的合法性，主动性、及时性和创新性。（本文系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在第七届清华国际安全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