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嵇康四言诗对于传统四言的革新 (2)

学年论文提纲
题目：论嵇康四言诗对于传统四言的革新
引言：
《诗经》历来都是四言诗的典范，但到了魏晋时代(建安以后)，四言诗已趋衰微，隐隐有退居文坛幕后之势（已不占主导）。

在五言盛行的时代，嵇康的创作却让四言诗重放异彩。

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中评价曰：“叔夜诗实开晋人之先，四言中饶隽语，以全不似《三百篇》，故佳。

”四言诗之所以能够重鸣于世，很大原因在于嵇康对其进行了改造，赋予了它新的生命力。

故从意象革新、赋化倾向和题材开拓三面方面论述嵇康对于四言诗的改革，以喟叹其四言再兴的原因。

一.对于题材的开拓
《诗经》——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诗经》的题材基本为农事、宴饮、婚恋、和征役。

虽然作者也有思想感情的流露，但基本都止乎于礼，遵循着“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原则。

《诗经》所表达的感情是简单、纯粹的，代表了原始先民最质朴的愿望，因此如《卫风·淇奥》、《卫风·有狐》等篇章，每一章只稍改动几个字，所表达的意思大致相同。

（究其原因，可追溯为诗最初是用来唱诵的，作为歌词每章的改动更多是为了韵律歌唱之美）相对而言——
嵇康四言诗的内容是丰富而有多层次的。

他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所涉及的内容和情感也不再拘泥于温良敦厚的礼乐之教。

对于本心的追崇使得其诗中带有复杂的情感和生命意识。

比如《赠兄秀才从军》中第十八首，“生若浮寄，暂见忽终”表达了对于兄弟离别，再会之期无定的无措和悲伤，而“身贵名贱，荣辱何在”等又表达了其对于兄长追名逐利的惋惜，希望他早日醒悟。

这种复杂的情感并不受礼教的约束，使得在同一首诗歌中呈现多层次、多方面交杂的情感体验，也是魏晋时代“文学自觉”生命情感意识上升在嵇康四言诗中鲜明的体现。

此外，由于受到玄学清谈和“文学自觉”的影响，嵇康的四言诗已经不再局限于对于现实生活的记述，而上升到了对于生命、宇宙的思考。

（如“绝志弃学，游心于玄默”）其中有些如“齐物养生，与道逍遥”等句，明显借助了庄子的思想《逍遥游》、《齐物论》（且这一现象并不鲜见，有不少原句化用）。

由此可见，相对于《诗经》平实、贴近现实的陈述，嵇康则展开了充分的想象，更具备了文人浪漫主义的思维方式，其诗歌突破了原先四言诗反馈现实生活的单一功能，融合了玄学思想，增强了个体生命意识，从而带有了更深远的时空包孕感。

（归按，其实不用写得那么长。

只要标举要点就可以了，表示自己预想从哪些方面去探讨。

这一章主要还是要通过研读嵇康，概括出他的诗歌的主题。

魏晋文人诗歌必然更加细致，表达的思想感情肯定会比较深细，这个在《诗经》时代是不可能的。

从而使得四言诗摆脱了一般吟咏歌唱的限制，而成为具有广泛抒情达意的载体。

至于具体哪些题材，你要看了嵇康诗以后才能抽绎出来。

）
二.对于用词、句式的创新
《诗经》中的用词有一个明显特色，就是单音节词偏多（“在《诗经》所处的时期, 汉语词汇还以单音词为主”朱广祁《诗经双音词论稿》p2），使得多数都要在前后加虚词和叹词才能形成双音节，从而达到唱诵韵律感（eg:“伯兮朅兮，邦之桀兮。

”“容兮遂兮，垂带悸兮。

”等）
而《诗经》的句式有两个特色，一是《诗经》中需要上下两句连缀在一起，才能表达出完整的意思（eg“有狐绥绥，在彼淇厉。

”；“总角之宴，言笑晏晏”等等，单句更类似一个词），二是有先秦散文句的印记，大量存在三言加一个辅助字的句式（eg“从孙子仲”、“平陈与宋”《邶风·击鼓》等）和倒装句式，更散文化。

但到了嵇康的四言诗中：
1.在用词上，虚词被弱化甚至剔除，大多都采用了双音节词，不再借助虚词或助词来成句，这也就天然使得嵇康的诗句大多可以单独成句，具有完整的语法结构，不再需要上下句形成一个完整意思。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等等，可以直接进行单句划分）
2.嵇康在写作时经常使用骈偶句，使诗歌看起来更加文人化，也具有一定的骈俪化
倾向，有些句子与赋对比甚至可以以假乱真。

在骈文兴起之后，嵇康对诗歌进行的改造形成了一定的句序，不再是《诗经》是散文化的句子。

3．这样的创作也带来了连锁反应，更大的句子容量使得嵇康的诗歌表达更加充实，不再是此前《诗经》重章叠句、一咏三叹，更偏重抒情的特点，他的描写开始更加生动形象起来。

例如“良马既闲，丽服有晖”对于服饰的描写，“息徒兰圃，秣马华山”对于行程过程的描写等等。

这些都使得嵇康在一首诗中可以展现更多的情景，使得一句诗句也能更凝练且更为丰富。

（归按，可以。

）
三.对于意象方面的突破（归按，叫“意象的使用”较好，《诗经》中有没有有意识地使用
意象，很难说，嵇康诗中可能就比较有意识了。

只要举几个例子，两到三个就可以了，说明使用了意象后产生的效果，或者说意象有些什么抒情达意的功能。

）
《诗经》中虽然也有许多花鸟鱼虫的景物堆叠，但其作用更多在于直接将其作为一种客体进行描写，是一种陪衬，其主要作用在于表达出该诗的主旨。

但嵇康的四言诗完全不然，由于受到当时玄学和审美观照改变的影响，景物不再是单纯的景物，而成为了与诗人融合在一起的描写主题，也带有了情感色彩，成为了“意象”。

而这种意象的运用几乎无处不在，成为嵇康四言诗的主体。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意象并非是以客体身份出现，而是与诗人生命同在的主要寄情对象。

比如《诗经》中也有对于山水的描写（“秩秩斯干,幽幽南山”等），但这山水只是以外物出现，但嵇康诗中山水（“婉娈名山。

真人是要。

齐物养生。

与道逍遥。

”）完全是与诗人本身融合为一体的，是超越了时空和现实生活的逍遥。

寄情于大自然，天人合一是玄学思想的很大组成部分，甚至于主干所在，使得诗歌意象成为具有独立审美的存在。

此外，嵇康诗歌大多选用冲淡清和的意象，使得诗歌面貌呈现出清丽自然的韵味。

相对于《诗经》中为了“美刺”而呈现的事物，嵇康所选用的意象都是直接与人内心息息相关的，使得其从现实主义更倾向于浪漫主义，增强了诗歌表情达意的功能。

嵇康四言诗在意象方面的这个突破是其诗歌在审美上的巨大超越，“中国人物品评由先秦重德，到汉末重才，到魏晋重美”（《嵇康美学思想述评》p75），这种审美情怀由现实功利性的，渐渐转向了思想精神上的，显示了其从“观物”到“观我”的一个转型，更加文人化。

而这种文人化的倾向，使得诗歌不再局限于单独的事物或某一个时代，而
给予了时空共同的思考和审美观照。

这也是嵇康诗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很大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