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僚资本主义

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

19世纪后期清政府洋务派大官僚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开办的近代军事企业和民用企业，是中国官僚资本的雏形。以后北洋政府由外债支持建立的一些官办企业也构成官僚资本的一部分。

1936年以后，近现代历史文献中使用的官僚资本一词，主要是指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凭借国家政权的垄断力量，通过发行公债、苛捐杂税、商业投机、通货膨胀等手段巧取豪夺而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工商企业。

在抗日战争时期，四大家族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和战时经济统制手段大发横财，进而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到1949年，官僚资本大约占有全国工矿和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垄断全国钢铁产量的90%，煤产量的33%，发电量的67%，并拥有全国最大的银行和十几个垄断性贸易公司。

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是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的官僚资本除具有垄断资本主义的一般特征外，又具有买办的封建的特征。它的存在和发展，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中国的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因而是一种反动的生产关系，是中国人民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对象。另一方面，官僚资本本身又是一种高度集中的社会化大生产，它集中了一定的现代化设备和科技力量。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人民政府在全部没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直接建立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总目的，从理论上讲，是发展经济以“改善民生”，从而实现三民主义。在当时开展此运动的具体目的是为了“自救救国”。开展此运动的目标是为了“尽人力，辟地利，均供求，畅流通，以谋国民经济之健全发展”。即在积极方面：（一）增加生产总量，解决生活需要。（二）增加工作机会，解决失业问题。（三）增加输出产品，借谋贸易平衡。（四）保障投资安全，鼓励生产活动。在消极方面，要解除阻碍生产发展之外因、内因、货物流通之障碍及妨碍生产建设之心理因素。

要正确评价这场运动，首先要弄清发起这场运动的主观原因及客观效果。如上所述，这场运动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自救救国”，这在当时国内经济残破，外则日寇侵逼，中日矛盾日益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历史背景下，的确有其积极意义。首先，它发展了国民经济，增加了国民收入。据刘大钧《国民所得》一书估计，国民生产毛值，1934至1936年分别为213、237、259亿元。其次，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项目，都是直接为战争做准备的。国民党五大通过的《请积极发展民营重工业以充实国力案》指出，从事经济建设，迅速完成重工业，其目的是“使战时工业能以动员，以供临时需要”。这次大会通过的《请兴筑滇省通江通海通缅铁道以应国防需要而辟经济泉源案》中更明确指出，在此“中日战祸一触即发之秋，沿江沿海随时有被封锁之虞。交通系国防至巨，为适应国防需要……确有及时兴筑通江通海通缅铁道之必要”。资源委员会所办各厂矿，也主要是为国防做准备，厂矿的分布均远离海口。规模较大的钢铁、机器、电工器材等厂大都设在湖南，其余金属矿、煤矿、电厂多选择川、陕等内地省份。电工器材厂，从原料和产品运销的角度来看设在武汉为宜，但却将其设在湘潭，这完全是出于国防的考虑。即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资源委员会致力于资本需要量大、资金周转慢、盈利少、风险大，而为一般民族资本家所不愿问津的重工业及国防工业，大量投资于西北、西南等内地落后省份，这对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以轻工业为主、重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的不合理产业结构和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通商口岸的极不平衡的产业布局都起了积极作用。这场经济建设运动为抗日战争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巨大作用。例如浙赣线通车后，“东西战场之军队辎重，得随军事形势之转移，自由行动。”徐州会战时，将南方军队调至江北，徐州沦陷后，又调回南方保卫武汉……除军运之外，该路对沦陷区各路机车车辆之撤退，工商物资之疏散，难民之迁移后方等抗日事宜，俱尽最大之努力。

经济动员运动可见，这场经济建设运动的作用已不仅是发展了国民经济，增加了国民收入，而更重要的是，它是一场战前的经济动员运动。因为“在当时国际形势之下，我们不能打出鲜明的准备战时经济体制的旗子，只有以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为战时全国经济总动员的准备”。

这场经济建设运动，是一场由政府号召并组织的、动员各界人士参加的群众性的经济建设运动。在运动中，不仅注意生产本身的发展，同时也注意了生产意识、劳动观念的宣传及理论的研究。因此，它是一场较

为全面、较为彻底的经济建设运动。对中国近代化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一切是符合中华民族利益和人民愿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