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战时首都”：抗战时期的重庆研究综述

被遗忘的“战时首都”：抗战时期的重庆研究综述

作者：汪浩周勇

来源：《重庆行政》2017年第03期

英国学者米勒曾在《被遗忘的盟友》一书中，认为二战中的中国是一个在一场让美国、苏联和英国出尽风头的战争中跑龙套的小演员。米勒为世界忽略中国抗击法西斯的贡献而遗憾，也委婉指出，重庆是一座被遗忘的“战时首都”。[1]众所周知，二战期间的“伦敦、华盛顿、莫斯科和重庆”是四大战时首都，但相比较伦敦、华盛顿与莫斯科仍然作为首都，仍然为后人称颂在二战中的伟大贡献，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则正为人们遗忘。尽管在当代史学界，重庆作为战时首都仍不时以史料形式得以重现，但与重庆作为战时首都在中国抗战中的作用、中国抗战精神象征以及当时重庆在国际上突出地位而言，我们对“战时首都”方方面面的研究仍显不够。

一、“战时首都”的名称变迁研究

國民政府对重庆的称谓是“乙种市”、“直属市”、“陪都”、“行营”、“永久陪都”等。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迁都定都还都》卷对此作了文献梳理：1939年5月5日国民政府改重庆为直属市，“重庆市，著改为直隶于行政院之市”；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定重庆为陪都，“兹特明定重庆为陪都，着由行政院督饬主管机关，参酌西京之体制，妥筹久远之规模，借慰舆情，而彰懋典”；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还都南京在即，重庆作为战时首都功能日益弱化，故在1946年4月23日国民政府恢复设置重庆行营。[2]

从迁都重庆之始，当时重庆尚未明令“陪都”，但中国各界包括国际社会均认为重庆就是“战时首都”。1940年2月作者民明就在《世界知识》上的撰文《战时首都对于立拉爱加盟苏联的反响》称：“自七月二十七日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人民议会宣言‘改民主共和国为苏维埃共和国’的消息，传到我们的战时首都重庆，中枢当局对于此事，是坚持最高领袖‘以不变应万变’的原则，抱着清晰而镇静的态度。”[3]文中即以“战时首都”称呼重庆。后来有更多文献提及重庆即为“战时首都”，1940年9月9日《大公报》发表社评《祝重庆陪都》，文中明确使用了“战时首都”：“我们的抗战，已进行了3年又2月，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国府宣言移驻重庆，重庆之为中国的战时首都、抗战司令台，迄今已2年又10个月。”[4]可以看出，尽管还没有官方关于“陪都”的明令，重庆作为“战时首都”已在抗战时期得到各界的认可。

现代学者也多以“战时首都”称呼抗战时期的重庆。50年代的《教学与研究》有文提及，“由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几千名居民签名的庆祝红军建军二十四周年慰问红军将士书，可以说明这些信件的内容。”[5]田茂德等还在《抗日战争时期四川金融大事记（初稿）》指明了重庆成为战时首都的具体时间：“抗日战起，国共合作，国民政府迁川后，1938年11月20日定重庆为战时首都，中共中央南方局随即由汉迁渝。”[6]其后学者多持此说，唐润明《试论国民政

府迁都对重庆的影响》：“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自1938年11月国民政府明令迁都重庆后，重庆就开始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并逐渐发展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外交活动的中心。”[7]刊于2016年《文史天地》的《重庆的陪都时期：旧貌换新颜》亦持此说：“1937年11月20日，随着国民政府发表移驻重庆宣言，重庆成为战时首都。”[8]

抗战时期重庆虽担负起首都功能，但官方无“战时首都”称谓，其最高称谓是“陪都”或“永久陪都”。但从前期论述可以看出，学界对重庆抗战时期作为首都功能、贡献和地位是高度重视和意见统一。

综合来看，重庆在抗战时期城市名称经历了“行营”、“直属市”、“陪都”、“永久陪都”等官方称谓。实质上，重庆自迁都初期就担负了“战时首都”功能，在抗战中作用突出，已在学术界得到了无可非议的认可。

二、“战时首都”形成过程研究

在研究过程中，史学研究者疑问国民政府是否有意确定西南为抗战大后方，亦或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迫于形势，临门一脚，迁都重庆？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国民政府是否就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有所准备？随着史料的发现，“战时首都”的形成过程也逐渐清晰，前期论述多有涉及，但仍有争论。

台湾学者多认为1935年蒋介石首度入川后即确定建设以四川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蒋纬国在《抗日御侮》（第2卷）中说道：“从二十四年（1935年）开始，将四川建设成后方根据地以后，就预先想定以四川作为国民政府的基地。”[9]刘绍唐的《民国大事日志》、吴相湘在《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周开庆在《蒋总统与四川》等均持这一观点。

大陆学者亦多赞同此观点，并认为川政统一后，国民政府为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控制，于1935年10月设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川、康、黔、滇、藏五省的军队均受其节制，重庆成为西南地区的军事、政治中心[10]。学者们多以蒋介石发表1937年10月30日《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演为据：“国府迁渝并非此时才决定的，而是三年以前奠定四川根据地时所早已预定的，不过今天实现而己。”[11]从而认定迁都重庆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早有预谋。

也有学者认为蒋入川没有预作准备，张国镛在《关于国民政府择迁重庆问题的再探讨》中认为：“蒋介石在1935入川追剿红军时没有择定四川这一抗日复兴的最后根据地，更没有‘想定’重庆就是未来国民政府的基地。蒋介石择定四川为抗战的最后根据地是在1936年及其以后，而国民政府择定并正式决定迁都重庆则是在1937年10月以后”。[12]蒋介石决定迁都重庆实为临时决策，具有偶然性。

至于迁都的原因，多认为重庆地理位置独特，冬天多雾，利于保藏实力，同时四川为“天府之国”，富庶，能为抗战提供更多的物质保障。黄立人等在《论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意义和

作用》指出重庆自身所具有的作为战时首都的诸多有力因素和条件，黄立人等还分析了国民政府在迁都重庆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一直未曾就重庆成为“陪都”正名，黄文指出，“最明显的因素在于已定西京陪都在先，如果定重庆为陪都，就会形成在西部地区同时又两个陪都的局面，显然有悖于常理”。[13]有的学者还从政治、军事形势上分析国民政府放弃已有陪都西京（西安）而迁都重庆的原因，“西北地区接近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于坚持反苏、反共的国民政府来说，其感受到的威胁并不小于日本。另外，西北地方军阀也一直未被国民政府完全控制。”[14]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入重庆，到1940年9月6日明令重庆为陪都，几乎三年的时间，官方未明确给予重庆“陪都”名分，似乎有悖常理。但肯定的是，重庆即使作为直属市，也已经承担了战时首都功能，经受了战火考验，至于后期以“陪都”或以“永久陪都”赋予重庆“首都”名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三、“战时首都”的地位与贡献研究

《国民公报》在1946年5月以《热闹了南京，冷落了山城——还都后重庆巡礼》为题，写出了重庆在国民政府还都后“景物已非，不胜今昔”，表明重庆完成了战时首都的功能，城市地位明显受到冷落。但研究者对重庆作为“战时首都”在抗战中的贡献，抗战精神象征以及国际形象上的研究前期著述较多。

（一）抗战中的贡献

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承担了首都功能，使国民政府机关部门在此安全办公，同心协力抵抗日本侵略。同时，重庆四川为中心的大后方，还提供抗战所需的强大人力物质保障。学者们对重庆在抗战中的贡献，做了更多的史实发掘。据不完全统计，在八年抗战中，四川除有40余万川军将士效命疆场外，为国民党军队输送壮丁2578810名，约占全国实征壮丁数的五分之一。[15]直至现代学界，仍然不断再做数据统计，《中国近代人文精神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发展———以战时首都重庆的抗战及其精神为例》阐明：“整个抗战期间，包括战时首都重庆在内的四川给前线输送了大量兵员，应征赴前线的兵员达300多万人，做出了巨大的牺

牲。”[16]

精确到重庆一市，重庆在抗战中损失和贡献，近几年的研究也得以明晰。研究表明，重庆抗战期间直接伤亡32829人，灾民人数达172786人，财产损失价值法币100亿元。[17]表明以战时首都重庆为中心的川渝两地为抗战做出了极大贡献。

（二）抗战精神象征

首都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战争年代，首都是国家存亡和民族精神象征。面对日军步步紧逼，媾和、投降等失败论甚嚣尘上，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成为抗战精神的堡垒，是中华民族挺立不倒的象征。周勇撰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城市发展的双向互动：基于近代以来重庆城市史发展的考察》认为：“抗日战争时期，从北方的哈尔滨到南国的广州，从东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