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的特点

大众文化的特点
1、商品性
即它伴随着文化产品大量生产和大量销售，大众文化活动属于一种伴随商品买卖关系的消费行为；
2、通俗性
即大众文化不是特定阶层的文化，而是为社会上散在的众多“一般个人”的文化；
3、流行性
即大众文化是一种时尚文化，呈忽起忽落的变化趋势；
4、娱乐性
大众文化文本无论其结局是悲是喜，总是最求广义上的愉悦效果，使公众的消费、休闲或娱乐渴望获得轻松的满足。

5、依赖性
即大众文化主要是在大众传媒的引导下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没有大众传媒，也就没有大众文化。

在这个意义上，大众文化也是一种传媒文化。

6、大众媒介性
即大众文化以大众媒介为主要传播媒介，具有这种媒介所规定的特点。

大众媒介，通常包括机械印刷媒介（报纸、杂志、书籍等）和电子媒介（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两大类。

7、日常性
与欣赏高雅文化带有更多的个体精神性不同，公众对于街头广告、电视剧、流行音乐、时装、畅销书等大众文化的接受，是在日常生活的世俗环境中进行的。

8、类型性
大众文化理论
大众文化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民众的反抗》一书中。

主要指的是一地区、一社团、一个国家中新近涌现的，被大众所信奉、接受的文化。

罗森贝格认为大众文化的不足之处是单调、平淡、庸俗，以及容易在富裕生活中产生的诱惑和孤独感。

大众文化往往通过大众化媒体（网络、电视、报纸、杂志等）来传播和表现，尽管这种文化暂时克服了人们在现实中的茫然和孤独感以及生存的危机感，但它也很可能大大降低了人类文化的真正标准，从而在长远的历史中加深人们的异化。

大众文化理论滋养的土壤是现代工业社会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伴随高科技生产而呈现纷繁的物质文化消费。

文化消费是现象，不是文化本身；文化是精神产品，不是具体的物质。

工业化生产解决的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即提供丰富的生活物质，文化解决的是人类生存的高级需求，即精神提升和美的建构，亦即人类如何实现自身价值、发掘自身潜力、实现对人性的终极关怀。

大众文化的倡导者显然忽略了这个简单的事实。

社会生产所追求的是物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并尽可能为人类提供纷繁复杂的消费构成。

大众文化的平面化、批量复制是以消解文化个性和创造性为目的的，物质追求的丰富多样性与文化追求的简单标准化显然构成了一个人类生存的悖论。

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大众文化思潮是一场反叛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运动。

它是建立在西方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进程，大众的自由意识、思想解放达到某种高度之后产生的。

[编辑本段]中国大众文化的崛起
中国的大众文化崛起于20世纪后半叶。

它伴随着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而觉醒，植根于市场经济的沃土而成长，在短短的不到20年的时间里，便迅速壮大为与来自官方的主流文化、来自学界的精英文化并驾齐驱、三足鼎立的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

它的发展壮大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格局，积极影响了国民人格塑造和社会发展面貌，但也引发了多重
社会效应和多种不同的评价和议论，这促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它的价值、效应及其发展控制问题。

大众文化从实质上说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产生、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一种市民文化。

它一方面是同与其共时态的官方主流文化、学界精英文化相互区别和对应的，另一方面也是同传统自然农业经济社会里的各种民间文化、通俗文化有着一些原则差异的，商业性、流行性、娱乐性和普及性可以说是其最主要的基本特征。

[编辑本段]中国21世纪大众文化的主要发展方向
1、人文化发展方向
大众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享受、发展需要为出发点、归宿点和最高价值目标的人文文化形态。

纵观其发生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大众文化自始至终都体现着一种人文本质和人文精神、蕴涵着一种人文目标和昭示着人文价值理性。

随着人类的物质文明的不断进化和主体意识的日益觉醒，大众文化作为人民自己的文化在21世纪将更加鲜明地凸现其人文本质、人文理性和人文精神。

体现和反映21世纪中国大众文化人文化发展方向的基本内容和要求就是：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必须贴近大众文化生活、满足大众文化需要、尊重大众文化权利、反映大众文化理想和提升大众文化人格。

2、科学化发展方向
21世纪是知识经济世纪，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决定生产力、文化力和综合国力的关键因素。

大众文化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形态要跟上时代步伐、获得持续发展动力，就必须不断地吸纳新的科学知识、运用先进科学方法和整合当代科学精神，从而使自身呈现出一种科学化发展方向。

否则，就有可能是虚妄和病态的，甚至有可能误入歧途。

3、国际化发展方向
21世纪是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世纪，每一个国家和民族要保持生机、活力和先进性，都必须与整个世界保持全面开放、充分交流状态，广泛、及时地学习和吸收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与国际文化主潮流相接轨、与国际文化新进展相协同。

具体到最贴近百姓生活、最能影响民众精神的大众文化来说，它要有效地发挥引导大众追求、促进大众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样需要通过广泛及时地吸收和借鉴国外的有益文化成果来丰富自己的文化内容和创新其表现形式。

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和水准，这样才能更好地做到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4、民族化发展方向
大众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断，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土壤、反映民族文化思想、体现民族文化风格、优化民族文化人格和展示民族文化精华，这是确立中华民族的国际文化地位的基本要求和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最先进民族之林的基本方略，也应当是21世纪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

基本提纲：
引言7
一、中国的大众文化7-17
1、大众文化的概念分析7-11
2、大众文化的本土化进程11-13
3、中国大众文化的特点及审美特征13-16
4、大众文化背景下女性写作的空前繁荣16-17
二、中国的女权主义发展17-24
1、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17-19
2、中国女权主义的本土化进程19-20
3、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概述及审美特征20-22
4、从积极的方面看女性文学对大众文化的作用22-24
三、大众文化语境下的女性写作危机及审美价值提升24-31
1、危机的表现24-27
2、产生危机的根源探析27-29
3、女性文学如何面对消费文化下的审美流向转变29-31
结语
材料：西方女性主义理论
摘要当文学、政治学、哲学和历史等领域的女权主义理论兴起与蓬勃发展起来，女权主义者认为，传统文学批评方法常常推崇男性价值观和利益，从而使得男性偏见制度化和机构化，女性主义者因此必须提高女性对于性压迫这一事实的觉悟，揭露在文学这种父权意识文化产物中的性别偏见和性暴力，解构经典文学作品中被贬损的女性角色塑造。

女权主义者力图通过提倡对于文学中女性形象的重新评价来唤醒人们对于女性价值的再认识。

论文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发生与发展，以此强调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世界性影响。

关键词文学批评；女性文学；女性主义文学理论；
并不是所有的女性写作都是女权主义的，但许多女性主义文本反映了女权主义所关注的问题。

在文学批评界，传统的文学批评因为倾向于以男性经验为基础进行普遍性的阐述而受到攻击。

传统批评方式认为文学经典作品表达永恒不变的真理，而这种真理不受性别等世俗问题的影响。

女权主义者则认为，这种批评方法拒绝承认经典文学作品常常推崇男性价值观和利益，从而使得男性偏见制度化和机构化，女性主义者因此必须提高女性对于性压迫这一事实的觉悟。

这一时期的开拓性文学批评作品《性政治》选用了男性经典文学作品作为性政治分析的依据，披露了在文学这种父权意识文化产物中的性别偏见和性暴力，解构了经典文学作品中被贬损的女性角色塑造。

女权主义者力图通过提倡对于文学中女性形象的重新评价来唤醒人们对于女性价值的再认识。

第二次浪潮中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在揭露文学作品中父权偏见的同时，还努力挖掘和定义女性自己的文学传统，包括寻找和再版那些被湮没被遗忘的女性作家及作品，以及对于女性生活、创造力、风格、体裁、主题、形象等性质的重新定义。

随着性别意识的不断加深，女权主义者大力提倡一种抵抗性阅读，其目的在于揭露女性是如何被迫去认同文本中压迫女性的性别偏见的，并且培养一种真正从女性视角进行阅读、拒绝与自己的压迫者合作的女性读者。

这种观点在朱迪丝·菲特利(Judith Fetterley)的作品《抗拒性读者》(The Resisting Reader，1976)中得到极为充分的表达。

女性主义质询在人类社会中，妇女为什么总是扮演从属于男性的角色。

它关注在历史中妇女的生活是怎样变化的，探讨女性的经验与男性的有什么不同，不管是作为一种实质性的本体论或者心理差异的结果，还是作为历史印迹和社会结构的结果。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女性创作的文学是怎样表达或表现女性生活与体验的特点的。

它也研究男性主宰的法则，以了解男性是怎样运用文化来推进他们对女性的主宰的。

从总体上讲，女性主义有一个漫长的政治史，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至少在英美发展成
了一种实质性的力量。

照玛丽·伊格尔顿(Mary Eagleton)的说法，弗吉妮娅·伍尔夫(Virginia Woolf)是“当代女性主义论争开创之母”，她宣布了许多后来的女性主义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而且她本人也成了某些论争展开的场地；伍尔夫的两个关键文本对女性主义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即《一间自己的屋子》(A Room of One’s Own, 1929)和《三个畿尼》(Three Guineas, 1938)。

她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女性与男性相比在物质上的不利，第一本书集中讨论女性文学生产的历史与社会语境；而第二本则讨论男性权力与职业(法律、教育、医疗等领域)之间的关系。

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她还争论说，女性写作理应发掘女性经验，而不应该只是对两性经验的比较和对照。

因此，这篇文章成为探讨女性写作传统可能性的一个早期宣言。

伍尔夫对女性主义的主要贡献是，她认识到性别、身份是一种社会建构，能够受到挑战和发生形变。

她拒绝“女性主义”意识，要求自己的女性性(femininity)处于无意识状态：“象女人那样写，但是象一个忘记自己是女人的一个女人。

”(伍尔夫：114)，她挪用了布鲁姆伯里文人圈子里“双性同体”(androgyny)的性伦理，希望在“男性”的自我实现与“女性的”自我消灭之间实现一种平衡。

在这一点上，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特别是伊莱恩·肖沃尔特认为伍尔夫在两性冲突中采取了一种被动的撤退立场，但托里尔·莫娃（Toril Moi）则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她认为这是伍尔夫的一种策略。

莫娃借取了克里斯蒂娃把女性主义与先锋派写作结合在一起的观点，提出伍尔夫的兴趣并不在男性与女性写作的平衡上，而在固定的性别身份的彻底移置上，她在自己的现代主义小说中打散了那些固定的观点，从而拆解了本质主义的性别观。

莫娃争论说，伍尔夫反对的只是那种颠倒了大男子沙文主义的女性主义，她对女性写作的独特性有十分清醒的意识。

她认为，女性写的之所以与男性写的不同，并不是因为她们在心理上与男人不同，而是因为她们在社会地位上与男人不同。

因此，她要写作女性经验的意图就是要发现描写女性生活受到限制的语言表达形式，她相信，当女性最终获得了与男性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平等之后，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她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了。

照哈姆(Maggie Humm)的说法，波伏娃及其《第二性》则成为“第一潮”女性主义的终结。

《第二性》显然充塞着第一潮阶段的“物质主义”，但它也认识到两性之间在利益上有广大的不同，并严厉抨击男人在生理、心理与经济上对女人的歧视，从而召示了第二潮女性主义的到来。

此书极为清晰地确立了现代女性主义的根本问题。

当一个女人试图界定自己时，她开始时一定说“我是一个女人”；而没有一个男人会说“我是一个男人”。

这一事实揭示在“男性的”(masculine)与“女性的”(feminine)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对称：男人界定的是人，而不是女人，这种不平衡可以追溯到《旧约》。

女人散布在男人中间，没有自己单独的历史，没有自然的团结；她们也不像其他受压迫团体那样结合在一起。

女人被铆进了一种与男人不平衡的关系中：他是“一个人”，而她只是这个人的“他者”。

男人的主宰巩固了一种屈从的意识形态气候：立法者、牧师、哲学家、作家和科学家竭力说明，女人的从属地位是上天的意志，对人世是有利的。

按照伍尔夫的说法，女人作为“他者”的假定被女人自己进一步内化了。

波伏娃的著作仔细辨析了性(sex)与性别(gender)的差异，而且看出了社会功能与自然功能之间的互动关系：“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

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

决定这种……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

只有另一个人的干预，才能把一个人树为他者。

”（波伏娃，309）正是与生理学、心理学、生殖、经济等相关的阐释系统建构了那“另一个人”(男性)的在场。

波伏娃对“是一个女性”(being a female)与“被建构成‘一个女人’”(being constructed as‘a woman’)作了重要区分，由此她能够在女人只要求打破她们的客观化处境时彻底摧毁父权制。

与其他
“第一潮”女性主义者一样，波伏娃要求摆脱生理差异获得自由，她也同样不信任“女性性”，这样她也就与一些当代女性主义者划清了界限，后者更多地强调女性身体与无意识的重要性。

第二潮女性主义继承了第一潮女性主义在所有领域为争取妇女权益而进行的斗争，但它的强调重心却转向了生殖的政治、女性的“体验”、性的“差异”和“性性"(sexuality)，把这些作为一种压迫的形式和一些要赞美的内容。

在性差异中讨论最多的集中在五个要点上：生物学、体验、话语、无意识和社会经济状况。

强调生理差异胜过社会化作用主要是男人们的论点，目的是让女人们“安分守己”，古老的拉丁俗语说“女人不过是子宫而已”(Tota mulier in utero)是最早确立这种态度的一个证据。

一些激进的女性主义者赞美女性生理上的特征，把它们作为优越性而非低劣性的来源；而另外一些女性主义者则欢呼特定的女性体验，认为这些体验是生活与艺术中正面的女性价值的来源。

这种论点说，因为只有女人经历过那些特别的女性生活体验(排卵、行经、分娩)，只有她们才能够讲述女人的生活。

进一步说，女人的体验涵盖了不同的概念与情感生活；女人看问题的方式与男人不同，对于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她们与男人有截然不同的观点。

肖沃尔特的著作为这一方法提供了一个很有影响的例子，它集中讨论的是女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如何再现性差异。

在话语方面，女性主义者对此也给予了大量的关注。

戴尔·斯彭德(Dale Spender)的《男人创造的语言》（Man-Made Language，1980），正如其标题所示，认为女人一直被男人控制的语言从根本上压迫着。

假若接受福柯的论点，即什么是“真实”取决于谁控制着话语，那么，就很容易看出，男人对话语的控制把女人诱入男性“真实”的陷阱中。

然而，多数女性主义者认为，女人确实被这种父权制的意识形态洗了脑，这种父权制意识形态生产了强大的男人与羸弱的女人的定型形象。

拉康与克里斯蒂娃的心理分析理论为第四个要点即无意识提供了解释。

一些女性主义者与生物主义彻底决裂，她们把“女性”与那些瓦解“男性”话语权威的无意识过程联系起来。

女性的性是革命的、颠覆的、异质的、“开放的”，它拒绝界定女性的性：如果说有女性原则的话，那一定是在男性对女性的界定之外的。

从伍尔夫以后，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都把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状况与两性之间权力平衡的不断变化联系起来，这样就对女性主义拒斥一个普遍的女性性观念表示了首肯。

值得注意的是，在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中，出现了所谓的英美批评，一种以肖沃尔特的“女性批评”(genocriticism)为门面的经验主义批评，它集中讨论女性写作的特别性，复元女性作家的传统，详细探索女性自己的文化。

不过，稍后出现的“法国”女性主义批评观点与此不同，，它强调的不是作家(“女性”)的性别，而是文本(“女性的”)的“写作效果”——也就是女性写作(l’écriture feminine)。

这里要指出的是，在第二潮女性主义的发展中“英美”和“法国”两派运动区分的主要是自60年代末以来批评理论中两种主导和有影响的运动。

美国的第二潮女性主义是从民权运动、维和运动和其他种种抗议运动获得动力的。

60年代后期，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的出版表明第二潮女性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明确自我意识的、高度显著和活跃的运动。

从题目看，这本书继承了有意义的政治遗产，尽管有不足，它依然是一部进取心十足的、渊博的、机智的、对男性文化大不敬和具有摧毁力的著作，就此而论，它也许是那个时代的一个里程碑。

此书涉及了历史、文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其他许多领域，其核心表明意识形态上义理的灌输和经济上的不平等是女人受压迫的原因。

这个论点开启了第二潮女性主义关于生殖、性和再现(特别是语言和视觉的“女性形象”以及色情作品)的思维。

米利特的标题说明她要讨论“父权制”问题，在她看来，父权制是无处不在的，需要作为一种政治体制进行“系统的全面考察”。

父权制使女性屈从于男性，或者
把女性看作一个低劣的男性，父权制权力在公众和私人生活中直接或间接地施展约束女人的作用。

米利特借鉴了科学中区分“性”与“性别”的重要观点：“性”是生理决定的特征；而“性别”则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它指文化上要求的性别身份。

她和其他女性主义者一起抨击那些把文化上习得的“女性”特征(被动性等)看作是“自然”属性的社会科学家。

她认识到，女人同男人一样会使这些态度永久化，而在控制与从属的不平等与压抑关系中扮演这些性角色。

“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祖国。

作为一个女人，我不需要祖国。

作为一个女人，我的祖国是全世界。

”①尽管弗吉尼亚·伍尔芙笔下的女性和平主义者为了国际主义精神而更愿意抛弃民族主义意义上的祖国概念，但是她仍然需要为自己寻找一个立足的场所：全世界。

这是一个抽象的地点概念，但确定无疑地表明空间问题对于女性主义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作为一个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女人，没有祖国仍是一个女人，如果失去全世界，则将失去生存的附着，不再具有存在的实在性。

对以西方女性主义为主要理论资源的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批评而言，空间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无论是国内晚近兴起的差异化理论，还是对传统意义上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借鉴(这里的“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指的是第一波和第二波女权主义，即17世纪到19世纪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和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女权主义。

第三波女权主义自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代开始)，实际上都有空间概念贯穿其中。

本文旨在就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空间概念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空间概念的提出
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批评一个很重要的立足点是区分文学活动中男性、女性的性别角色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女性文学批评的实践者普遍认为，女性和男性天生平等，但男性中心社会的遮蔽和压制造成女性处于“他者”地位，丧失了自我意识与自我存在。

文学文本中的性别关系状况反映着这种历史现实并受其规定；对文学文本和文学史中的性别关系进行分析，可以揭示女性成为“他者”的理路，重新评价女性的文学艺术成就。

这种认识同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密切相关。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方法的引进，性别分析开始被尝试纳入中国文学研究，一批相关研究论著先后出版、发表，显示出性别视角存在的合理性及其鲜活的生命力。

在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关于男性逻各斯中心主义(或称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论断这一理论资源的背景下，当代女性文学批评在进入实际操作之前，往往预设了女性相异于男性的独立的特征。

这样的文学批评话语所彰显的，是女性力求在话语实践和社会活动中获得具有主体性的、与男性平等的“位置”。

位置感的追求隐含着女性在“空间”方面的诉求，位置的不同决定空间的具体状况。

对位置的想象或描述，给空间定位提供了话语条件。

“19世纪以后的空间图式：它的核心在于，基地(即site)只有在同别的基地发生关系的过程中才能恰当地定位。

一个基地只有参照另一个基地才能获得自身的意义。

”②这对女性而言意义重大。

女性在空间中位置感的获得，是其存在的保证和证明。

同时，与男性关系的状况，决定着女性的空间状况。

根据后现代地理学的观点，“基地被两点或两元素间的近似关系所界定；从形式上，我们可将这种关系区分成序列的、树状的与格子的关系”。

③我们可以在虚拟中把“男性”看作一个基地，把“女性”看作一个基地，又可以把各个不同的个体的女性以及个体的男性都看作不同的基地。

这样，除与男性的关系之外，决定女性空间状况的另外一些因素就涉及与女性相关的时代、民族、阶级、身体、话语方式等诸方面。

而且，女性空间状况因为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