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虚幻

现实与虚幻
摘要：宗仰上人以佛学为纽带联结革命，出家未出世，是辛亥前后名声颇重的爱国名僧，他“以佛法作世间法”，积极用弘扬佛法推动社会变革，其宗教思想明显有资产阶级政治化、道德化的倾向。

上人是一位受人敬仰的佛门先觉。

关键词：佛教；佛门先觉；世间法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3）02-0105-02
宗仰上人（1861-1921年），江苏常熟人，俗姓黄，原名浩舜。

少负大志，博览群籍，尤工诗古文辞，栖心释家内典，视功名为无物，因愤世于1880年入常熟清凉寺为僧，得药龛僧王尹授课培养，涉及中西政治学说。

1884年至镇江金山寺依大定法师受具足戒，法号用仁，赐名宗仰，后改名中央，别号楞伽小隐，自署乌目山僧，晚称印楞禅师。

他被梁启超誉为“我国佛教界中第一流人物”[1]，是辛亥革命前后名声颇重的历史人物。

宗仰上人以佛学为纽带联结革命，出家未出世，身在佛门心忧国事。

上人参加张园拒俄集会发表《张园演说辞》；绘图纪念庚子国耻，愤写《》自叙、征题和跋文；与章太炎、蔡元培、吴敬恒等发起中国教育会、建立爱国女校、爱国学社；与《苏报》结缘，为江浙学界风潮呐喊，身遭拘捕避走日本，结交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握手与君五十日，脑中印我扬子图”[2]；募助并支持《江苏》杂志的编辑等。

上人的行动充分表明其爱国之心与济世之志，他为
民族民主革命摇旗呐喊，表现出高度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觉悟，堪称一位爱国爱教的佛门先觉。

一、晚晴佛教状况
中国佛教流传到晚清，已是衰落时期，“晚近宗风衰歇，慧命如缕”[3]。

当时的出家寺僧，多是逃禅避世的苦行僧和“散兵游勇出家的莽流僧”[4]。

与西方基督教以兴办教育和社会服务事业的传教方式，使排斥宗教文字的佛教相形见绌，其寺僧的社会地位日趋低下。

与此同时，洋务运动和改良变法运动发动的“庙产兴学”，更直接地威胁到广大出家寺僧生死存亡，中国佛教的寺僧面临着破旧立新的局面。

清末民初的一些思想家，非常注意佛学研究，并把它作为思想武器。

地主自救运动的代表人物、维新派思想家以及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许多人致力于用佛教救国、以佛教为新生共和国精神支柱，“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5]。

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并未含有反宗教情绪，甚至宗教界挺而支持或亲自参与革命行动。

这种现象，就如同梁启超所说：佛学是晚清思想家的“伏流”，“晚晴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6]。

“佛法为出世间法，不独与儒异，与道亦异”[7]，佛教徒不是只关心自己生死的狭隘修行者，也不是只重视来世的理想主义者，其出世不离世，重视现实关怀。

佛教理想中的轮王政治中轮王必有一“主兵臣”，其责任是为正义与自由武装，推行和乐共存的仁政。

推行仁政的领袖，首先要具备“军众净洁”，就是具有崇高理想的
净洁的军众。

就佛教教义本身而言，佛教并不完全排斥革命。

寺僧参与革命活动，思想家利用佛教宣扬革命精神，积极联络佛教人士参与革命，佛教与辛亥革命的密切关系，呈现出佛教在中国社会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现代性问题。

二、黄宗仰“以佛法作世间法”的佛学思想
宗教是一种距离物质基础遥远的意识形态，但是“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8]。

上人在这深重的民族危机下，试图凭借佛学之力谋求推动社会变革。

宗仰试图突破了佛法与世法相分离的隔阂，积极宣传和实践佛教救世理念，“以佛法作世间法”的救世。

宗仰怀抱佛法与世法不二的观念，在《代罗迩陵女士复浙江退学生书》中号召广大爱国学生大力发扬佛教中积极救世精神：”我佛释迩牟尼与其徒千二百五十人乞食城中，食已收钵，跃坐树下，对众说法，欲普度世界众生。

尝曰：‘我不人地狱，谁入地狱？’观世音大士寻声救苦，亦尝发誓言：‘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火汤，火汤自枯竭；我若向地狱，地狱自消灭。

’地藏仁者发愿云：‘地狱未空，誓不成佛！’此何等愿力！何等慈悲！何等气象！何等庄严！余虽不敢以释迩牟尼望诸君，未尝不以观世音、地藏望诸君，而祷祝其发慈悲，施大愿力，以救中国也。

”[8] 宗仰在辛亥革命前后活跃政治界中，紧跟辛亥动向，他在《告同胞销除意见书》中劝导革命党人维护团结协作的关系；在《劝缁门助饷书》、《借债愤言》、《责难参议院诸君》等文章中尖锐指出借
债亡国的严重后果，劝募国民捐以抵制对外借债；在《哭宋先生之哀声》、《讨猿篇》、《辟南北强弱说》等中对宋教仁被刺案的风潮、兴师讨袁以及随之而来的“二次革命”，宗仰痛哭挚友，激烈指出袁世凯背离共和、专制独裁以及民心制胜，其言论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宗仰视民众为国民，“今者民国新立……运平等自由，演大同主义，无论缁白，皆属国民”。

[8]在《论尊崇佛教为今日增进国民道德之切要》“欲使国民咸知天赋人权，正宜扬佛法以解之”。

[3]他认为佛法可以维系国民力量，极力支持将佛教定为国教，教育与法律是治世的根本，而佛教是维系世人之精神武器，“吾国宗教问题……信用佛教实唯一不二之方针……舍此而空谈教育，强用法律，虽云治本，无补于标，标不立，本于何有？”[3] 在中国政治社会纷纭变换之际，宗仰以佛法慈悲济世的关怀，欲为国民谋幸福，从其革命活动中能深刻感受到其“我不人地狱，谁入地狱”的卫道情怀。

三、弘扬佛学
宗仰在贯彻“以佛法作世间法”的救世理念时，融通势理，身为佛弟子同时不忘振兴佛教。

在清末民初佛教文化复兴事业之时，上人先后发表《佛教进行商榷书》、《论尊崇佛教为今日增进国民道德之切要》等文章，谋求推动社会变革和佛教革新的精神力量，希望使改革后的中国佛教成为国民的精神支柱。

得与哈同夫妇的资助，宗仰全面主持校订刻印《频伽藏》，开展
弘法活动，以佛法匡时救世。

究其缘由，宗仰认为佛典流传已久，文字隐晦，佛法流入禅悦，排斥宗教文字，佛理不彰，因此下定决心弘扬佛理本旨。

这部书“无论大小寺院，庵观茅蓬，皆可随宜供置。

即募缘购请，亦资轻事易”[3]。

这在佛教文化复兴初期迫切需要藏经的情况下，实在是一件非常难能可贵的文化壮举。

宗仰认为佛教应该跟随社会改革，复兴当从古清规、兴新教育、裁制剃度，革除赴应四个方面着手。

“立法有三，而归宗则一”，原先的立法言明，稳妥不繁，虽有别派分宗，当如是遵守；力图弥合儒家和佛教的关系，“夫儒家与佛教学，本自相通”，在“儒家则从正心修身始，在我僧界则从明心见性始，致用不二，理尤相通”[3]，“儒释同源，本无二致”，在广兴教育、培养佛学人才之时，“内典儒宗，允宜并教，专修补习，皆可分程”[3]工艺、实业人才亦可培养；“童年剃度……难期其信仰之必坚”[3]要求必到二十岁查其有志趣，能耐清规戒律这陷入僧学校学习三年，方可剃发成为比丘尼；规定不得“赴应俗家，为作佛事”[3]。

此外他还批判耶教，认为其是欧洲的宗教，“上者假图以习欧学，其次借以温饱；下者凭教会之势，陵轹同类，所以我国之基督教，是伪非真”，若学即是“文明退化”，若要提倡道德，“非我佛教，其谁与归”[3]。

四、结论
黄宗仰以缁门而兼革命志士，在清末民初中国政治社会大变革的时期，以方外人理俗家事，感忧与国家命途，是一位佛门先觉也
是一位革命志士。

及至袁世凯称帝，宗仰革命热情骤减，其一生如同辛亥革命的命运一样。

辛亥革命与佛教如此的密切联系，除了显示资产阶级利用宗教作为它实行社会变革、救亡图存的一件思想武器的幼稚外，还表明了佛教在救国图存，世事突变的情况下的自觉变革意识。

宗教的虚幻不实与坚定不移的支援现实革命，黄宗仰“以佛法作世间法”的佛学思想贯穿于革命活动之中，成为我们永远缅怀的功绩。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乌目山僧诗杂评[m].附录于《宗仰上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14.
[2]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上册）[m].人民出版社，1956：175.
[3]沈潜，唐文权.宗仰上人集[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4]释太虚.太虚大师全书·杂藏·文丛[m].第58册：180.
[5]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n].民报，第6号.
[6]梁启超.清代学术[m].饮冰室合集专集，中华书局，1989：73.
[7]文廷式集（下册）[m].中华书局，1993：929.
[8]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