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以貌论人现象的身体美学阐释

收稿日期：2010-02-26

基金项目：贵州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基金资助项目“先秦美学中的身体审美和身体问题”（贵人大基合字2009005号）作者简介：方英敏，男，湖南岳阳人，贵州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典美学。

一、“以貌论人”现象的历史考察与美学信息

“以貌论人”非古来就有的现象，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历史现象，诚如荀子所言：“相人，古之人无有也”而“世俗称之”（《荀子·非相》）。历史地看，荀子所说的“古”与“世俗”的时限似可以西周为界。从先秦史料看，约略从西周始，“以貌论人”现象大量出现，主要表现为从一个人外在的体貌声色、言谈举止及着装观审其内在的德行、才能、修养乃至命运。如《国语·晋语八》记载，晋国谋士叔向的弟弟叔鱼出生时，“其母视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鸢肩而牛腹，溪壑可盈，是不可餍也，必以贿死’”，这就是以体貌论人之命运的典型例子。又如《国语·周语下》记载，春秋时各诸侯于柯陵会盟，单襄公见晋厉公视远步高，其臣郄犨、郄至言语轻浮，便预言晋国有亡君灭顶之灾，其言谓：“夫君子目以定体，足以从之，是以观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处义，足以步目，今晋侯视远而足高，目不在体，而足不步目，其心必异矣。……步言视听，必皆无谪，则可以知德矣。视远，日绝其义；足高，日弃其德；言爽，日反其信；听淫，日离其名。夫目以处义，足以践德，口以庇信，耳以听名者也”，这是以言谈举止论人之德行、命运。再如《国语·鲁语下》记载了叔孙穆子根据着装研判楚公子围有篡国之心的故事，其言云：“夫服，心之文也。如龟焉，灼其中，必文于外。若楚公子不为君，必死，不合诸侯矣”，这是以着装论人心。《国语·晋语五》则记载了晋文公时，宁嬴氏久寻“君子”，偶遇阳处父，先欣然从之而后拒之的故事，并写了宁嬴氏先迎后拒的原因，其言谓：“吾见其貌而欲之，闻其言而恶之。夫貌，情之华也；言，貌之机也。身为情，成于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发之，合而后行，离则有衅。

今阳子之貌济，其言匮，非其实也。”这里宁嬴氏以貌与言论人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发现了人表里不一、名不副实的复杂性。《国语》等典籍记载类似情节的故事很多。这似可说明，自西周以来“以貌论人”已是时尚，并由此发端而成为中华文化一个很重要的传统。

对“以貌论人”现象，荀子曾有过质疑，其言云：“故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不胜心，心不胜术；术正而心顺之，则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君子之谓吉，小人之谓凶。故长短小大，善恶形相，非吉凶也。”（《荀子·非相》）但荀子所言似乎只是提醒人们要注意形貌与心神关联的多样性、复杂性，而并未否定人的神、貌之间的相关性。依逻辑的理解，人的貌与神之间的相关性当是可能的，在科学尚未证伪之前，这种可能性一直是存在的。其实，人的神、貌全面不相关，或完全合一，都是相当奇怪的结论。《左传》桓公十三年载：“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罗，斗伯比送之。还，谓其御曰：‘莫敖必败，举趾高，心不固矣’。”斗伯比眼观莫敖（屈瑕）趾高气扬之状而研判其出师必败的命运看似神秘，但又有合理的精神现象学依据，即“举趾高”与“心不固”之间的形、神关联。

“以貌论人”现象并非专论审美，但透露出极为重要的审美信息。从身体审美角度看，它意味着人们在自我欣赏过程中内在美观念的日渐凸显。所谓“身体审美”，是指人类的自我欣赏，即以自我为对象的审美形态。人的身体美有外在美与内在美之分。外在美是人生理形态上所显示的体貌美，是个体生命生理层次上的形式美。内在美是人心意层次上所呈现的内在精神美。形体容貌美与内在精神美共同构成人的身体美的整体形象。“以

先秦“以貌论人”现象的身体美学阐释

方英敏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摘要：在美学意义上，先秦“以貌论人”时尚是一种积极性现象，反映出先秦人自我欣赏审美意识由

注重外美转向关注内美的深化迹象。它奠基于先秦美学对人之外美与内美相通性的意识自觉，同时又是先秦以形写神论的哲学、美学思想和取象思维共同作用而催化成熟的身体审美意识。

关键词：先秦；以貌论人；以形写神；取象思维；身体美学中图分类号：B83-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092（2010）03-0054-03

2010年6月第22卷第3期安康学院学报

Journal of Ankang University Jun.2010Vol.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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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论人”表明人们对自我的审美欣赏和审视已不止于外在的体貌美，还由此而论及人内在的精神美。在先秦身体审美史上，“可能早在夏代，晚到殷代前期之末，人的外形之美与内心之美结合在一起的审美与道德观念，就已经出现或有了一定的发展。这种观念孕育着以后有关人的外形与内在美关系的理性认识。”[1]但总的来看，西周之前先秦人的自我欣赏对“外美”的感知居于主导位置，对人的审视侧重观审其貌，尚未及于论人，或论人问题尚未产生。换言之，这一时期人们对“外美”与“内美”关系的理解仍处于非常模糊的感受阶段，并未上升为自觉的抽象理性认识。然而，人们自我欣赏审美意识的发展至西周时期，情形就不同了。春秋末期，楚国伍举曾就什么是美的问题明确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说：“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者焉，故曰美。”（《国语·楚语上》）这种以内、外对举论美的观点说明先秦美学对个体美的认识已经有了初步的理性认识。“以貌论人”现象正出现在这种美学思想日渐成熟的时代背景中。它奠基于先秦美学的这种理性意识，不仅体悟到人之美有外美与内美之分，而且认识到了外美与内美的相通性。孟子所谓“有诸内，必形诸外”这句话可以代表先秦美学对身体美之外美与内美相通性的基本认识。它强调人外在的体貌美决非单纯的肉体形象，而是包含有重要的心灵元素，相反人内在的精神美必然会通过外在的肉体形式显现出来，形表于个体外在的体貌声色、言谈举止及着装之中。前面征引“以貌论人”现象的典型事例时，其中“以貌论人”者的很多说法值得注意，像“貌，情之华”、“言，身之文”、“耳目，心之枢也”、“夫服，心之文也”等等，都是对人之外观形象与心灵统一契合关系的大致相同的表述。“以貌论人”之所以能够成立，从逻辑上来说正是由于它奠基于对人外在的身体物质形式与内在的精神灵魂的相通性之认识。在美学意义上，所谓“以貌论人”就是以外美而衡量内美，通过个体外在的体貌、言谈、举止及着装的形式外观衡量其内在的才能、德行、修养甚至人格之美。从先秦身体审美观念的演进历程看，这代表着先秦人们自我欣赏审美意识的历史性发展，是由注重外美转向关注内美的过渡性环节。所谓“以貌论人”作为一种消极性审美现象，那是后来的事。

二、“以貌论人”与以形写神

如果从先秦社会更大的文化与美学语境看过去，便会发现“以貌论人”现象的出现当非偶然。它是中国哲学、美学以形写神论的民间文化、美学形态。形神论作为一个命题，它最初就是关于人的物质形体与精神关系的哲学探讨。先秦时期，人们对人自身的认识继承了远古以来肉体腐朽、灵魂不死的原始宗教观念，并在理性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形、神对举论人的基本致思理路。《管子·内业》云：“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这句话可以代表先秦思想家对人之构成的

基本共识，即形和神（精）是人成为人的必要构件，两者相合构成现实中活生生的人。以形、神对举论人是人之自我认识的历史性的精神事件，它意味着人们对自身的认识走出了混沌状态，而具备了最基本的分析思维。即是说，形、神二元论的出现标志着中华文化对人之认识进入了关系把握的阶段。在逻辑上，形、神二元论的人论观是“以貌论人”现象出现的前提。因为若没有形、神二元分立，那么人的自我审视就不会出现以貌而论及人此种由外而内的意识自觉，而会停留在只直观感知外在体貌的阶段。正是由于在人的“形”之外开出了“神”的维度，才会使见貌而由此论及人内在的精神状态在逻辑上成为可能，并促使人们去关注自身内在精神生态的建设。

“形”与“神”是一对哲学范畴，也是一对美学范畴。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上，以形神关系为命题所展开的美学观粗略地看历经了三种形态：“以形写神”、“形神并重”和“重神论”。它们大致可以在逻辑和历史上对应中国古代社会的三个历史时段——

—先秦至南北朝、南北朝至宋中期和宋中期至明清。以形写神论是南北朝之前中国古典哲学、美学在形神关系上的理论主张。它的主要特点是重形，而神寓于形中。春秋时期，《韩非子》论画云：“客有为齐王画者，问之画孰难，对曰：‘狗马最难。’‘孰最易？’曰：‘鬼魅最易。狗马人所知也，旦暮馨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无形者不可见，故易’。”韩非子这一理论便是先秦思想重形似的典型。进入战国后，在形神关系上，先秦哲学、美学似乎进入了以“神”为中心的阶段，神为形主、以神言形的思想逐渐成为思想主潮。但这一时期，神对形的支配地位居为首要，并不意味着形与神之间是对立性关系，相反二者之间仍然是一体贯通的，而形的独立性亦并未取消。如《管子》一书就往往把论神（心）与论形相提并论，认为“心全于中，形全于外”，“戒心形于内，则容貌动于外”。这种理论背后显然是根深蒂固的“神”“形”一如的观念在起作用。荀子有“形具而神生”之说，把形视为神生成的物质基础和前提。庄子似乎是个典型的重神论者，他曾以“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为由，以极尽夸张的笔墨礼赞那些形残体畸之人，其间所流露出的重神轻形思想不言而喻；然而庄子所论只是以极丑之形论天德，仍有美丑之别，并非绝对的超形论。事实上，《庄子》明确提出过“形全者神全”和“形体保神”的命题，将形全视为神全的物质基础，把神定位在形体之内，这说明神仍不脱离形。之后，汉代《淮南子》有“形者生之舍，神者生之制”之论，三国魏的嵇康也有“君子知形持神以立，神须形而存”之说，二者与先秦形神论虽遥隔时空，但在思想实质上仍一脉相承。至东晋，“以形写神”理论正式被提出。《世说新语·巧艺》载：“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媸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睹中’。”[2]顾恺之乃东晋绘画大家，在这句话中，他指出人物“传神”主要在于眼睛，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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