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全球化及其在中国本土化的人文影响

第33卷　第3期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5月Vol.33　No.3 JOURNA L OF HENAN N ORMA L UNIVERSIT Y May.2006

英语全球化及其在中国本土化的人文影响

李文中

(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南新乡453007)

摘　要:英语的全球化及本土化是英语运用趋同和变异两种力量交互的结果。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既指中国英语变体的形成,也意味着中国本土文化对英语语言的移入。他们不必因为学习和使用英语而改变自己的身份和文化价值观念,甚至不必改变自己的思维及行为方式。学习和使用英语只是有助于他们以更开放的心态和更开阔的视野参与国际交流,英语学习者无须内化英语本族人的文化标准。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可以通过本国文化或其他文化学习来促进英语的运用能力。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能够促进英汉“界面”的进一步发展,而英汉两种语言的互动将会互相丰富而不是污染。英语的全球化及在中国的本土化对中国英语学习和运用者的文化身份、英汉两种语言界面互动,以及中国英语学习和教学产生重大的人文影响。

关键词:英语全球化;本土化;中国英语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2359(2006)0320131204

20世纪下半叶,世界进入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模式。全球化也为各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提供了充分展示及交流的平台。而英语的全球化正是这种全球化趋势中的一个主要结果,即英语逐步演变成为一种国际语言,为越来越多的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人学习和使用。布洛克认为,英语愈来愈成为一个跨文化跨语言的界面[1]。英语的全球化实际上代表了英语在世界上趋同趋势,是一种单语言的扩张和延伸力量。20世纪90年代以前,人们对英语全球化的态度形成两极分化的态势,一是以克里斯特尔[2]、麦克科拉姆、科兰以及麦克尼尔[3]为代表的赞美派,认为英语以其本身的民主性以及重要人物的使用在全球传播。而对此提出批评的则有帕尼库克[4]和菲利普森[5],其主要观点是英语的全球化是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或者是美帝国主义的延伸,其后果是造成了新的文化和政治上的不平等。到了90年代末,这种严厉的批评被更现实的折中考虑所取代。以帕尼库克为代表的观点认为,英语的全球化是一个过于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以好坏论之。另外,国际英语研究者认为,英语的全球化主要受两种相互制衡的力量推进,一种是向心的趋同力量,另一种是离心的变异力量。前者的极端后果可能是英语在全世界形成核心性规范,语言与文化间的差异逐渐缩小,并最终消解;而后者的极端结果可能是英语在各种文化中的本土化,并日益显示出地方特征,从而演变为特色各异的语言变体,以至变成相互独立的语言。但是,这两种力量如此的强大,使得英语在任何一条道路上都不可能走得太远。然而,全球化进程已经使英语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主要结果就是国际英语以及各种新变体的形成,英语本族人的文化与语言威权受到挑战和颠覆,英语与其本族文化的纽带变得愈来愈薄弱,其语言中旧有的单一性标准和规范受到质疑,并逐渐被多元标准和多中心论所取代。那么,英语全球化和本地化势必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如英语的

收稿日期:2005207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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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及与其联结的文化是什么?非本族使用者的身份和地位如何确立?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对英语学习及运用会产生哪些人文影响,而这些影响又将会为我们带来什么?

一、英语所有权及文化属性

国际英语理论不仅意味着英语这一语言的运用范围已超越了英语国家的本土这一地理概念,也不仅意味着非本族人的英语使用者人数已远远超过了本族人这一数量概念,其主要意义还在于,英语的所有权脱离本族人的掌控,为全球的英语使用者所共有,“日益成为一个跨文化跨语言的界面”[6]。英语“不是本族人租赁给其他人的自由保有的不动产。其他人也实际上拥有它”[7]。正如一位菲律宾诗人所言,“英语现在是我们的了,我们把它殖民化了”。而英语全球化背景中世界各种变体英语的出现正是体现了不同国家本土的需求、人格及语言根源[8]。对于英语学习而言,米凯在讨论了史密斯的论点后,进一步明确主张,学习者无须内化本族人的文化标准,英语作为一种国际语言,其所有权正处于一种“非国有化”进程,而英语教育的目的是使学习者能够把自己的观念和文化介绍给他人[6]。在中国关于英语所有权的讨论,其意义在于,如果我们确立英语作为国际语言这个前提,并且承认英语在中国是一种国际交流的工具,那么,当中国人使用这一语言进行各种目的的交际时,使用者就同时拥有或者分享了这一语言的所有权,也就是说,中国人在使用自己的英语来满足自己的交际需求,达到自己的目的。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英语的所有权分配已重新洗牌,无论是二语使用者或者是外语使用者都分享其所有权,这一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又是什么?在本族人独享英语所有权的理论范式中,英语语言背后的文化无疑是英语本族文化,甚至可以说是英美文化或美国文化,英语学习与英美文化以及英美文学学习紧密相联,不可分割。事实上,甚至在承认英语本族人威权的前提下,只选择英美文化而排斥其他文化的英语学习也是不可靠的,它只是反映了英语教育实践中的机会主义和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霸权主义,因为毕竟英语本族人不仅仅只有英美两个国家。在国际英语这一理论框架下,英语语言从其本族文化的联结中剥离出来,与其二语或外语学习者和运用者的本土社会文化及环境对接起来。英语在某一社会环境中的本土化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语言特征的本土化,再就是本土文化的融入。换言之,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既包括语言上的中国特征,即

中国英语变体的形成[9],也包括中国文化的移入,即英语在中国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的承载物和传播媒介。

二、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及中国英语研究

根据波顿的研究,中国英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商船到达澳门和香港,后人把当时中国本地人使用的英语称为“中国洋泾浜英语”(Chinese Pidgin English,CPE)、“破裂的英语”(Broken Eng2 lish)、“行话”(J argon)、“漫画英语”(Carton Eng2 lish)、“中国海岸英语”(China Coast English)以及“香港英语”(Hong K o ng English)[10][11]。英语在中国本土化存在于三个层面:(1)语言层面。从社会语言学理论上讲,当一种语言在另外一种语言环境中运用时,两种语言必然产生交互影响。而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就是该语言的本土化。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即指其语音、词语、句法、语用及篇章等各个层面都获得中国本土特征,其结果是催生了中国英语。广义地讲,在中国的英语使用者获得该语言的所有权这一前提下,中国英语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既包括中国人与其他国际英语使用者共享的一般规范和可交际性标准,也包括中国本土化特征,二者共处在一个连续体上[12],具有渐进性和过渡性,没有绝对的分界。狭义地讲,中国英语也被用来描述已本土化的部分特征。(2)文化层面。英语在中国的运用意味着其文化表述角色的转换,即英语被用来表述中国文化。中国人在国际交流中使用英语表述自己的历史传承、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经济生活、文化教育、文学以及自己的观点和期望。而这也是中国人学习和运用外语的深层动机和目标。五四时期,西风东渐,中国对西方主要是引进和学习;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几年来,中国对国际文化的贡献主要是向外展示和介绍自己的文化,并融入世界主流文化。这使得英语的学习和运用在中国变得越来越重要。与语言层面的本土化相比,英语在中国文化中的本土化可能来得更彻底,也更鲜明。(3)英语教学与学习及研究层面。中国的英语教学与学习包括大纲设计、教材开发、教学活动、学习评估及相关英语教育研究,无不与中国本地环境紧密结合,旨在充分满足各种英语学习者的基本需求。中国的英语研究者、教师以及相关专业的硕士、博士生无不把自己的研究深植于中国的本土现实,这既是研究者们学术取向的自觉选择,也是汉英两种语言和文化互动的必然。

对中国英语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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