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论

《日本论》——论日本

无论是对日本怀有厌恶、反感抑或是向往它的文化、风情，我们都停留在一个较浅的层面上。

•索性我们拥有《日本论》这样一本深刻剖析和解读日本文化的书。

•大抵批评一种历史民族，不在乎说他的好坏，而只要还他一个究竟是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季陶先生这本书完全从此态度出发，所以做了日本人的律师，同时又做了他的审判官，而且是极公平正直不受贿托，不为势力所左右的律师审判官。

•——胡汉民

作者简介

•戴季陶（1891～1949）

•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据说是指“与清廷有不共戴天之仇”之意）。原籍浙江湖州，生于四川广汉。

•早年留学日本8年，主张“把欧洲的文化全部运到中国来，改革我们的中国”，在日本参加同盟会。

•1912年9月，戴季陶被孙中山任为随从秘书，直到1925年3月逝世，期间“几乎无役不随”，戴季陶做过12年半的孙中山的秘书，可见孙中山对他的信任与器重，以及他对孙中山的忠诚。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先后发表《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文章，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是国民党右派的“理论家”。戴季陶在蒋介石身边前后辅佐了23年之久，他们既是上下部属关系，也是结拜兄弟。

写作背景

本书撰写于1928年中日冲突发展到尖锐化的济南事件前夕，戴季陶保持相对的冷静与客观，从多个角度分析日本，采取“有价值的批判”（胡汉民语）态度著书，且并不避谈日本优于中国之处，另外他在痛斥田中义一的大陆政策时，对中华民族衰落的现状也同样进行了反思，而不是一味地指责日本。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

目录简括

•中国人研究日本的必要

•封建社会与神权思想

•武士道精神

•明治维新

•军国主义

为何研究日本？

“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实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所以他们对于中国有如此真切的认识。中国人对于自己的认识尚且如此之不足，更遑论对于日本了。戴季陶曾说过，中国人对于日本，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的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中国人长期形成的意识惯性并没有根本改变，对于日本的研究更谈不上充分，这真叫做“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

我劝中国人，从今以后，要切切实实的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工夫。他们的性格怎么样？他们的思想怎么样？他们风俗习惯怎么样？他们国家和社会的基础在哪里？他们生活根据在哪里？都要切实做过研究的工夫。要晓得他的过去如何，方才晓得他的现在是从哪里来的。晓得他现在的真相，方才能够推测他将来的趋向是怎样的。拿句旧话来说，“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无论是怎样反对他攻击他，总而言之，非晓得他不可。

日本人看中国，就像是看到了一面镜子。历史上，日本人曾拿着这面镜子，誓要把自己的文化发展到与镜子里的景象同样的高度，是以他们迎接鉴真东渡，让奈良的寺院保持大唐古风直到今日。

而到了1840年之后，这面镜子里出现的就是另外一面了，戴季陶在《日本论》中说：“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战争两件大事，更把日本全国的武士的热血，沸腾起来。一面以亡国的危险，警告国民，一面也学习不少的国际情形。所以中国在十九世纪初中叶所受外国的压迫，也是日本维新的大兴奋剂。”

中国所遭遇的战争，让中国更趋沉沦，却启动了日本走向崛起之路，这是为什么？概而言之，中国人的“大国心理”是其症结所在。不仅认为不需要向日本这样历史上受中国文明影响的边陲小国学习，就是西方，也不过是小儿科的船坚炮利而已，殊不知当一个国家的统治阶层乃至整个民族沉湎于先辈缔造的灿烂文化，以天朝上国自居，对世界范围内正在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熟视无睹，那么这个国家就步入危亡的境地。日本人天天对着中国这面镜子，对此当然是心知肚明。

思想

像日本这样一个处于封闭状态的岛国，绝不容易创造世界的特殊文明，其思想的变动，当然离不了外来的感化，而接受世界的文明，却是岛国的特长。然而，每当日本借助外来文明发展起来以后，日本本土的神道总会沉渣泛起。戴季陶指出，文明是人类公有的，如果不是明白认定一个人类，认定一个世界，在世界人类的普遍性上去立足，结果一定要落到神权迷信上去。如中古时期，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印度佛教思想占了优势，日本人把中国和印度的文明化合成一种日本自己的文明，形成自己统一的民族文化。同时，日本文化要求独立的思想也增加了，于是神权学说又重新兴起。

日本人迷信他们的国家，是世界无比的国家，他们的皇室，是世界无比的统治者，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神选民族”。

就表面上看来，日本最盛的宗教是佛教，其实日本治者阶级的宗教，却是神教。

明治维新以后，在国家观念上，日本的神权思想仍然占据主流地位，西方的民权思想并没有在政治层面取得彻底的胜利。

武士道

“武士道”这一种主义，要是用今天我们的思想来批评，他的最初的事实，不用说只是一种“奴道”。武士道的观念，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报恩主义。至于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那些讲“士道”“武道”内容的书籍，乃是在武士的关系加重、地位增高，已经形成了统治阶级的时候，在武士道的上面，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其实“武士道”的最初本质，并不是出于怎样精微高远的理想，当然更不是一种特殊进步的制度。不过是封建制度下面必然发生的当然习性罢了。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论的武士道，一进而为道德论的武士道，再进而为信仰论的

武士道。到了明治时代，更由旧道德论旧信仰论的武士道，加上一种维新革命的精神，把欧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种维新时期中的政治道德的基础，这当中种种内容扩大和变迁，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在封建制度的下面，武士阶级，是社会组织的中坚。上而公卿大名，下而百姓町人，在整个的社会体系当中，武士负维持全体社会之适宜的存在发展的职责。一个方面，包含着名教宗法的特色，然而单是名教宗法，决不能保持社会生活的安定，和发扬社会生活的情趣，所以在另一个方面，更不能不具备一种人情世态的要素。所以高尚的武士

生活，可以叫作“血泪生活”，血是对家主的牺牲，泪是对百姓的怜爱。我们见到德川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