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意识形态对建国以后中苏关系的影响

浅议意识形态对建国以后中苏关系的影响

作者：白云瑞

来源：《学理论·下》2011年第10期

摘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作为第一个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我国与苏联的关系也经历了亲密合作、关系破裂、关系正常化等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意识形态对双方的外交政策乃至两国的关系有很重要的影响。就三个方面加以分析，在缅怀历史的同时，以便能更好地认识现在一些国家对华的外交政策。

关键词：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理想；屈辱感

中图分类号：D81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0-0030-02

美国学者和外交活动家亨利·基辛格曾指出：“在外交政策上，‘史无前例’这个词永远独有可疑之处，因为它实际突破的程度太受到历史和国内体制及地理等因素的限制”[1]。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在百年后第一次以独立和平的态度自己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然而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管是第一个与我们建交的国家苏联,还是美国对我们的外交不承认，都是一定的历史原因造成的。这个历史原因包括各方面的因素，其中意识形态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意识形态通常指的是一定的阶级或社会集团与群体对外部世界和社会所持的一整套相关的看法、见解和观念体系，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形成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这种反映是正确的也可以是错误的。意识形态对外交有很重要的影响，首先，我们看到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而统治阶级的意志是他们意识形态的集中反映，这样作为国家活动的外交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作为国家活动的执行人都是一些有自己独立意识形态的自然人，他们在进行国家活动的时候是以国家的利益和统治阶级的意志为执行的标准，但是这个过程肯定受到其所受的文化和传统的影响，而所有的这些都是意识形态对国家活动的影响，即对国家外交活动的影响。

新中国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很大，也经历了几个不同寻常的阶段，在这其中意识形态在每个阶段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即使相同的内容在不同的阶段所起作用也是不同的，有的时候是积极的，有的时候是消极的。下面就对新中国建立后意识形态的三个具体方面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来梳理中苏关系的发展历程，以便更加具体和客观地看待意识形态对外交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建国以后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理想、国际主义的立场，同时作为一个刚刚经历了百年屈辱的国家，我们还有一种屈辱感，这些意识形态对中苏关系都有很大的影响，接下来逐一分析。

一、社会主义理想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民族的抗争史，历史使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新中国建立后我们的目标是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成立共产主义社会”[2]。在这样的主流意识形态指导下我国开国初期的外交政策是“一边倒”，就是倒向苏联，因为苏联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是倒向社会主义阵营，反映了中共在外交战线上首先予以保障。把世界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没有中间道路可以走，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有了可靠的外交支援，在建国初期的困难环境中赢得了生存机会。同时在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并在1950年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样在中苏关系的建立和延续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管是对华援助贷款还是一些大型工程的建设以及军队的建设方面，苏联都对中国作出了很大的帮助。相对应的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理想的明确，以此为基础坚持的国际主义立场在苏联方面得到了很好的评价和承认，斯大林不再认为中共是民族党，承认了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地位。在一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两国也以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前途为出发点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但是在以后发生的中苏关系破裂中，这样的意识形态却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消极作用。在1960开始的中苏大论战中，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中苏两国有了不同的理解。苏方认为应该认识到和平的存在可能性以及应该弱化国内的阶级斗争大力发展经济建设，但是我国认为这样的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初衷的，是苏联的内部出现了修正主义的叛徒，中国应该反对这样的意识形态。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指导下，不管是苏联方面还是中国方面在论战的同时，还不忘记对社会主义阵营的争取和排除与自己意识形态不相符的国家，这样做的直接的后果就是中苏关系的破裂，直到1989年的正常化。现在看来苏联方面的认识不无正确的地方，但是当时中方对于社会主义理想理解的片面以及对时代形式判断的不理智，直接使得中苏关系没有很好地延续，而是选择了不信任和对抗，直至中苏关系破裂。社会主义理想这个具体的意识形态在不同的阶段以不同的作用影响我们的外交政策，使得中苏关系出现不同的阶段。

二、国际主义的立场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早就有“天下大同”的共同梦想，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新中国建立后，面对帝国主义的外交封锁，我们不得以选择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于此同时我们还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这个反对不仅仅反映在我们对自己国家领土的保卫上，我们还直接参加了抗美援朝，抵抗美帝、支援亚非拉自己民族的解放战争，这个国际主义的立场是符合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利益的，也是符合我们社会主义理想的，同时它也是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反映。在延续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同时也符合我国的外交环境要求，可是这个国际主义立场的意识形态具体内容在不同的阶段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是不同的。“在建国初期，苏联对中共方面有民族党的怀疑，但是看到中国在一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尤其是抗美援朝的问题上，中国坚持的国际主义的立场明确后，中苏之间的信任和了解增进直接进入了中苏关系的蜜月期”[3]。这样是符合中苏两国利益的，也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但是随着苏联在处理一些问题上不以国际主义立场为标准，以大国主义和“老子党”自居，使得不管是东欧还是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严重。在坚持国际立场的中国看来应该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去干涉他国的内政，可是苏联在把南斯拉夫开除出共产国际和派兵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等问题上都是不符合国际主义的立场的，尤其是后来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施压，希望中国向美国屈服，以及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这都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这些直接导致了中苏关系的紧张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