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郭沫若[图]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原名郭開貞，字鼎堂，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历史剧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國唯物史观史學的先鋒、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甲骨学四堂之一，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以后，曾任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文联首任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

除学术作品和资历以外，郭沫若的品格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受到广泛的质疑。

生平
客家人祖籍緣由
根據樂山《郭氏家譜》所載，郭沫若祖籍福建汀州府寧化縣，先祖郭福安為郭子儀之後裔。

郭沫若在《德音錄．先考膏儒府君行述》中云：「吾家原籍福建，百五十八年（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
前，由閩遷蜀，世居樂山縣銅河沙灣鎮」，「入蜀四代而至秀山公（沫若祖父），族已昌大」。

郭沫若曾祖父郭賢惠之先輩由寧化縣來四川之時「做苧蔴生意」，採集寧化野生苧蔴，跟隨入川之馬幫，到今日之牛華鎮（即郭家早期之坐房）進行交易，並於後來開拓蔴布生意成功後繼而開設13座驛站。

早年
郭沫若是四川乐山人，少年曾就读于成都石室中学。

父親郭朝沛經營商業。

母親杜遨貞，是一個沒落的官宦人家的女兒。

1914年，郭沫若留学日本，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

1921年发表第一本新诗集《女神》，書中洋溢著強烈的浪漫主義氣息，《女神》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郭沫若也因而成为中国新诗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同年又與郁達夫等人一同創立上海文学学社“创造社”，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

1922年3月15日《創造季刊》問世。

这一时期郭沫若的诗作，同胡适等人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作品，影响了日据时期台湾的早期新诗创作。

[1]
1926年到1927年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

1927年他就任蒋介石总司令指挥下的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安庆“三二三惨案”之后，蒋介石著手清党，郭沫若在朱德的家里，写下了声讨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指出“蔣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貪官汙吏、賣國軍閥、所有一切反動派——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是“一個比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張宗昌等還要凶頑、還要狠毒、還要狡獪的劊子手”。

随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

蒋旋即通缉郭沫若，1928年2月郭前往日本避难。

流亡日本
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间，开始研究甲骨文、金文。

1930年撰寫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通過引用當時的歷史文獻資料與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學發展規律的論斷，證明中國同樣經歷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這個説法現在受到海外學者的爭議），郭沫若由此在中國开创了唯物史观派，该学派在此后占据了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地位。

隨著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綱領的中國共產黨走上執政舞臺，該書的观点被當作今後相當一段時間内中小學課本的參考教材之一。

郭沫若凭借这一时期的甲骨文研究而与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并称甲骨四堂，并籍此于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抗战和内战时期
郭沫若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回国。

在日期间他娶了一个日本籍妻子，这个妻子没有跟随他来中国。

回国后前往南京拜谒汪精卫、蒋介石，請求蒋原谅从前的事情，然后发表了一篇〈蒋委员长会见记〉，对蒋介石大加颂扬。

之後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期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武汉抗战文化运动，發動歌咏、话剧、电影等各界一同宣傳抗戰。

他本人也創作了大量話劇劇本，鼓舞民心士氣，包括《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南冠草》、《孔雀膽》、《高漸離》等六齣歷史悲劇作品，其中以《屈原》最受歡迎。

台大歷史系教授王远义[3]认为郭沫若等人这一时期的作品，开创了一条大众形式与精英创作结合，现代性与传统民族文化共存的文学与文化道路。

[2]
1948年国共内战期间郭沫若因为考古学和甲骨文研究的巨大成就而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研究员在《知识场域的桂冠：从第一届中研院院士的选举谈起》一文叙述了这次中研院院士选举和郭沫若的当选过程。

[3]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国后，郭沫若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两职位，并曾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中日友好协会名譽会长等职。

1951年郭沫若獲頒蘇聯列寧和平獎。

1958年郭沫若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9年－1960年，郭沫若先後創作了以「翻案」為主旨的歷史劇《蔡文姬》與《武則天》。

1962年，為了紀念鄭成功逝世三百週年，郭沫若創作了電影劇本《鄭成功》，但因不久後即爆發文化大革命，未能拍攝。

郭沫若在文革初期被批判，很快就得到了特别保护。

[4]
1971年，郭沫若發表學術論著《李白與杜甫》，该书肯定了同为浪漫主义诗人的李白，同时反对将具有浓厚忠君思想的杜甫当作圣人对待。

[5]
1978年3月，郭沫若发表了《科学的春天》的书面报告（内容實為原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干部胡平起草），号召知识分子钻研学术。

1978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

根据其遗嘱，郭的骨灰洒在山西昔阳县大寨人民公社的梯田中。

受诟病和质疑的言行
1949年11月，郭沫若写了《我向你高呼万岁（为斯大林寿辰所作）》一诗，来赞美斯大林[6]。

1950年，郭沫若发表《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一文，号召“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祝贺外蒙古独立，并且“向外蒙古人民告
罪”，而不要“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XX反动地后面”，“对苏联‘愤慨’”。

反右运动时期，郭沫若在1957年5月27日回答《光明日报》记者问“言者有罪还是无罪”时，他说：“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

”此次访谈以《拨开云雾见青天》为题目发表，作为毛泽东在反右运动期间“阳谋论”“引蛇出洞”等论调的辩护。

大跃进时期，郭沫若曾经发表众多紧跟形势、质量低劣的应景新詩。

例如在《咒麻雀》中使用“你真是些混蛋鸟”、“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等粗陋的词句，在《苍蝇逃向英国》、《麻雀逃向美国》、《蚊子逃向日本》、《老鼠逃向西德》、《钢，铁定的一○七○万吨！》、《向日葵》、《水仙花》、《美人蕉》、《声声快》等诗作中，大量使用当时的标语口号。

1966年文革正式开始，郭沫若几天内立即發表談話，对自己以前的作品全盘否定：“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

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

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

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1967年6月5日，郭沫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中发表《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并即席向江青献诗[7]。

郭沫若以毛泽东的诗友著称，和毛时有诗词唱和。

他曾高度赞颂毛泽东的诗词和书法，甚至将其错别字也作为赞美的对象[8]。

文革期间，郭沫若的作品《李白与杜甫》是中国大陆能够被出版的极少数非文革主题书籍，不过他在书中大举赞颂李白，而极力挖苦杜甫，被认为是为了迎合毛泽东的个人喜好而歪曲历史与文学。

[9] 1976年5月12日，郭沫若写了《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10]，但过了仅仅五个月零九天，四人帮被捕文革结束，
他立即又赋一首《水调歌头·粉粹四人帮》抨击“四人帮”[11]。

这也是后来他的政治人格受到质疑的主要原因。

家庭情况
张琼华
1912年，郭沫若与张琼华（1890年－1980年）在父母的包办下结婚，五天后郭沫若离家，两人没有离异，以后68年张琼华一直守在郭沫若老家。

1939年郭还乡时向还在守活寡的张琼华鞠躬表示歉意。

1980年张病逝于乐山，没有留下子女。

佐藤富子
1916年，郭沫若在日本与佐藤富子（1893年－1994年）同居，佐藤富子为此断绝了与父母的关系，郭沫若为其取名“安娜”。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郭沫若不辞而别离开日本，与安娜断绝了联系。

1948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佐藤富子带着孩子来到香港见到郭沫若，当她知道郭已另有家庭后选择离开。

1949年后，佐藤富子几次去北京找郭沫若协议离婚后权责问题，郭都是避而不见或借故推脱。

后来周恩来亲自出面，表示欢迎她和五个孩子都到中国来工作。

此后佐藤富子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大连，改名郭安娜，跟儿子郭和夫住在一起。

郭安娜曾被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文革爆发后，受到一定影响。

在此间她还提出要回日本看她快百岁的母亲，但在很长时间内未能成行。

直到1974年，八十岁的安娜才得以回日本，此次回国她处理掉了跟郭沫若一起生活过的在市川市的房子。

第二年她又到北京看望了当时已住院的郭，这也成为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郭沫若與安娜生有五个子女：
• 长男郭和夫是中国科学院的化学家。

• 次男郭博是建筑家和摄影家。

• 三男郭复生（亦叫佛生）是中国科学院动物所工程师。

• 女儿郭淑瑀。

郭淑瑀後來與林愛信結婚，生一女林叢。

林叢後留學日本，歸化為日本籍，改名藤田梨那，現任日本國士館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教授，參與創立日本郭沫若研究會。

• 四儿郭志鸿是中央音乐学院客座教授。

于立群
1938年，郭沫若跟于立群（1916年－1979年）同居，并于1939年夏补办婚礼。

两人共生四男二女：
• 儿子郭汉英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物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

• 次子郭世英1968年被北京农业大学的红卫兵抓去刑讯逼供，不久从四楼坠下而死。

• 三子郭民英196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因文革中精神受刺激自杀。

• 长女郭庶英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物理系，现任北京中沛经济发展中心总经理
• 次女郭平英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现任郭沫若纪念馆馆长。

• 四子郭建英清华大学毕业，在哈尔滨理工大学工作，曾任副校长，退休后任学校总督学。

影响及评价
位于北京什刹海西岸前海西街18号郭沫若故居内的郭沫若坐像
郭沫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和中国历史学，考古学等领域享有崇高的地位，郭沫若曾以歌德自况并被文化界广泛认可，如周扬曾对郭说“你是歌德，但你是社会主义时代新中国的歌德。

”[13]，沙叶新则引用恩格斯对歌德的评价指出郭沫若作为伟大天才和凡庸公民的两面[14]。

相对于专业的研究者对于他的极度推崇，一般的社会民众中间也存在对于郭沫若因为不了解，对他性格和心理的误读以及对这位天才型人物的苛求而产生的轻视，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
授等一些严肃的研究学者将这种“学院派”中间和社会民众间对郭沫若截然相反的态度称之为“两极阅读”。

[15]
郭沫若在台湾的学术界和政治界也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除了台湾学人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所受的浸染，不仅仅有传统的威权时代基于政治和学术的分歧对他的批判（例如台湾威权时代领导人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对他的批判[16]），他对于台湾的倡导改革的人群尤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例如李登辉认为今日台湾的成就某种程度上归结于胡适、鲁迅、郭沫若等人所倡导的思想和社会变革的实践。

[17]
作品
郭沫若生平著作超過百萬字，集結為《郭沫若全集》38卷，分為文學編（20卷，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歷史編（8卷，人民出版社出版）、考古編（10卷，中國科學出版社出版），然仍有大量佚文未能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