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和体制环境不同，共进行了6次紧缩型的宏观调控，时间段分别是：1979—1981年、1985—1986年、1989—1990年、1993年下半年—1996年、2003年下半年—2004年、2006年2008年。

在前四次宏观调控中，首先，当时针对的都是经济波动中已经出现的超过11%的“大起”高峰。

1978年经济增长率达11.7%，1984年达15.2%，1987、1988年达11.6%和11.3%，1992年达14.2%。

其次，当时针对的都是经济的全面过热或总量过热。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4个完整周期和一个“半周期”。

每次GDP的增长率到达波峰，都伴随着或者可能伴随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等“过热”症状，于是国家采取相应措施为经济降温，因此，1978年以来的三十年里，国家共进行了5次宏观调控，分别发生在1979年－1981年、1985年－1986年、1988年－1989年、1993年－1995年以及2003年至今。

1977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加速增长。

1978年中央提出了加快发展的目标，并且强调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

当年GDP增长率达到了11.7％的高点。

迅速增长的基建投资使财政支出大大增加，1979年出现了赤字。

财政支出的增加导致需求增长，超出了计划，而计划之外的产品供给，相当一部分采取议价方式，这就抬高了物价指数。

而且，为提高地方、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增发了工资、奖金和补贴，社会购买力快速增长，供不应求的状况更加严重，于是，国家调高了多种产品的价格，1980年的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达到了7.5％。

中央从1979年开始采取措施，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

1980年之后变得严厉，年底调整了国民经济计划，降低各项指标，压缩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支出；当年还发行了48亿元国库券，冻结企业和居民的余钱，抑制需求的过快增长。

这些措施实施之后，GDP和物价指数的增长率都在1981年开始下降。

1982年之后，随着改革的推进，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自主权扩大，乡镇企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也逐步发展，这些因素促使经济在经历短暂调整之后，很快就转为快速增长，在1984年到达波峰，并发生了向波谷的转折，诱发因素是扩大专业银行贷款自主权。

当时规定，今后中央银行给予专业银行的贷款额度，将以1984年的贷款实际发生额作为基数。

银行为了扩大贷款额度，在1984年盲目扩张信贷规模，其中12月份同比增长达84.4％。

与此同时，企业在工资、奖金方面的自主权也在扩大，也是以1984年的工资奖金总额作为基数，导致企业突击提工资、发奖金。

信贷和需求的扩张使1984年的GDP增长率达到15.2％，并在1985年导致物价迅速上升。

1985年，国务院要求各地制止物价继续上升、压缩基建项目，并派出检查组赴各省检查。

央行加强了贷款额度的控制，两次上调存贷款利率。

物价指数和GDP的增长在1986年趋于平缓。

1986年之后没有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反而是银根有所松动，因此GDP和物价指数重新加快增长。

1988年的“价格闯关”则使物价指数迅速窜高，大多数商品要由较低的政府定价转变为较高的市场价格，而价格上涨预期又导致抢购、囤积、倒买倒卖等行为，使经济形势更加恶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8.8％，创下历史纪录。

于是在“价格闯关”之后不久，1988年9月，国家就决定实行“强行着陆”的宏观调控政策，采取严格项目审批等措施压缩投资规模，并对重要生产资料实行最高限价；央行严控信贷规模，一度停止对乡镇企业贷款，并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

这些强硬的措施抑制了需求，GDP增长率在1989年迅速下降到4.1％，1990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增长率也下降到3.1％。

1988年－1989年的宏观调控抑制了增长，国民经济跌入低谷，商品库存积压严重，企业生产陷入困境。

于是从1989年第四季度起，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转为刺激经济增长，央行在1990年下调存贷款利率，扩大货币供应和信贷规模。

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更是高涨，争先恐后投入开发区的建设。

经过连续两年的“刺激”，从1991年开始，国民经济从低谷中向上爬升，1992年就迅速到了高点。

但与此同时，物价指数也急剧上升，1994年达到历史最高点，其中重要的涨价因素是食品价格大幅上升。

国家从1993年开始采取宏观调控措施，当年9月发布16条措施，包括提高存贷款利率、控制信贷规模、制止乱集资、发行国库券、削减基建投资、通过审核排队的方式严控新开工项目、严格审批和认真清理开发区、停止出台新的价格改革措施。

1994年，各项措施都更为严厉，并且对部分产品实行直接的价格管制。

1995年，又两次提高贷款利率。

紧缩在1996年之后取得了明显效果，物价指数下降；GDP增长率也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在10％左右的高位，中国经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

到1996年底，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收到明显成效，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国民经济实现“软着陆”。

当年，零售物价涨幅降到6.1%，经济增长率逐步回落到9.7%。

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基本实现。

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防止通货紧缩
进入1997年，我国经济运行继1996年“软着陆”后，呈现“低通胀、高增长”的良好态势。

但进入下半年后，以7月2日泰铢贬值为起始的亚洲金融危机迅速扩大蔓延，世界经济增势减缓，贸易和投资受到重大影响。

在极为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下，我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方针，在国际经济事务中成功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出口需求急剧减少。

与此同时，国
内出现买方市场，部分商品因多年来的重复建设严重供大于求。

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使物价出现下降，公众预期降低，经济循环受阻。

1998年我国出口仅增长0.5%，进出口总额下降0.4%，实际利用外资下降9.1%，外汇储备增速减缓。

同时，国内供大于求的格局加剧，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仅增长6.8%，增幅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当年10月份零售物价开始出现负增长，国民经济出现通货紧缩的迹象。

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及时制定扩大内需的方针，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促进宏观经济运行出现重要转机。

自1996年我国实现“软着陆”后，货币政策就开始灵活微调，从“适度从紧”转变为“适度放松”，1996年和1997年按货币政策连续3次降息，表明我国控制通货膨胀目标已经基本实现。

降息表示了要适当改变抽紧银根的货币政策。

现在我们可看出，这3次降息出台的时机非常及时，为确保1998年经济增长8％起到了重要作用。

1998年7月1日第五次降息，完全消除了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贷款而谋利的可能。

与此同时，这次降息，主要是降低中长期货款利率。

存款利率年均下调0.49个百分点，贷款利率平均下调1.12个百分点。

1996年以来的5次降息估计可减轻企业负担2700多亿，中长期贷款利率的下调，大大降低了固定资产和居民购买住房的成本。

截止到1999年，已连续7次降息，目的就是要刺激经济的回升。

1998年7月1日第五次降息，完全消除了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贷款而谋利的可能。

与此同时，这次降息，主要是降低中长期货款利率。

存款利率年均下调0.49个百分点，贷款利率平均下调1.12个百分点。

1996年以来的5次降息估计可减轻企业负担2700多亿，中长期贷款利率的下调，大大降低了固定资产和居民购买住房的成本。

截止到1999年，已连续7次降息，目的就是要刺激经济的回升。

1998年，我国在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仍向世人承诺人民币不贬值。

而且，国内发生百年不遇的水灾，政府采取一条列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力图确保8％的经济增长速度。

其中财政政策起了极大的作用，例如，1998年下半年新增加的1000亿特别国债（即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发行），对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000亿的投入，即使不考虑其乘数作用，也可使下半年GDP的增幅提2个百分点以上。

这是典型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决策。

2003年，当经济刚刚从GDP增长率8％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零增长或负增长的波谷走出，国家就迅速采取了宏观调控措施。

当时经济还没有出现“过热”迹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增长并不快，但存在煤电油运紧张的隐患，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增长较快。

当时的紧缩措施主要是控制土地和信贷两个闸门，抑制投资过快增长。

2004年12月上旬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我国2005年将实施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双稳健”组合
后一段时间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将是“结构导向的宏观调控政策”，将继续体现有保有压和有紧有松的原则，在方式上仍然是采取灵活“微调”的方式，在手段上将更加注重运用法律和市场手段。

如果说２００４年宏观调控带有“进中求稳”性质的话，那么２００５年的宏观调控需要“稳中求进”、“稳中保进”。

2005年之后，煤电油运供应紧张的局面大大缓解，但经济运行又出现了新问题，一些城市的房地产价格急剧上涨，国家连续出台针对房地产业的经济政策，包括
增加税收、提高首付比例、提高贷款利率、调整住房供应结构、推进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建设等。

2007年之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加速上涨，宏观调控措施更加严厉，一年之内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5次调高存贷款利率。

此次宏观调控的效果，将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得到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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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货币政策配合的实践回顾
第一阶段是从1979年到1992年。

这一阶段的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呈现出有效供给不足的特征，资金需求一直有较大缺口，因此财政货币政策配合更多着眼于影响总供给，并且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政策搭配出现更多。

具体来看，从1979年到1980年，主要表现为两大政策“双松”配合；1981年是财政政策紧，而货币政策松；1982年到1984年，表现为两大政策“双松”配合；1985年则是两大政策“双紧”配合；1986年到1988年，仍表现为两大政策的“双松”配合；1989年到1991年，是两大政策的“双紧”配合；1992年到1993年上半年，再次出现“双松”配合。

该阶段的财政货币政策配合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还处于起步阶段，政策协调的外部环境尚不完善，表现为政策作用的微观主体多是国有企业，并且通常运用行政性手段来完成政策实施。

二是在长期短缺经济环境影响下，政府还缺乏市场经济调控机制应用的经验，表现在两大政策协调方面，一直以直接调控为主，很少用财政和金融中间变量来间接影响经济主体，而且“同松同紧”情况居多，没有更多的多元化政策搭配，这也造成了政策协调的效果不佳，“一放就乱，一抓就死”成为常态。

第二阶段是从1993年到1996年。

该阶段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开始迅速提高，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微观经济主体的活跃程度也在提高。

但与此同时，在有
效供给不足的背景下，经济过热也导致了通货膨胀的风险积累。

从1993年下半年到1996年，财政货币政策一直采取“双紧”配合，政策协调目标就是通过紧缩性政策，来控制赤字、减少发债、压缩政府开支、控制货币总投放量等。

与此同时，两大政策配合也逐渐获得制度改革方面的基础，其中1994年的税制和分税制改革逐渐奠定了公共财政的基础，而199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也使得货币政策制定进一步得以独立。

应该说这期间两大政策的协调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包括调控手段多样化配合、调控技巧改善、驾驭宏观经济能力有所提高，这对于实现经济“软着陆”起到了较大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始于1994年的外汇体制改革，不仅使得货币政策开始考虑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新问题，而且也引发了未来两大政策配合的新层面。

第三阶段是从1997年到2002年。

1997年开始，由于增长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经济发展逐渐从资源约束过渡到需求约束，有效需求不足成为经济调控的新问题。

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促使中国经济的周期性低谷来临，物价走低、投资低迷、失业增加等通货紧缩迹象开始令人担忧。

面对这种情况，1997年以后，财政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快速转为“双松”配合。

其中以扩张性为实质的“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手段是通过增发长期国债，筹集资金用于社会基础设施建设。

而在此期间“稳健”货币政策的实质则是通过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量，并在1998年初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限制。

此间，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重点，是集中在为建设项目和企业共同提供流动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试图通过刺激微观主体的活力，来带动有效需求的提高。

这一阶段，政府首次面临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周期低谷，并且处于有效需求不足与结构性供给不足的两难境地，因此给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不仅提供了创新的背景，也带来了众多新的难题。

第四阶段是从2003年至今。

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形势再次发生变化，出现了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信贷和投资增长过快、外资流入偏多等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政府从2004年逐步调整财政政策的作用方向和力度，适当调整长期建设国债规模和优化国债项目资金使用结构，向社会传递出政府合理控制投资的政策信号，并在2005年宣布财政政策再次转型，实施以“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为特征的稳健的财政政策。

与之相配合，从2003年起，稳健货币政策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主要是适当回收流动性，最终确定“稳中适度从紧”的政策思路。

五年来央行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同时提高利率，这些都是紧缩银根的措施，旨在控制货币供应量。

进入2007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而中央政府也把2008年的宏观调控思路，定为“从紧货币政策”与“稳健财政政策的协调”，这也体现了政府对较大通胀压力的担忧。

应该说，在此阶段，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开始出现向“双紧”过渡的趋势。

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新特点，是除了共同作用于传统的经济总量目标之外，在更多的领域有了配合的实践，例如以应对流动性问题、推进外汇储备管理改革为目的而发行特别国债的行为，以及调低利息税以引导储蓄资金流向等政策。

1988～1990年是第一次有意识地运用
财政货币政策手段进行间接调控，也是第一次自觉地进行现代意义上的财政货币政
策搭配使用。

虽然因经验比较缺乏，采用了各国一般不轻易采用的财政货币政策“
双紧”组合，用力过猛，刹车太急，结果物价总水平和经济增长急剧下降，宏观调
控效果并不理想，但是，这一次调控开了中国财政货币政策搭配使用的先河。

1993年以来的宏观调控，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有进一步的改进。

1998～2003年的
宏观调控，在东亚金融危机背景下治理通货紧缩，选择“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
货币政策”组合。

货币政策方面，对内灵活调节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投放，使其稳定
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内，为经济总量稳定提供货币和信贷保证。

财政方面，较大
幅度地增发长期建设国债，调整收支规模和结构，在财政投资结构改善基础上保证
总需求扩大。

这实际上是一个“松财政、稳货币”的优良政策组合，有效遏制了经
济衰退和通货紧缩，应当说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政策组合应用。

如果说1998～2003年选择的是“松财政、稳货币”的政策组合，以财政工具唱主角，那么2004年以来选
择“双稳健”的政策组合，则是以货币工具唱主角，因为2004年以来经济中的主要
问题不是总需求不足，而是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同时投资内需和出口外需过旺造成
的总需求扩张过快。

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从“积极”转向“稳健”，逐步减少
增发国债投资规模，多次调整出口关税政策，减轻人民币升值和出口增加的压力，货币政策则在保持总体上稳健的姿态下多次频繁调整准备金率、利率和公开市场业
务，以保持货币信贷稳定增长。

这种“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属于中性，既
不全面扩张，又不全面紧缩，实践证明非常成功，效果非常理想。

所以，根据形势
需要，合理选择财政货币政策的组合模式，改善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搭配，对于提
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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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6月1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央行在实施中国目前要坚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要稳中适度从紧。

这是近年来中国在坚持稳健货币政策的前提下，首次提出‘稳中适度从紧'
防通胀料成宏调重点。

前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表示，将适度紧缩货币政策，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
07年12月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将已实施十年之久的“稳健的货币政策”调整为“从紧的货币政策”，将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和投放节奏。

央行
二○○七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2008-02-22
2007年，针对银行体系流动性偏多、货币信贷扩张压力较大、价格涨幅上升的形势，货币政策逐步从“稳健”转为“从紧”。

央行
2008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2008-11-17
将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确保银行体系流动性充分供应,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以诸多举措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支持力度。

央行
《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9年第二季度）》 2009-08-05
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坚定不移地继续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国内外经济走势和价格变化,注重运用市场化手段进行动态微调。

2009年8月2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温家宝
在“保增长、扩内需”前提下，下大力气“调结构”，坚决抑制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