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和体制环境不同，共进行了6次紧缩型的宏观调控，时间段分别是：1979—1981年、1985—1986年、1989—1990年、1993年下半年—1996年、2003年下半年—2004年、2006年2008年。

在前四次宏观调控中，首先，当时针对的都是经济波动中已经出现的超过11%的“大起”高峰。1978年经济增长率达11.7%，1984年达15.2%，1987、1988年达11.6%和11.3%，1992年达14.2%。其次，当时针对的都是经济的全面过热或总量过热。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4个完整周期和一个“半周期”。每次GDP的增长率到达波峰，都伴随着或者可能伴随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等“过热”症状，于是国家采取相应措施为经济降温，因此，1978年以来的三十年里，国家共进行了5次宏观调控，分别发生在1979年－1981年、1985年－1986年、1988年－1989年、1993年－1995年以及2003年至今。

1977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加速增长。1978年中央提出了加快发展的目标，并且强调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当年GDP增长率达到了11.7％的高点。迅速增长的基建投资使财政支出大大增加，1979年出现了赤字。财政支出的增加导致需求增长，超出了计划，而计划之外的产品供给，相当一部分采取议价方式，这就抬高了物价指数。而且，为提高地方、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增发了工资、奖金和补贴，社会购买力快速增长，供不应求的状况更加严重，于是，国家调高了多种产品的价格，1980年的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达到了7.5％。

中央从1979年开始采取措施，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1980年之后变得严厉，年底调整了国民经济计划，降低各项指标，压缩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支出；当年还发行了48亿元国库券，冻结企业和居民的余钱，抑制需求的过快增长。这些措施实施之后，GDP和物价指数的增长率都在1981年开始下降。

1982年之后，随着改革的推进，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自主权扩大，乡镇企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也逐步发展，这些因素促使经济在经历短暂调整之后，很快就转为快速增长，在1984年到达波峰，并发生了向波谷的转折，诱发因素是扩大专业银行贷款自主权。当时规定，今后中央银行给予专业银行的贷款额度，将以1984年的贷款实际发生额作为基数。银行为了扩大贷款额度，在1984年盲目扩张信贷规模，其中12月份同比增长达84.4％。与此同时，企业在工资、奖金方面的自主权也在扩大，也是以1984年的工资奖金总额作为基数，导致企业突击提工资、发奖金。信贷和需求的扩张使1984年的GDP增长率达到15.2％，并在1985年导致物价迅速上升。

1985年，国务院要求各地制止物价继续上升、压缩基建项目，并派出检查组赴各省检查。央行加强了贷款额度的控制，两次上调存贷款利率。物价指数和GDP的增长在1986年趋于平缓。

1986年之后没有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反而是银根有所松动，因此GDP和物价指数重新加快增长。1988年的“价格闯关”则使物价指数迅速窜高，大多数商品要由较低的政府定价转变为较高的市场价格，而价格上涨预期又导致抢购、囤积、倒买倒卖等行为，使经济形势更加恶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8.8％，创下历史纪录。

于是在“价格闯关”之后不久，1988年9月，国家就决定实行“强行着陆”的宏观调控政策，采取严格项目审批等措施压缩投资规模，并对重要生产资料实行最高限价；央行严控信贷规模，一度停止对乡镇企业贷款，并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这些强硬的措施抑制了需求，GDP增长率在1989年迅速下降到4.1％，1990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增长率也下降到3.1％。

1988年－1989年的宏观调控抑制了增长，国民经济跌入低谷，商品库存积压严重，企业生产陷入困境。于是从1989年第四季度起，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转为刺激经济增长，央行在1990年下调存贷款利率，扩大货币供应和信贷规模。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更是高涨，争先恐后投入开发区的建设。经过连续两年的“刺激”，从1991年开始，国民经济从低谷中向上爬升，1992年就迅速到了高点。但与此同时，物价指数也急剧上升，1994年达到历史最高点，其中重要的涨价因素是食品价格大幅上升。

国家从1993年开始采取宏观调控措施，当年9月发布16条措施，包括提高存贷款利率、控制信贷规模、制止乱集资、发行国库券、削减基建投资、通过审核排队的方式严控新开工项目、严格审批和认真清理开发区、停止出台新的价格改革措施。1994年，各项措施都更为严厉，并且对部分产品实行直接的价格管制。1995年，又两次提高贷款利率。紧缩在1996年之后取得了明显效果，物价指数下降；GDP增长率也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在10％左右的高位，中国经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

到1996年底，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收到明显成效，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国民经济实现“软着陆”。当年，零售物价涨幅降到6.1%，经济增长率逐步回落到9.7%。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基本实现。

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防止通货紧缩

进入1997年，我国经济运行继1996年“软着陆”后，呈现“低通胀、高增长”的良好态势。但进入下半年后，以7月2日泰铢贬值为起始的亚洲金融危机迅速扩大蔓延，世界经济增势减缓，贸易和投资受到重大影响。在极为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下，我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方针，在国际经济事务中成功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出口需求急剧减少。与此同时，国

内出现买方市场，部分商品因多年来的重复建设严重供大于求。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使物价出现下降，公众预期降低，经济循环受阻。1998年我国出口仅增长0.5%，进出口总额下降0.4%，实际利用外资下降9.1%，外汇储备增速减缓。同时，国内供大于求的格局加剧，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仅增长6.8%，增幅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年10月份零售物价开始出现负增长，国民经济出现通货紧缩的迹象。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及时制定扩大内需的方针，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促进宏观经济运行出现重要转机。

自1996年我国实现“软着陆”后，货币政策就开始灵活微调，从“适度从紧”转变为“适度放松”，1996年和1997年按货币政策连续3次降息，表明我国控制通货膨胀目标已经基本实现。降息表示了要适当改变抽紧银根的货币政策。现在我们可看出，这3次降息出台的时机非常及时，为确保1998年经济增长8％起到了重要作用。

1998年7月1日第五次降息，完全消除了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贷款而谋利的可能。与此同时，这次降息，主要是降低中长期货款利率。存款利率年均下调0.49个百分点，贷款利率平均下调1.12个百分点。1996年以来的5次降息估计可减轻企业负担2700多亿，中长期贷款利率的下调，大大降低了固定资产和居民购买住房的成本。截止到1999年，已连续7次降息，目的就是要刺激经济的回升。

1998年7月1日第五次降息，完全消除了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贷款而谋利的可能。与此同时，这次降息，主要是降低中长期货款利率。存款利率年均下调0.49个百分点，贷款利率平均下调1.12个百分点。1996年以来的5次降息估计可减轻企业负担2700多亿，中长期贷款利率的下调，大大降低了固定资产和居民购买住房的成本。截止到1999年，已连续7次降息，目的就是要刺激经济的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