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及变化原因_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检验_(精)

《财经科学》 2010/6267期经济经纬 85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及变化原因※———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检验
张全红
, 并运用 1993-2004年的省际面
,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要
素替代弹性、二元经济引发的巨大就业压力和政府长期以来的重视资本忽视劳动的政
策取向。

这些发现意味着 , 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 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可能进
入上升通道 , 政府大力发展服务业、重视劳动者利益的政策调整则有助于加快这一进
程。

[关键词 ]劳动收入份额 ; 二元经济 ; 刘易斯拐点
一、引言
劳动收入份额是指国民收入在分配中由劳动取得的部分 , 在收入法国民生产总值中是劳动者报酬的份额 , 与国民收入中的资本收入份额相对应 , 两者统称为国民收入的要素收入份额 , 反映了社会的功能收入分配状况。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经历了两个阶段 :1978— 1990年 , 劳动收入份额明显提高 , 原因可能在于工资改革使得非工资收入逐渐被计入工资收入 , [1]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

[2]但 1996年以来 , 劳动收入份额开始持续下降。

1996年全国劳动报酬占 G DP 的比重是 5314%, 2007年降至 3917%, 11年间下降了 1317个百分点。

近期劳
动报酬份额的下降吸引了大量学者的关注 , 决策部门也高度重视 ,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 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

[3]
※本文获得 2009年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城市贫困变动效应研究” 的资助。

作者简介 :张全红 (1970— , 男 , 五邑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江门 ,529000 , 副教授。

研究方向 :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

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会引起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

首先会导致社会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

目前我国绝大部分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劳动收入 , 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会进一步扩大普通职工与资方等高收入群体的差距。

初次分配差距的扩大无疑会增加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乃至三次分配的压力和难度 ; 其次会导致我国消费和内需的不足。

在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同时 , 政府收入 (间
接税和企业所有者的收入 (营业盈余和折旧份额会相应提高 ,
消费倾向都会低于普通居民 ,
所有者大部分也是投资者 , ,
,。

, 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还加重了政府的 , 不利于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

为此 , 有必要从经济理论出发来研究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 , 并以我国的经验检验为据来揭示近年来我国劳动报酬份额持续下降的原因。

二、文献综述
关于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劳动收入份额和资本收入份额的研究 , 国外最早可以追溯到李嘉图 (1917 , [4]他认为要素分配份额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 ,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 , 要素分配份额有所不同。

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产业中的劳动报酬份额是有差异的 , 因此当经济结构从以农业为主过渡到以工业为主 , 再进一步过渡到以服务业为主 , 劳动报酬份额会发生变化。

新古典经济学也从经济的微观基础研究了经济发展阶段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 代表人物马歇尔重新定义边际生产力为边际净产出 , 把利润定义为使用投入品进行生产获得的“准地租” , 是平均成本与边际成本的差值 , 价格由边际最初成本决定 , 而就整体经济而言最初成本就是人力成本 , 因此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依赖于劳动的回报率。

劳动的回报率主要取决于生产技术 , 从微观行为看 , 一个企业的劳动所得占产出的比重与该企业生产技术中劳动的产出弹性基本相同。

从宏观经济看 , 三次产业的技术水平相差较大 , 因此可以
推断 , 在整个国民经济中 , 劳动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取决于该经济的产业结构 , 初次分配中的劳动份额随经济结构而变动。

但目前的一些跨国研究表明 , 要素分配份额在各国的差异并不大 , 在经济结构变化的不同阶段 , 要素分配份额的变化趋势并不一致。

[5][6]这类跨国研究往往存在两个问题 , 一是国家之间统计口径不同 , 有的国家将自雇佣劳动收入全部计入资本收入 , 而有的国家则全部计入劳动收入 ; 二是不同国家对农业和服务业的保护程度不同从而技术水平不同。

本文使用我国省际数据 , 完全回避了跨国数据分析可能遇到的上述问题 , 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的关系的分析更有说服 86《财经科学》 2010/6总 267期
力。

新古典要素分配理论是在假设市场完全竞争的前提下 , 用要素投入比例的变化和要素替代弹性来确定要素价格变化对要素分配份额的影响 , 因此认为生产技术水平是要素分配份额的决定因素 (S olow , 1958 。

[7]在生产函数为要素增强型技术
进步时 , 技术创新和技术选择对要素分配份额有类似的影响。

根据 Bentolila and Saint -Paul (2003 [8]对特定生产函数的分析 ,
的关系 , 可以用资本—
以上两种理论分析均是封闭的 ,
程中的作用。

([9]。

与此相反 on 明确指出 , 发达国家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与全球化进程有密切联系 , 认为资本的谈判地位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了加强 , 从而降低了劳动与资本的讨价还价能力 , 恶化了劳动者的收入。

[10]Askenazy (2005 对此有更加深入的理
解 , 认为发展中国家廉价商品的竞争压力 , 促使发达国家的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分别向 R&D 密集的行业和服务业转移。

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中 , 只要在
R&D 密集的行业里 , 劳动力的边际收益递减 , 发达国家的服务业规模足够大 , 服务品是不可贸易的 , 发达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就可能不降反升。

[11]就我国而言 , 劳动者在劳动市场中一直不存在讨价还价的能力 , 不必考虑全球化对劳动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

但是 , 我国每年吸引的 FDI 也会降低国内产品市场上的不完全竞争程度。

产品市场不完全竞争的结果是形成垄断租金 , 市场垄断程度越高 , 垄断租金越多 , 资本收入份额会随之提高 , 劳动收入份额会相应降低 (白重恩等 , 2008 。

[12]由此可以判断 , 全球化进程会提高我国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

然而 , 就在同一时期 , 我国劳动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却并没有如新古典贸易理论所预期的那样 , 随着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和 FDI 的流入而得到提升。

国内对劳动 (资本收入比重问题的研究正逐渐升温 , 但主要集中在对国民收入要素分配的测算方面 , 鲜有学者对要素分配份额变化的原因进行经验分析。

李扬(1992 [1]首次计算了 1949— 1990年间的劳动收入份额 , 发现改革开放后 , 劳动收入份额明显提高。

杨少华和徐学清 (2000 [13]则利用国民经济核算收据计算了1978— 1995年间的劳动收入份额 , 发现在 1986— 1995年间变化不大。

李扬、殷剑峰 (2007 [14]发现劳动所得下降会导致居民储蓄下降和企业储蓄上升。

赵俊康(2006 [15]根据约汉・贝茨・克拉克的要素收入分配理论 , 从技术路线、劳动与资
本的相对价格等角度提出了影响劳资分配关系的因素。

卓勇良 (2007 [16]描述了我国目前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现状 , 并指出了可能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

罗长《财经科学》 2010/6267期经济经纬 87
远 (2008 [17]对劳动收入占比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回顾 , 认为资本产出比、技术进步、全球化、经济发展水平、非正规部门规模和对劳动力的保护程度等是劳动收入占比的决定因素 , 但没有对上述因素的影响做出实证检验。

在近年来少有的几篇定量研究我国劳动 (资本收入份额下降 (上升原因的文献中 , 白重恩、钱震杰 (2009 [18]以新古典要素分配理论为基础 , 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定量分析了要素相对价格、要素市场扭曲、
因素对资本收入份额增加的贡献 ,
增加的主要原因。

他们 (2008 [12]
行了测算 , , 认为工。

黄先海、徐圣 (2009 [19]从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视角出发 , 构建了希克斯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生产模型 , 发现劳动收入比重的变化取决于乘数效应大小、资本深化的速度和劳动 (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的大小等三种因素。

姜磊(2008 [20]从我国二元经济角度出发 , 发现巨大的就业压力、不断提高的劳均资本和人力资本、工会在保护劳动者权益方面的缺位是近年来我国劳动分配比例下降的根本原因。

李稻葵等 (2009 [21]也以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为背景 , 建立了一个二元经济中劳动力转移的数理模型 , 发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 当劳动力不断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时 , 由于面临的摩擦力大于资本运动所面临的阻力 , 因而劳动
力转移速度低于资本的转移速度 , 所以劳动份额在经济发展初期是下降的 , 当劳动力转移逐步完成 , 劳动份额开始上升 , 呈现所谓的 U 型规律。

以上文献回顾显示 , 以往的对影响国民收入分配的国内经验研究 , 要么侧重于产业结构变化 , 要么侧重于技术进步类型 , 要么侧重于经济发展水平 , 但缺乏较为系统的计量经济分析 , 特别缺少的是对全球化程度对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试图弥补这些文献的不足。

三、数据和变量
(一被解释变量 :劳动收入份额
对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的计算有两种方法 , 一是不考虑政府收入即间接税 , 适用于只针对劳资分配问题的研究 , 因为间接税最后由政府征收 , 不能作为企业的收入 , 在计算劳动收入份额时 , 应该选择剔除间接税的基本价格法增加值为计算基础 ; 另一种方法则把政府视为独立的经济部门 , 应把间接税作为资本收入的一部分。

考虑到近年来我国政府收入比重不断提高 , 可能已成为劳动收入比重不断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 我们采用后一种方法来计算劳动收入 88《财经科学》 2010/6总 267期
份额 , 其计算方法是用劳动者报酬除以用收入法统计的 G DP 。

(二解释变量
由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主要是从 1990年代后开始持续下降 , 因此我们选择1993— 2004年间的数据。

在本文的所有解释变量中 , 各省资本产出比中的资本存
量的数据来自张军、吴碧英和张吉鹏 (2004 , [22]其计算方法为永续盘存法 , 我们采用该方法补充到了 2004年的数据。

人均教育年限数据根据陈钊、 ( [23]
教育年限为 E DU =6d1+9d2+12d3di =12, , 4
初中。

, 分别为该地区进出口额占 G DP 占 G DP 的比重来衡量。

由于统计年鉴中进口、出口和 FDI 的数值都是以美元表示的 , 因此按照每年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的平均值将各年的进口、出口和 FDI 数值换算成人民币。

各地区的产业结构用该地区的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 G DP 的比重表示。

另外 , 经济发展水平可能也会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白重恩 , 2009 , 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 劳动份额的变化呈现出 U 型规律 (李稻葵等 , 2009 , 因此 , 我们还引进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 , 用人均 G DP 表示 , 在回归中对人均 G DP 取对数。

以上数据中 , 劳动收入份额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1952—2004》计算得出 , 其他数据从《新中国 55年统计资料汇编》和 1994— 2005年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我们收集了中国 31个省级单位的 1993— 2004年间的数据。

表 1变量列表
变量名变量含义引入目的
lsh 在按要素成本法计算的增加值中的劳动收入份额被解释变量
kty 资本—产出比控制要素相对价格的影响
expo 出口额与 G DP 之比控制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影响 fdi 外商直接投资与 G DP 之比控制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 stru 第三产业增加值与 G DP 之比控制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
lnpcgdp 人均 G DP 的对数控制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edu 6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控制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
四、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根据前面的经济理论和数据 , 我们对如下计量模型进行估计 :
《财经科学》 2010/6267期经济经纬 89
90 经济经纬《财经科学》2010/ 6 总 267 期lshit =β ・it +β ・it +β ・it +β ・it +β ・1 kty 2 expo 3 fdi 4 stru 5 lnpcgdp it + β ・it + ε 6 edu it ( 1 其中 , i 代表地区 , t 代表年份, ε 为随机误差项。

it 对于模型 ( 1 , 有多种估计方法。

我们首先采用混合最小二乘法 ( Pool OLS , 即把各省的数据堆积在一起 , 用最小二乘法来估计 , 结果见表 2 中的第二列。

可以发现 , 出口、FDI 、产业结构、受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为正 , 资本产出比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为负 , 但 FDI 和产业结构的系数不显著。

表2 解释变量 kty expo fdi stru lnpcgdp edu (1 混合估计 - 0. 0168 3 3 3 3 3 3 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 : 劳动收入份额 (2 个体固定效应估计 - 0. 0166 3 3 3 (3 个体随机效应估计 - 0. 0172 3 3 3 ( - 2. 93 ( - 3. 00 ( - 3. 24 0. 0568 (1. 72 0. 1059 (1.
06 0. 0825 (1. 32 - 0. 1389 3 0. 0269 3 3 样本容量 Adj - R 2 372 0. 5082 Hausman test 然后我们再采用面板数据的标准估计方法 , 即固定效应 (fixed effect 和随机效应( random effect 模型再估计等式 ( 1 , 结果见表 2 中的第三列和第四列。

不管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 , 解释变量的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基本相同 , 出
口和产业结构的系数为正 , FDI 、资本产出比、教育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
为负 , 但只有资本产出比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具有显著性。

固定效应和随机效
应模型的结果与混合估计结果不同 , 因此还需要验证哪种估计方法更合适。

我们
用 F 统计量来检验是应该建立混合回归模型还是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原假设 H0 : 模型中不同个体的截距相同 ( 真实模型为混合回归模型。

被择假设 H1 : 模型中不同个体的截距项不同 ( 真实模型为个体固定效应回 F 统计量定义为 : F= 归模
型。

: 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 3 、 3 和 3 3 3 分别代表 10 % 、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

注 3 5 ( SSEr - SSEu / [ (NT - 2 - (NT - N - 1 ] ( SSEr - SSEu / (N - 1 = SSEu/ (NT - N - 1 SSEu/ (NT - N - 1 ( 2 3 0. 0011 (0. 0221 - 0. 0967 ( - 0. 94 - 0. 0786 3 0. 1308 3 (1. 82 372 0. 8336 3 3 0. 0073 (0. 1707 0. 1489 3 (1. 87 0. 0013 (0. 18 372 0. 8300 - 0. 0778 ( - 0. 8073 ( - 12. 89 (4. 93 ( - 4. 40 - 0. 0058 ( - 0. 69 P - value for Hausman test :0. 0015 其中 , SSEr 、SSEu 分别表示约束模型 ( 混合估计模型和非约束模型 ( 个体 - 0. 0924 3 3 3 ( - 6. 07
《财经科学》2010/ 6 267 期经济经纬 91 2008 。

只有当农业剩余劳动力被
吸收完后 , 劳动供给曲线才变为正并且越来越固定效应模型的残差平方和。

非约束模型比约束模型多了 N - 1 个被估参数。

计算结果为 F = 22128 > F0105 ( 30 , 340 , 所以拒绝原假设 , 应该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另外 , Hausman 检验拒绝了
随机效应模型所需要的假设。

下面对回归 2 的结果进行讨论。

根据西方分配理论 , 资本—产出比 ( kty 的显著性和符号可以用来判断要素替代弹性 , 在回归 2 中该变量显著为负 , 表明我们可以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总体经济要素替代弹性为 1 的假设 , 而且根据新古典要素分配理论 , 可以判断我国总体经济的资本与劳动的弹性大于 1 。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 , 经济开放度的两个指标 ( 进出口和 FDI 的系数为
负 , 尽管不显著。

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为什么没有通过“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来
提高我国经济中的劳动收入份额 ? 原因可能在于我国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供给的
二元经济结构 ( 2005 年后才开始出现民工荒。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体系 , 一个是以传统方式进行的、劳动生产率极低的农业部门 , 另一个是以现代方式进
行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的工业部门。

出口贸易和 FDI 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传统部门转向现代部门 , 而工资收入在近 20 年来基本保
持不变 , 即存在一条水平的劳动供给曲线。

出口贸易和 FDI 都会使我国的资本存量增加。

当资本存量与工资水平基本不变时 , 劳动分配比例会下降 ( 姜磊 , 陡峭 , 要素分配比例才会有利于劳动者。

劳动者教育水平的系数也为负。

为什么教育水平的提高也不能够如预期的那样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 教育水平的提高会提高劳动的边际产出 , 使劳动的需求曲线变得更加陡峭 , 而这种变化只有助于资本分配比例的提高 , 劳动分配比例则会下降。

姜磊 ( 2008 最早从二元经济结构角度定量分析了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问题 , 认为贸易开放度对劳动分配比例具有积极影响 , 与其理论预期相矛盾 , 也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与姜磊 ( 2008 的研究结果不同的是 , 我们发现并能够解释贸易开放和 FDI 对劳动分配比例都具有不利的影响 , 尽管不显著。

第三产业比重与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显著正比关系 , 这同很多跨国研究以及白重恩 ( 2009 的结论是不一致的。

跨国研究中 , 由于各国劳动收入份额在各行业的比例关系并不相同 , 因此直接利用跨国数据来验证人均收入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 , 往往因样本选择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的结论。

本文利用我国大陆不同地区的
服力。

白重恩认为 , 由于劳动报酬份额在我国不同产业部门是不同的 , 农业部门数据 , 能够保证各产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比例关系在所有地区相同从而更有说最
高 , 第三产业部门次之 , 工业部门最低 , 因此在从农业经济向非农经济转换过程中 , 资本收入份额会上升 , 劳动收入份额会下降。

但是 , 农业在我国经济中的
92 经济经纬《财经科学》2010/ 6 总 267 期比重已经非常低 , 对资本 ( 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影响也应该很小 , 只有工业部门和第三产业部门的比重的变化才是影响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

而工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要低于第三产业部门 , 因此 , 工业化程度越高 , 劳动收入份额越低。

随着经济结构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 , 劳动份额才会逐步提高。

最后 , 研究结果还表明 , 我国人均 G 与劳动份额之间具有反向关系。

人 DP 均 G 的变化往往反映了产业结构的变化。

随着人均 G 的不断提高 , 经济结 DP DP 构开始从农业经济向非农经济过渡 , 进一步
地 , 工业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过渡。

那么 , 按照前面对产业结构的分析 , 人均 G 、服务业比重和劳动收入份额三者应 DP 该是正相关的。

为什么在我国人均 G 与劳动份额之间具有反向关系 ? 这可能 DP 与我国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的重视资本忽视劳动的政策有关。

改革以来 , 地方政府面临发展经济的巨大的内部动力和外部竞争压
力 , 在劳动力丰富和资本相对稀缺的资源禀赋情况下 , 纷纷通过土地、税收和金融等优惠政策来吸引和扩大投资 , 片面追求 G 的高速增长 , 忽视对劳动者利益的保护 , 如用来维护劳动者基本 DP 利益的劳动合同法长期得不到有效执行 , 工人工资低下。

因此 , 在上述导向的经济增长下 , 国民收入必然更多地向资本集中。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本文利用我国 1993 — 2004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 , 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进行了定量分析。

根据回归结果 , 我们认为 , 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要素替代弹性、二元经济中的巨大就业压力和政府长期以来重视资本忽视劳动的政策取向。

从技术方面看 , 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下
降。

从经济转型看 , 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的转移过程中 , 全球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也没有能够对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起到积极作用。

最后 , 政府倾向于资
本的发展政策又进一步使经济增长的利益更多地被资本占有。

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即将消失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 劳动力将从过剩变为短缺 , 劳动的供给曲线将从平缓型变得更加陡峭 , 国民收入分配将开始有利于劳动者。

政府改变单纯追求 G 的发展目标 , 更加重视保护劳动者的利益 , 以及加 DP 快第三产业的发展 , 也会有
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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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科学》2010/ 6 267 期经济经纬 93 Abstract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labor share in China with provincial panel data through 1993 - 2004. The results show that elasticity of factor substitution , enormous labor supply in dual e2 conomy and the policies of favoring capital and neglecting labor are the essential causes of declining labor share. With the emergence of“lewis Turning - Point ” the labor share will increase. The government can , accelerates the increasing trend by developing service industry and strengthening the benefits of labors. Key words : Labor Income Share ; Dual Economy ;“ Lewis Turning - Point” [ 中图分类号 ] F04613 [ 文献标识码 ] A [ 文章编号 ] 1000 - 8306 (2010 06 - 0085 - 09 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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