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人文化成_传统与中华审美人文精神

收稿日期:2004-07-10

作者简介:潘立勇,男,1956年生,浙江宁波人。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

“人文化成”传统与中华审美人文精神

潘立勇

(浙江大学　哲学系,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中华传统的精神文化蕴涵着深刻的人文精神和美育品格,形成于“轴心时代”的

“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命题奠定了这种文化精神的基础。“循天道,尚人文”的人文倾向、“致中和,得其分”的中和境界以及“崇礼乐,赞化育”的美育工夫,构成了中华审美人文精神由内而

外、由体而用、由境界而工夫的基本内涵和总体风貌。中国传统人文精神追求审美境界,中国

传统美学境界则突出人文精神,这就是中华审美人文精神。

关键词:人文化成　美育品格　当代审视

中图分类号:G 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04)03-013-06

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指归以人之文化存在为本,以人对世界的情感体验和情感观照为中介,通过人和对象世界的各种关系的恰如其分的把握来化解各种矛盾,从而实现人与对象世界关系的和谐,解决人自身的安身立命的精神寄托,达到人的理想境界的追求。当代人类的精神生活还可以从中汲取一定的资源。

一、中华元典文化的“人文化成”传统

中华传统的精神文化蕴涵着深刻的人文精神和美育品格,形成于“轴心时代”的“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命题奠定了这种文化精神的基础。“人文化成”的元典出自《易・贲卦》:“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王弼注云:“刚柔交错而成文焉,天之文也。”刚柔交错是自然的特性,故称之为天文;文明是人创造的,对人创造的文明要进行适度的把握,故称之为人文。“止”朱熹

解释为“各得其分”(《

周易本义》),也就是恰倒好处或恰如其分。人可以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观察来掌握它的发展规律,也可以通过对人所创造的文明成果的恰当把握来塑造自身,并进而化成天下,这就是人们可以在这句元典话语中可获得的启发。我们注意到,在数千年的中华历史演化中“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的科学精神并未得到充分的发展,而“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人文精神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旨趣。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指归即以人之文化存在为本,以人对世界的情感体验和情感观照为中介,通过人和对象世界的各种关系的恰如其分的把握来化解各种矛盾,以实现人与对象世界关系的和谐,解决人自身安身立命的精神寄托,以最终实现天下的大同。

我们仔细品味一下“人文化成”可以发现三个关键的概念,即“人”———“止”———“化”,也即以“人”为本的人文倾向、以“止”为度的中和境界和以“化”为用的化育精神或美育精神。“人”是本体,“化”是工

2004年9月

第3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Journal of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jing N ormal University Sep.,2004N o.3

夫,而“止”则是这种本体和工夫的基本尺度。

首先是“循天道,尚人文”,以人为本的人文倾向。尽管《中庸》强调“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然而中华文化更重视的是“人道”。天的基本涵义可以有两种,一是自然之天,即自然本身,二是超越之天,即上帝天命。在中华人文精神元典及其传统中,对第一种天即自然的态度是既亲之顺之,又帅之导之,既将自己与自然融为一体,又自许为自然的灵明灵性;对第二种天即上帝的态度是敬之远之,存而不论。无论是帅之导之还是敬之远之,其突出的主体位置是人,这一点是相同的。在中华传统“人文”观念中,“文”以“人”为本位而人以“文”为本质,对人的理解不停留在人自身,而着重在由社会人伦关系构成的“文”,从而它就有别于以人的自然本性为出发点的人本主义。有了“人”方有这文化世界,而有了“文”方有人的合理生存。“人文”和“人本”一字之差,透露了中西方对人的文化思考上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精神。

其二是“致中和,得其分”,以“止”为度的中和境界。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明以止”的“止”的含义,朱熹称“止,谓各得其分”,也即恰倒好处、恰如其分。这个“止”,在儒家的典籍里往往等同于“中”与

“无过不及”的中庸之道,所谓“乐而不淫”的中和尺度,所追求

“不偏不倚”、

“和”,孔子所称“允执厥中”、

“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规矩中有自由、自由中有规矩的境界,都与这个“止”相关,儒家和中华传统文化特别强调的就是这种恰如其分的分寸感,追求的是与万物和谐的中和境界。中华元典文化的这种中和境界,要求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应该“各得其分”,恰到好处。“中”与“和”作为事物存在的最佳状态,正表现为掌握了恰如其分的分寸感。一旦能自觉地把握这种分寸,就可以进入无往而不自得的境界,就可以位天地,育万物,与天地同参,天人合一。道家也非常注意分寸感,不过在道家那里,最高的分寸表现为“自然”。老子主张“道法自然”,它无须人为地、刻意地去把握,更不需要牵强地去凑合,而主要靠人与自然的内在的、天然的和谐默契;老子所谓“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无穷”,就是指凡事应有分寸感,适度而留有余地,因此“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这便是“止”。儒家与道家对自由与规矩的理解和倚重有所不同,然而对于分寸感的领悟却是殊途同归。相对而言,儒家更重视自由中的规矩(“从心所欲不逾矩”),道家则更重视规矩中的自由(“无为而无不为”)。道家也同样追求“中和”的境界,只不过儒家将中和伦理化,强调以天地万物的中和来论证人事礼仪,而道家则使中和回归自然,以天地自然的中和为终极追求。两者思路有异,然对“止”的分寸与“中和”的境界的追求却是共通的。因此,可以说“文明以止”作为“人文化成”的一种尺度感,由“止”而达的“中和”境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共通精神。

其三是“崇礼乐,赞化育”,以“化”为用的美育工夫。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化”字,“化”者,内外融通,不免不强,自然流成之谓也。靠什么来“化成”?孔颖达说得很清楚:“《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周易正义》孔颖达疏)这就使中华元典人文精神一开始就带上了浓厚深沉的人生现世色彩和人心化育品格。中华元典人文精神不仅重人道,而且重教化,即重人道的教化。这种教化,又必须借助礼乐诗书等形象化、情感化的形式。所谓诗教、乐教、礼教、艺教,都是艺术与道德的有机融合,其基本使命就是“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隋书・经籍志一》)。其实这就是一种美育工夫。道家也十分重视化的工夫,只不过他们更着重于自然的“无言之教”,着重于人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过程中的“游”的境界,由游达化。因此“人文化成”以化为用的工夫,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共通精神,尽管在化的方式和内容上会有区别,但又殊途同归地重视化的工夫和途径。

这样,在人与自然关系上,顺自然而以人为本;在人与社会关系上,循人伦而以和为本;在人与自我

“致中和,得其分”的中和境界以及“崇礼乐,关系上,重体验而以乐为本。“循天道,尚人文”的人文倾向、

赞化育”的美育工夫,这三者就构成了中华人文精神由内而外、由体而用,由境界而工夫的基本内涵和总体风貌,也成了中华传统精神文化共通的精神和最基本和最突出的特征。

二、中华人文精神的美育品格和中国审美文化的人文旨趣

这种以“人文化成”为主旨和特征的文化精神成了在“轴心时代”形成的独树一帜的元典文化精神,并在中华传统社会绵延相传,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主导性的文化精神。这种“人文化成”精神决定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