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乐自由我“重估一切生活价值”

重估一切生活价值

明天起，做一个快乐的人

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我们的灵魂都处于焦虑状态，每个人都在寻求快乐的真谛，金钱和权力并不能填补这个巨大空白……

文/潘滨

塔尔1992年进入哈佛大学求学，一开始主修计算机科学，他成绩优异，擅长体育运动——壁球打得不错，社交也游刃有余，一切都很顺利，除了一点，他不快乐，而且他搞不懂为什么不快乐？大二期间，他突然顿悟，决定找出原因，变得快乐，于是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了哲学及心理系，目标只有一个，如何变得更快乐。

现在塔尔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首次开课时，他还只有8个听众，中途还撤走两位，现在他的《幸福课》已经超越《经济学导论》，成为吸引学生最多的课程。可见，即使精英云集的哈佛，也同样面临“快乐受创”的问题。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追求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塔尔坚持认为，幸福感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标准，是所有目标的最终目标。他说，人们衡量商业成就时，标准是钱。用钱去评估资产和债务、利润和亏损，所有与钱无关的，都不会被考虑，金钱是最高财富。

塔尔比喻道，人生与商业一样，也有盈利和亏损。可以把负面情绪当支出，把正面情绪当收入。当正面情绪多于负面情绪时，我们在幸福这一“至高财富”上就盈利了。

“所以，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一个幸福的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然后努力地去追求。真正快乐的人，会在自己觉得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里，享受它的点点滴滴。”

中国人现在也要面临如何快乐的大问题了。在经济学上，人均收入3000-5000美元是一个分界点，在这个点之前，国民幸福感会随着GDP 的增长而递增。过去30年的经济腾飞，确实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幸福体验。但随着临界点的到来，幸福感不再跟随GDP的增长而同比例增长，甚至会带来幸福感的下降，转变为抛物线。

众人开始不快乐

不知不觉间，一种全民焦虑的氤氲开始蔓延，从城市发酵生长，伴随着城乡劳工交流而向乡村扩散，很多人开始逃遁寻找新生活，也有很多人硬扛着，在社会大机器流水线上支撑。自感不幸福的人越来越多，几乎每个人都处于不安全感、无归属感的忐忑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开始让众人感觉不快乐呢？

人的幸福源泉主要来自三个层面：物质、情感、精神。同时快乐又是看得见摸不着的主观感受，对快乐的计量必然面对差异化、个性化和多元化的阻碍，通常来说，影响快乐的因素除了外部大环境，还有信仰、健康、家庭、事业和社交等微观层面。

目前来看，人与外部世界的三大矛盾在逐渐恶化，由于资源和环境的无节制开掘，人与自然的矛盾逐渐尖锐；因为犯罪增长、道德下降，以及丛林社会潜规则盛行，人与别人之间的矛盾也在加重；人与自己也开始过不去，中国的自杀率逐年递增，每两分钟就有9人自杀，已是全球自杀率最高国家之一。

无节制地信奉物质是最明显的原因，有钱就幸福，有钱就成功，有钱就是英雄。国家为了发展可以不顾一切，民族为了挣钱可以不择手段。个人在社会运行中沦为工具，欲望和市场理性屏蔽了心灵和精神。经过30多年的经济增长，我们已经迎来建立在GDP上的绚烂盛世，但好景不长，就要面对精神危机了。

中国曾短暂出现精神层面的真空，在主流意识形态塌方之后，民族主义曾成为填补这块空白的短暂材料之一，可是随着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攻城掠地，人们就都浸入到挣钱弄权纵欲的狂欢中。可是，我们多少明白，科技与物质的进步，并不足以保障人们的精神平衡。

这是一个信仰缺失的社会，大陆三大宗教信众加起来有两亿人口，加上8000万共产党员，近三亿人的心灵有了着落，但还有超过十亿的人，灵魂无处安放。问题或许很严峻，美国保守主义之父，思想家列奥·斯特劳斯说：“没有信仰，就没有道德基础。如果道德上采取相对主义，那么吃人就仅仅是口味的问题。”

信仰缺失，道德滑坡，再加上日常生活压力重重：买不起房，开不动车（堵），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结不起婚等等问题，不一而足，让人怎能快乐得起来。迷茫，我们并不清楚，日益耗竭的资源，日益恶化的环境，日益增长的人口和日益对立的人群，最后会导致一种什么样的结局。

神和道德不是解决当下精神困境的全部药方，体制缺憾也不是唯一借口，在现今中国复杂语境下，把问题归在任何一个原因之下，都像穿错姐姐衣服的半大小子一样，显得粗楞怪异不合身。

谁来教你怎么活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人在幼儿期所得到的语言训练，不仅可以使他发生快乐感，并且支配他成人期的行为。这种衍发程序，弗式归结为“语文是无所不能的”。以此推论，一个从小背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价值观念自然而然就被语文的魔力所同化。回想一下你学过的语文课本吧，起码在“快乐教育”和“生命教育”方面，是有缺失的，很多时候你是要被一些英雄人物感动，放弃生命去维护一些别的什么东西。

一直以来，威权价值观会为你提供这样的生活逻辑：为家国大业去奋斗，为社会进步去拼搏，为民族利益献出血泪甚至生命，总之，是为各种宏大叙事去活着。唯独没有对个人生活的建议，个人仿佛就是大机器下面的一颗螺丝钉，钉子是不需要被考虑感受的。作为有独立意识的“我”被严重低估和压缩了。很少有人能够脱离威权价值观的浇灌和时代风尚的铁幕。即使那些主动要求挣脱原先逻辑，寻求快乐幸福的新锐，有时还不慎滑入“快乐主义”的漩涡。

那么，一直试图指导人生活的主流文化是什么呢？

最开始是革命和斗争话语，这种原教旨思维随着“文革”结束而逐渐失效，如前所述，民族主义曾经是填补精神空白的材料之一，但随着二十来年的重建，与物质社会相辅相成的新主流意识已经成熟，伴随着达尔文进化论的深入推广，进步主义话语逐渐与国家意识形态相结合，并利用话语增强机制，走向单一霸权地位。

进步主义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三大主流话语：科学主义、市场主义和发展主义。它们都表现出对进步的乐观，形成新的话语共同体。市场主义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实践中，由于带来无限物质繁荣，使得各阶层上下一致认可；科学主义由于在“五四”时期就有铺垫，在当下又与发展主义相结合，形成“科学发展观”。三大主义互相支撑，有理有据，维持着市场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

在这种主流文化体系里，人人都笃信进步，相信发展就等于进步，认为进步就是一个由高到低，不断上升的单向度过程。在这种话语笼罩下，唯有占有更多的资源，才能获得尊重和亲近。于是每个人都为金钱和权力所诱惑，拼命去谋取更大的利益，是否快乐和幸福也简化为要靠你有多少银子来衡量。这种被量化和货币化的幸福感，被成功学奉为圭皋，用传销的方式传播着。

这也就不难理解，站在清晨或黄昏的北京国贸桥下，那种大机器开动下众人如蝼蚁刨食的苍茫感何来；也不难理解不少地方官员为了个人政绩和腰包的光鲜，开动暴力工具拆掉“阻碍城市发展”民房的积极；更不难理解那些把孩子送去读各种补习班，不想输在起跑线上的家长的殷殷目光……

人被异化了，在自己所创造的物面前，越来越被动（马克思语）。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最近讲了一个故事：去听他课的50个乡镇书记中，有一个很悲伤地说，我农村的祖居要被强拆了，我父母和兄弟实在不想上楼，地方上就动用黑社会吓他们，制造各种事端。我找家乡的镇书记，希望能看在同是乡镇党委书记的份上，高抬贵手。可那个书记说：我们都是乡镇书记，都应知道县委书记要干的事是不能反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