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抗战中的战略战术分析

抗战中的战略战术分

析

今天回顾抗战时期的二十几场大型会战与数万中小型战斗，可能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中国军队在劣势条件之下，以血肉之躯与日本鬼子的飞机大炮硬拼，大概就是“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为之变色”之类的场景。但对实际的作战状况以及战略思想的演进，能够提出的具体说法，寥若晨星，凤毛麟角。而在政治因素长期影响之下，今日所能搜集到的资料，又很容易引起一种错觉。如美国学者费正清（Fairbank）所言：“国民党的抗战，在历史上沉闷而缺乏活力及积极性，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不如将这段历史跳过，将眼光摆在延安的新兴政权上。”?

贪污腐败的国民党部队，精神上只知消极抗战，曲线救国，积极反共，与共军搞磨擦。作战时则一味蜂屯蚁聚，稍触即溃，毫无战略规画可言。但奇怪的是这种部队却可以与日军鏖战八年，打到敌人悲叹“中国方面的战政局，或永无和平解决之日”。?

抗战时期国军的战略思想与战例，并不常被提出讨论。尤其在武汉会战结束之后，几乎被公认为乏善可陈。而国共内战的情势逆转，更使得相关的讨论与研究，在半个世纪之内成为一种政治上的禁忌。以国民党的立场而言，抗战时期一大半的立功将领在内战时被俘或投共，相关的深度战史讨论，势将引发尴尬。所以战后的战史编修，以点到为止，语焉不详为其特色。而外国的论述，一向对国军表现评价甚低，大量的外国资料，取材于抗战后期对国军有严重偏见的在华美军指挥官与记者的观察。这些片断的观察几乎一律倾向负面评论，为史迪威夺取国军指挥权提供声援。胜利后接踵而至的国共内战似乎又印证了这种看法。?

笔者对抗日战史颇有心得，在浏览比对大量的战例之后，发现抗战时期国军战略思想的演进，是在恶劣条件下逐步进行实用化的修正与综合，个中的发展与战例，实在深富趣味。如果以客观角度，比对同期的同盟国对日陆地战事规模，结果尤其惊人。日军以２．５师团打垮麦克阿瑟的美菲联军，以５个师团横扫东南亚。可是同等规模的兵力，在面对劣势中国军队时，却显得有气无力，而且时常惨遭败绩。与同期外国战史相较之后，才能确知抗日国军之英武豪迈及国军高级指挥官的杰出才干。在动辄纵深百里，可以任意机动的大型战场上，面对装备窳劣而无机动力可言的国军，日军居然没有取得任何一次决定性胜利，反而屡次损兵折将，自招重挫。大战期间，日军大本营对其“百战百胜”的驻华派遣军责难甚深，每年均下达多道训令，要派遣军想办法胜利结束对华作战。武汉会战后其大本营两次集结全陆军之主力转运中国，意图一战解决，均告失败。究其原因何在？其最后一任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深切痛陈：“只要敌人的抗战意识持续不灭，就不能期待决定性的战果。”日军大本营收到报告后默然不语。虽然皇军有能耐将堂堂美军打得摇旗投降，将独霸东亚半世纪的Ｈ．Ｍ．Ｓ打得溃不成军，将法国殖民地部队吓得和平改编，但鏖战八年，就是无法让内忧外患的重庆政府俯首罢兵。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方对中国战局的要求也降低到不过希望和谈及体面撤兵，互结盟谊而已。与其早时嚣张气焰相比，已显过分委曲求全。其中原因，后之评者却罕见细究者。

一、国军的战略分析?

笔者汇整抗战时期的各期战例，作了一个战略思想发展的简略分析，先将抗战时之战略思想流衍，约略区分为三大阶段，私名之为血肉长城型、后退决战型及攻势思想萌芽期（名称均由笔者杜撰）。１、血肉长城型：?

“血肉长城”为抗战初期一常用宣传语，而与事实上国军的战略思想，颇多相合之处。抗战初期国军囿于机动力之贫乏，不愿与敌实行运动战，而以广正面布防之方式，一线展开，点点设防，沿线固守。这是一个最笨拙的方式，为战略所深忌。?

在抗战前的传统内战上，一般敌对双方兵力大致相等，所以较敢进行战略层级之大规模运动战。著名战例如中原大战时津浦路方面以第１９路军迂回晋绥军右翼，导致晋军主力崩溃。１９３３年１１月福建动乱，中央军除正面进击之外，并海运第９师在厦门登陆，直接抚敌侧背。国军的高级指挥官并不缺乏机动歼敌的能力与创意。而抗战前在陆大授课的德国教官，也对日后成为抗战时期主力参谋军官的陆大学员们不断耳提面命，强调运动歼敌的重要。没有活泼的兵力调动，德军就不可能在坦能堡取胜。这些教导，对国军指挥官都产生极大影响。?

抗战军兴之后，河北的第一场大会战，日军挟其机动力之优势，沿津浦路与平汉路不断迂回突进，国军以中原大战时的名将刘峙上将出任第２集团军总司令，主持阻敌防御。?

国军虽然调动大量精锐部队北上迎战，但是防御正面过广，第２集团军不得不将兵力一线展开，单线布置，省略战场纵深。日军则发挥其机动力之优势，或单点突破，或迂回侧击。国军若攻势前进必被打乱，若守势防御则遭侧击迂回，一时攻防追退之间，尽失其序，十万国军狼狈溃退。日军战史称此役为保定会战，国军不称会战而仅称阻击战，以大军溃退之间，无会战可言也。〔注一〕自此之后，各线国军均不敢轻言机动，而改以布置战线，坚守却敌为已足。八月淞沪会战，九月忻口会战，各战区均将所有主力一线排开，形成前

史罕见的大型防线，避免与日军机动作战。但这种规模的布防，兵力需求也达空前程度。再加上传统的战线布署，习采单线配置（敌军之动作并不比本军快，因应裕如，自无需多留兵力于后，以备急需），所以每为喜单锋突进之日军所乘。?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太原会战，晋军失去了可依据的山岳防线，在晋中平原上琅琅大败，折耗至惨〔注二〕。１９３８年３月徐州会战时，李宗仁上将虽拥４０万雄兵及内线作战之优势，仍怯于决战，干脆跳出包围圈，撤退了事。一口气失地数百里。一时虽显睿智，但国土几多，岂能为长久之道？其后武汉会战，国军险要尽失，唯有在广阔平原上与敌搏斗，此时布署更是窘态毕露。展观武汉会战战史，从江苏打到湖北，几乎所有国军方面主要防线的失利退却都是由日军的迂回运动造成（其“波田支队”，即以此出名）。国军即使砸下大量兵力，于正面战场上布置星罗棋布的防御阵地，复责以死守不退，但仍难面面俱到。武汉会战各战役中，日军除以联队、旅团级（有时达师团级）部队实行战略迂回外，甚至利用水运迂回，国军在战略布置上都没有有效因应之良策。唯有尽心竭力、死缠烂打而已。抗战一时呈必败局面，前景难堪。?

武汉会战时，日军伤亡兵力达２０万以上，所以虽然攻达武汉，但也难以再接再励，直下四川（虽然当时川东鄂西防务甚差）。此后仅发动局部作战，如南昌会战、随枣会战、广州战役等。此时国军主帅虽在防线之布署上竭力改尽，但仍不脱单线旧法。所以只能责成前线将士浴血死战，再以预备队随时填补。补得好如随枣会战固能挽救战局，但若遇到如南昌会战时战车冲锋的场面，即难固守，而再度造成兵败如山倒之惨烈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