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系年

苏轼《和陶游斜川正月五日，与儿子过出游作》诗系年

摘要：苏轼的《和陶游斜川正月五日，与儿子过出游作》历来有三种说法，元符二年戊寅、己卯说，根据苏轼在此期间的创作的诗歌的内容来看是不正确的；宋绍圣三年(1096)说，通过《文集》中的记载以及诗歌的内容和他的行踪得知这种说法是正确的；绍圣四年(1091) 丁丑正月说,从他修建新居的时间来看，是不正确的。

关键词：苏轼和陶游斜川白鹤新居儋州惠州

关于苏轼《和陶游斜川正月五日，与儿子过出游作》诗的写作时间, 历来有四种不同的说法；元符二年戊寅、己卯说，宋绍圣三年(1096)说，绍圣四年(1091) 丁丑正月说,我们从苏轼的行踪，交友和诗歌的内容来看，此诗当作于宋哲宗绍圣三年(公元1096 年) 正月五日。

元符二年(1099) 己卯说，苏轼《和陶游斜川正月五日，与儿子过出游作》载《诗集》卷四十二全诗如下:

谪居澹无事, 何异老且休。虽过靖节年, 未失斜川游。

春江渌未波, 人卧船自流。我本无所适, 泛泛随鸣鸥。

中流遇洑洄，拾舟步层丘。有口可与饮, 何必逢我俦。

过子诗似翁, 我唱而辄酬。未知陶彭泽, 颇有此乐不?

问点尔何如, 不与圣同忧。问翁何所笑, 不为由与求。

另外有苏过《次渊明正月五日游斜川韵》诗：

岁丰田野欢, 客子亦少休。糟床有新注, 何事不出游。

春云翳薄日, 石番石俯清流。心目两自闲, 醉眠不惊鸥。

茅茨谁氏居, 鸡呜隔林丘。曳杖叩其门, 恐是沮溺俦。

但苦鴂舌谈, 尔汝不相酬。筑室当为邻, 往来无惮不?

澄江可寓目, 长啸忘干忧。傥遂北海志, 余事复何求。

这两首诗, 所作的时间相同, 所述之人事亦同。比较而言, 轼诗重抒感而过诗多写实, 若将两诗参照解读, 也就不难看出, 王文诰“元符二年戊寅、己卯作”之说其实并不正确。

过诗首云: “岁丰田野欢”, 接着又谓:“糟床有新注”。正是粮足酒香, 所以言欢。而元符元年十月, 轼在儋州作《记藷米》却说: “今岁米皆不熟”; 元符二年《与侄孙元老书》又说: “海南连岁不熟, 饮食百物艰难”。同年苏过亦谓: “今年岁恶不可渡,竹间有米田无禾”(《夜猎行》) 。凡此种种,又岂是“岁丰”之象? 况且, 当是时, 苏轼自己亦因“儋州米贵”而“有绝粮之忧”,正欲与过子共行龟息以不食(详见《学龟息法》) , 生活的困顿一至于此, 家中酿酒的糟床又从何而“有新注”! 因此元符二年戊寅、己卯之说不确。

过诗又云: “筑室当为邻, 往来无惮不?”二句言卜居之意甚明。“当”者, 将要之谓, 可见作诗之时是在筑新居前, 而非“入新居后”。又考苏轼居儋期间, 唯于元符元年四月间被逐出官舍后有卜居事, 同年五月新居草草完工即行迁入。在时间上, 亦显然与轼诗自注之“正月五日”难于吻合。因此元符二年戊寅、己卯之说不确。

而且, 这卜居之地, 按照两诗的描述,是处江岸层丘之上。而苏轼儋州新居, 却在城南“污池之侧, 茂林之下”(《与郑靖老书》) ,“根湫溢”(《与程秀才书》) , 与流经城北的宜伦江直线距离两里有余(据林冠群《新编东坡海外集》第382 页按语, 林为儋州人) , 既无能“俯清流”之“石番石”, 亦无“可寓目”之“澄江”, 两者地貌迥然有别。因此元符二年(1099) 己卯之说不确。

再说, 两诗述事, 均及一人: 他居林丘, 住茅茨(“茅茨谁氏居, 鸡鸣隔林丘”) ,讲本地方

言( “但苦鴂舌谈”) , 为抱德隐者( “是沮溺俦”) 。苏轼父子拾舟登岸, 叩门求见( “拾舟步层丘”, “曳杖叩其门”) 甚相得( “何必逢我俦”) , 欣然以为“无惮往来”, “可与饮”, “当为邻”。这是一幅多么有声有色的“东坡交友图”。可是, 在苏轼父子居儋诗文中, 此事竟是无迹可寻, 其人亦是无案可稽。因此元符二年戊寅、己卯之说不确。

绍圣三年说。从他的行踪来看，苏轼卜居鹤峰在绍圣三年新春, 时间与“正月五日”相符。绍圣二年“十一月闻有诏, 元臣僚独不赦且终身不徙”(王文诰《苏诗总案》卷三十九) 。由是, 苏轼自觉“北归无日, 因遂自谓惠人, 渐作久居计”(《文集》第1681 页) 。接着, 又听到了第二条消息: 时任广东提刑的程正辅即将罢去。当初苏轼能如愿以偿, 从“墙穿屋漏”、“凡百不便”的水东嘉祐寺迁回“三司按临所居”的合江楼, 实凭正辅照拂, 用苏轼自己的话说, 就是“非兄巨庇, 何以得此”(《文集》第1600 页) 。现在, 正辅召还, “巨庇”将失, 苏轼不禁深以为忧: “兄去此后, 恐寓行衙(指合江楼, 又称行馆) 亦非久安之计”(《文集》第1595 页) 。又说: “行馆、僧舍(指嘉祐寺) 皆非久居之地”(《文集》第1783 页) 。至此, 未雨绸缪, 另觅新居,“使老病有所归宿”, 已是势所必然。他信告正辅: “意欲结茅水东山上, 只未有佳处,当徐择尔”(《文集》第1595 页) , 时为绍圣二年岁暮。三年新春伊始, 苏轼又有诗云:“小邑浮桥外, 青山石岸东⋯⋯结茅来此住,岁晚有无同”(《新年五首》之四) , 这小邑青山, 于浮桥(即东新桥) 之外, 石岸(西支江岸多岩石, 故云) 之东, 正指当时归善县署所在地白鹤峰。而两诗所标示的出游时间: “正月五日”; 以及所透露的卜居于兹意向: “筑室当为邻”, 又正好与之相吻合。

从他的交友来看，白鹤新居西邻书生翟逢亨抱德而隐, 贫而好酒, 实为“林丘茅茨”之居者过诗曰: “茅茨谁氏居, 鸡鸣隔林丘。曳杖叩其门, 恐是沮溺俦。”这四句可以说是“步层丘”的一组特写。“沮溺”, 典出《论语•微子》: “长沮、桀溺耦于耕, 孔子过之, 使子路问津焉。”这里, 苏过以子路自喻而以孔子喻苏轼。毫无疑义, 他就是惠州秀才翟逢亨。据《归善县志》称: 翟“事母至孝, 学问博洽, 邦人呼为翟夫子”, 可见确实是位抱德避世的仁厚君子。因此, 也就难怪苏轼父子要对他产生浓烈兴趣, “恐是沮溺俦”, 而中流遇洑洄,拾舟步层丘。有口可与饮, 何必逢我俦。过子诗似翁, 我唱而辄酬。未知陶彭泽, 颇有此乐不? 问点尔何如, 不与圣同忧。问翁何所笑, 不为由与求。“曳枝叩其门”了。翟世居惠州。出来应门自是满口方音。“但苦砏舌谈, 尔汝不相酬”, 同样也是写实。翟贫而好酒, 客来款以家酿, 苏轼父子因此而意甚欣然。以为“有口可与饮”、“筑室当为邻”。几天之后,苏轼还意犹未尽地说: “万户不禁酒, 三年夷识翁, 结茅来此住, 岁晚有无同”(《新年五首》之四) , 用《诗经、风雨》“既见君子, 胡为不夷”的典故来表达他结识可与同饮的翟秀才的喜悦心情。或许可以这样说,苏轼父子最后择定白鹤新居这一“佳处”,正是在这一次“斜川游”中。而他们乐于与善良淳朴、热情好客的翟夫子、林行婆结邻而居, 怕又正是促成这一“择定”的重要原因。

从他诗歌的内容来看，绍圣二年秋冬惠州连获丰收,事实与“岁丰田野欢”相符。绍圣二年十月间, 苏轼致函程正辅, 专论岭南钱荒民纳田税理应钱粮各便一事, 开首就说: “今来秋大熟, 米贱已伤农矣”(《文集》第1608 页) , 此为惠州该年秋粮丰收之证。绍圣三年正月, 苏轼作《新年五首》, 其四云: “茶枪烧后有, 麦浪水前空”———江岸大片田麦随风摇浪, 空阔无际, 正是“大有”景象, 此又为惠州该年冬种丰收之证。过诗“岁丰田野欢”云云, 显然与上举之事实相符。又, 在宋代, 岭南是法不禁酒, 年登米贱, 必致家酿丰足, 苏轼《残腊独出》诗(作于绍圣二年) 有谓“野梅处处开, 家家腊酒香”, 盖记其实。“糟床有新注”云云, 也同样与之相符。白鹤峰北临东江独立千岩之上, 地貌与“石番石俯清流”相符。据两诗描述, 苏轼父子意欲“筑室”之地正在江边山上, 澄江、洑洄、石番石、林丘, 是构成该处地貌特点的几个重要元素。而这些, 恰又正是苏轼白鹤新居最为引人注目的地理标识。为尽量接近历史原貌, 这里仍以苏轼父子之诗举证: 绍圣三年秋, 苏过有《九日》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