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事件”概念的演变

“媒介事件”概念的演变

关键词：媒介事件传播与社会学刊丹尼尔·戴扬

“有趣的不仅是新媒体的主动和喧嚷，与旧媒体的大异其趣，而且两种表现更有分工之势。旧媒体展现事件，新媒体作响应。回应中央媒体（包括如媒体事件试图制造大规模共识的极端情况），新媒体往往寻求自己的接收空间、响应空间。换言之，新媒体的角色似乎站在公众一边。”

对谈人：丹尼尔·戴扬、邱林川、陈韬文

统稿：邱林川、陈韬文

翻译：邝芯妍、邱林川

丹尼尔•戴扬教授简介

丹尼尔•戴扬拥有人类学、比较文学、符号语言学和电影研究学位，曾在美国史丹福大学、法国索邦大学和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修读，并于罗兰•巴特指导下取得美学博士学位。戴扬曾是多间大学的讲师、访问学人和教授，任教大学包括：巴黎第二大学、巴黎第三大学——新索邦、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史丹福、莫斯科——RGGU、米兰、列日、南加州大学（安娜堡传播学院）、巴黎政治研究学院、奥斯陆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日内瓦大学。

戴扬于1975年至1976 年获邀加入美国电影学会研究与出版委员会。1988年起，他于巴黎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工作，二十年来担任研究负责人和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马歇•牟斯学院的研究员。1999年至2004年，他是欧洲科学基金会媒介研究计划会员。2000年，他是洛克斐勒基金比勒基奥中心的驻院研究员。2001年，他是“英国学术研究评估”媒介研究外聘专家。2005 年，他是希伯来大学高级研究学院的驻校研究员及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娜堡学人。2006年，他是挪威卑尔根大学的自由言论访问教授。2007 年和2009 年，他是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汉斯施派尔访问教授。戴扬参与编辑多份学术期刊，包括Hermes、Quaderni 和Cahiers del’audiovisuel。他撰写的书中章节与期刊文章有七十多篇。近作包括《恐怖奇观：恐怖主义和电视》（La terreur spectacle：Terrorisme et télévision）（巴黎INA De Boeck 出版社2006年出版，2009年译为葡萄牙文）、《电视：由观众到公众》（Televisao：Das Audiencias aos Publicos）（与Jose Carlos Abrantes合着，里斯本Livros Horizonte出版社2006年出版）、《拥有奥运：新中国的多种叙述》（Owning the Olympics：Narratives of the New China）（与Monroe Price合编，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戴扬现在的研究，主要是在可见性社会学（sociology of visibility）的框架下探讨与媒介伦理相关的议题。

QC：邱林川、陈韬文

DD：丹尼尔·戴扬

“媒体事件”的学术渊源和演变

QC：您与卡茨（Elihu Katz）1992年合著的《媒体事件》，风靡华人传播学者，尤其是该书的中文版于2000年面世后，影响更巨。此书因何缘起？埃及总统撒达特于1977年出访耶路撒冷后，你们如何构思此书？为什么会有“历史现场直播”的意念？

DD：这本书起初是探究一种新的外交手法，也就是撒达特访问耶路撒冷的媒体外交。卡茨向我挑战，建议为撒达特每天的表现作分析，以展示符号语言学可以如何应用。这一连串的记录变成一个大型计划，最后我们发展出各自的议程。卡茨认为媒体事件建构出意想不到的新受众群体，这些群体的出现吊诡地“强化”事件的影响，而非“限制”它们。

在我而言，传统以来，电视在历史书写的角色一直备受议论，班哲明的《历史哲学论纲》、巴特的《历史的论述》和《事件的书写》对此均有论述，还有其它学者的论述，如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利科（Paul Ricoeur）及怀特（Hayden White）等。电视成为历史图像论述新的演绎者，操控“表达性事件”（expressive events）的定义（何谓“表达性事件”请见下文）。

QC：您最近的文章《超出媒体事件：幻想破灭、脱轨、冲突》（Dayan，2008），D字头

韵（Disenchantment，Derailment，Disruption）似乎取代了1992年的C字头韵：挑战、征服、加冕（Contest，Conquest，Coronation）。为何会有这个改变？此一概念化的发展，可否说是《媒体事件》出版后，您对各方反应的回复？还是跟全球传播系统的普遍转变更有关联？这是源于您在法国的观察，抑或有其它原因？

DD：多谢你们留意到“挑战、征服、加冕”和“幻想破灭、脱轨、冲突”之间的对称。

骤眼看来，有人会认为这是一个假对称，“挑战、征服、加冕”是叙事常规，属于共识性媒体事件类型以下的附属类型。“幻想破灭、脱轨、冲突”则并非叙事，而是特定的组织和接受形式。“幻想破灭”反映当代大众的犬儒，而当媒体将事件组织成暴力事故而非协商的机会时，“脱轨”和“冲突”的情况便会出现。

不过，倘若超出技术层面，如你所言，三C和三D对应两个独特的媒体事件模式。首一模式是有关整合和共识，另一模式则不但鼓吹异见，甚至“创造分化”。

由一个模式走到另一个模式，固然是确认1992年一书忽略了媒体事件的某些范围。但是，与涂尔干派社会学者相反，我认为共识性媒体事件的确存在，只不过其类型随着时间而演变而已。

2009年的媒体事件跟八十和九十年代自然有所分别。其实，研究恐怖主义事件（可参看我2006年的《恐怖奇观》）令我发展出比媒体事件更阔的理念：“表达性事件”。这意味着事件在其表达过程中既可有共识，亦可以分化，因此1992年模式的媒体事件并不至完全消失（如奥巴马的就职礼就仍属共识类事件），但是这类媒体事件不再独霸天下，而是要和其它事件共存于同一媒体空间中。

容我简单回顾一下1992年的三种叙事类型：挑战、征服、加冕。要涵括今日社会的“表达性事件”，我会加上两个附属类型，第一个与“抹黑”有关，如凯里（James Carey）所言的排斥、羞辱和革除；第二个则是“确认”，如真相与和解。抹黑主导了本世纪早年的事件，这可能是因为事件本身被视为抹黑（如Daniel Pearl被斩首），或因为“脱轨”和“冲突”后，事件变成“抹黑”。

QC：在您1992年著作中，有关媒体事件的主要实证参考是卫星电视。近年，更多的卫星节目来自拉丁美洲（如telenovelas肥皂剧）、中东（如半岛电视台）、南亚（如Zee TV）和东亚（如CCTV 国际）。瑟苏（Daya Thussu）认为这种新形式是建基于“地理语言区”。从全球角度而言，卫星电视是否变成一种瓦解的力量？抑或您始终认为卫星电视是融合全球社会最包容和有效的工具？

DD：卡茨和我有一个经常被忽视的观点：媒体事件确有达致国际整合的野心，但它在实际中是否成功，则是另外一回事。很多事件以全球作构想，但实际成功却仅限于某些“国族社群”（communities of nations）。有些国家选择去共享某一庆典，但其它国家可能只将该庆典降格作简单新闻处理。换言之，即使在从前，媒体事件也有内外之分。

我同意瑟苏所言“地理语言区”对新兴卫星电视的重要。而且，由于我认为科技本身并没有内在的意识形态，所以卫星电视变成一种瓦解的力量并不稀奇。这可能会发生在挑战或革除的情况，甚至乎不在这些情况下：现在，同一事件可以既是庆典式媒介事件，同时也可是哀悼性媒介事件。

科技、中国和新的公共模式

QC：互联网和流动电话在社会无孔不入，传播环境在过去十年转变良多。这些新兴的传播模式如何影响你对媒体事件的看法？我们应该用哪些理论及方法学的工具，以分析虚拟世界里的历史时刻和集体记忆？

DD：我刚刚为此写了一篇题为“分享和展示”的论文，并将会刊登于2009年秋季的《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学刊》（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文章是关于一种公共模式，这种模式可以说和电视同体，牢牢系于中心。但是这种模式渐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