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市场化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文献综述】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

金融学

利率市场化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1、国外研究现状

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兴起了金融自由化浪潮，也带动了亚洲国家和地区走上各自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之路，于是各国相继实行了利率市场化改革。此后，西方各国纷纷对对利率市场化加以了深入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麦金农（R.Mckinnon）和肖（E.Shaw），艾伦·加特（A.Gart），托马斯.F.卡吉尔（T.F.Cargill），吉里安·G·加西亚，福莱（M.T.Fry）和盖尔博（Gelb），维拉努瓦和米拉克尔，斯帕尔曼（L.J.Spellman），铃木淑夫等。

麦金农和肖是最早关注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的经济学家。他们主张，为了刺激金融增长，应该实行利率自由化的金融改革措施。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成为启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全球性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的理论渊源。麦金农在其《经济自由化的顺序》一书则详细分析了银行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应遵循的顺序，对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金融改革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艾伦加特在其《管制放松与重新管制》一书中从大量的案例出发，详细分析了美国金融监管的历史演变，包括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从管制到放松，又到更高层次重新管制的过程。而托马斯与吉里安的《八十年代的金融改革》则动态分析描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金融改革的动因，以及银行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不同银行间运用比较优势整合资源，应对利率市场化可能带来的冲击。这两部论著虽然都以美国的金融改革为背景，但却能折现出七八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金融自由化的大格局下，银行从风险管理角度应对利率市场化改革发展的总脉络。福莱（Fry）和盖尔博（Gelb）通过数学模型和实证分析得出利率市场化对经济发展起着实质性促进作用的结论。对于支持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学者，均是以上述理论为依据展开对我国利率市场化的研究。

维拉努瓦和米拉克尔从正反两方面强调了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宏观经济稳定和适当的银行监管对于防止银行危机的重要性；而德米尔居斯－昆特和埃里克·蒂特盖奇（1998）则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指出，利率市场化过程中，法律制度不健全、行政效率低下和政府腐败等变量是导致银行危机的主要诱因。日本经济学家铃木淑夫的《日本的金融政策》一书中深入而详细地分析了日本80年代以来地金融改革过程中日本银行在利率半管制下，银行固定利率及浮动利率相结合的风险管理策略。

上述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角度，采取各自的方法对利率市场化进程过程中对商业银行的利率风险研究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得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结论。但这些结论是基于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

利率问题研究而得出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利率市场化应对策略研究的内容相对较少，同时由于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经营的研究在国外早已不是热点，相关文献的时效性很差，目前这一课题国外的研究并不深入。

2、国内研究现状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利率管制，国内的利率研究工作更多地是集中于对原有管制利率体系的完善和修补上。随着我国经济金融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学术界开始对利率市场化在我国的可行性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阶段性的研究成果。

国内学者赵英军（1999）认为，利率市场化进程中，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银行体系脆弱，在利率自由浮动的背景下会被进一步放大，由此导致银行危机。

国内学者黄金老（2001）在《金融自由化与金融脆弱性》一书中较早地研究了金融自由化对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在《利率市场化与商业银行风险控制》一文中，黄金老（2001）根据风险持续时间将利率市场化的风险分为阶段性风险和恒久性风险。阶段性风险是指在利率放开管制的初期，商业银行不能适应市场化利率环境所产生的金融风险,具有系统性和阶段性。恒久性风险即通常所指的利率风险，具有长期性和非系统性。

许崇正（2001）系统论述了中国利率机制改革创新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利率决定理论，以及西方利率决定理论发展的三阶段，古典学派的利率决定理论、凯恩斯的流动性利率理论、新古曲学派的利率决定理论及其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他认为利率市场化是一个客观规律，也是金融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利率机制创新，就在于尽快实行利率市场化，放开利率管制。

著名学者戴根有（2002）在《关于利率市场化》中认为，推进利率市场化与完善商业银行自我约束能力，二者相辅相成。推进利率市场化是中国金融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积极创造条件，完善商业银行成本和效益控制机制，是完善利率市场化微观经济条件的重要任务。方志平、刘新泉（2002）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商业银行应对措施研究》中，着重论述了商业银行在中间业务发展创新方面的应对思路。

周小川（2004）认为，利率市场化指的是商业银行利率由市场决定，而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控所运用的利率不在此列。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相对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整体步伐而言，进展较慢。我国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还应采取进一步扩大利率的浮动范围，允许存款利率下浮和进一步增加利率放开的品种等措施。

李扬（2004年）介绍了我国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上取得的进展，指出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发展经济学认为的利率市场化导致利率水平骤然走高阻碍经济发展和利率水平变动不居危及宏观经济稳定两种情况不大可能出现。他认为，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国企改革和政府经济功能调整不到位和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缺陷等微观因素，货币当局宏观调控机制的不完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缺陷

和基准利率的缺失等宏观因素，都约束了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步伐。他勾画了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的范围和行动步骤，认为大致可以用5一10年的时间来完成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

戴国强（2005年）在《我国商业银行利率风险管理研究》一书中，分析了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利率风险管理现状并对其趋势加以了预测。

向文华（2005年）探讨了当前中国金融自由化与金融风险的相关性及其风险防范，分析了我国在利率自由化的进程中也面临着准租金的取消和信贷配给、利率变化的不确定性、信贷膨胀、利率急剧升高等金融风险，从而影响金融市场的运行。他认为利率自由化后，取消利率上限，允许利率上浮，减少信贷配给和准租金，受压抑的名义利率会升高，那些过去严重依赖信贷配给而失去准租金的借款者会面临破产的风险。利率变化的不确定性使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无法准确预测利率的变化，利率风险加大；利率自由化后，政府取消信贷控制，金融机构信贷自主权扩大，各金融机构为了抢占利率自由化后的市场份额，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信贷膨胀，信用风险相应增加；如果金融监管制度不完善，本国的法律秩序比较差，公职人员的道德水准低，利率自由化会加重银行的脆弱性，严重的情况下会爆发金融危机。通过对26个危机事件的分析，向文华认为，在进行利率自由化的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比较大。

2006年，解川波、尹志超在《利率市场化与利率风险管理》一书中指出，2004年10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放开贷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下限管理。由此，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中国已经驶入了利率市场化的快车道。本书详细讲述了利率风险的产生和计量以及一些利率风险管理工具的运用。

2008年，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在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上指出，目前，我国仍处于存贷款利率管制状态，贷款管下限，存款管上限，它能够根本上减少交易成本，降低商业银行之间出现恶性竞争的概率。随着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存贷款利率逐渐走向市场，利率及其相关产品定价必将是商业银行资源投入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其核心技术、核心竞争力的主要体现，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加以研究。特别是在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逐渐成熟后，商业银行将从依赖央行变成依赖Shibor，如何在依赖Shibor这一参照利率标准之上，合理的定价能力必将成为未来商业银行竞争的主要手段。

易纲（2009）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回顾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历程，系统总结了双轨制推进改革取得的成就。即一方面放松利率管制，推动金融机构自主定价，实现“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的阶段性改革目标。另一方面发展和完善市场利率体系，初步建立了以SHIBOR为代表的短期基准利率和以国债收益率曲线为代表的中长期基准利率体系。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中央银行不断完善调控理念和方式，利率已经成为调节经济运行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时对下一阶段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进行了规划，并在深层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