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国民族矛盾的背后1

一天，在一个叫张伟东的新浪博客里，看到了一篇标题为《滴血之作：两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给中国带来的灾难》的文章，就转到了这里。要知道，我的博客是轻易不肯转载别人文章的，以后也将如此。能够被我转载的文章怎么说也不会过于浮浅。我在转载时我却评论到：“这篇文章找到的是技术路径，失去的是本质动因。我会写一篇深刻许多的东西。”

后来，来我博客浏览的读者告诉我，这篇文章的原作者是著名左派学者吴辉，原文题目为《炮轰周小川，我的一张网络大字报》，我这里转载的是缩写版。我说呢，能入我老苏法眼的想来也不会是泛泛之论。

吴辉先生的文章就如同在宣纸上勾画了一座屋子，不能住人是肯定的，但可以让没有见过屋子的火星人了解一下什么叫“屋子”。而我的屋子是要住人的。



目录：

引子 巨无霸

第一章 所有制的制改变

第二章 分配的倾斜

第三章 生产的膨胀与低端化

第四章 出口 外汇 分化

第五章 “中美国”民族矛盾与前景



中美国，在民族矛盾的背后… …

文章来源：苏拉密（孟凡贵）博客/sulami000mfg?retcode=0



引子 巨无霸



公元1958年，是人类注定将要被改变的一年。



这年，毛泽东发起了“在较短时间内把中国建设成工业国家”的全民运动；这就是“大跃进”。评价“大跃进”的成败得失不是本文的任务；然而，占人类1/4的群体如此坚决地进行工业化建设的积累和投入，为不远的将来能够加入世界工业生产的行列而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人类产能格局一次空前绝后的改变；一下子就使全世界从事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的人口翻了一番以上。



假如新的产能格局得以实现，将彻底改变人类工业生产与工业消费的力量对比：哪怕其他人全部停下来，只要这1/4人生产，就可满足全人类的工业需求。



这种巨大的产能，也许会为人类迎来崭新的文明或将世界拖入荒凉的枯竭；也许中国会因此奴役世界或被世界奴役。这一切都很不确定。



也许这巨大的产能会造成全球性“过剩”，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再是局部的，因此而不再可对外转移，因此而不再具有以往的可逆性、轮回性；从而彻底终结资本主义存在的合理性。



然而，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中国以“产能取代”的方式、以当前产能帝国的身份和当前的金融帝国——之前的产能、金融综合帝国——美国，结成了特殊的“中美国”经济体。“中美国”虽然不是中国产能建设的初始动机，但中国巨大的产能却是构建“中美国”的必备基础。



关于“中美国”

之间“中国制造-美国印钞消费”、“中国低端-美国高端”、“中国实体-美国虚拟”的产业分工；关于“中美国”对中国资源、环境、劳动力、实体财富……等掠夺，左派经济学家们早已义愤填膺地做出了深刻的分析和全面的总结。但是，左派更喜欢立足于“民族大义”去谴责“美帝邪恶”和“买办卖国”，而对其间阶级矛盾的决定作用避之若讳。



本文试图用阶级斗争学说去阐述“中美国”的形成、现状、未来,以及中国产业结构的内在矛盾。





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上帝一旦动工就必定完工。自1958年始，在经历了无论多么令人耿耿于怀，多么蜿蜒曲折，多么备受争议的20年之后，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至少在1979年那个春天来到之前，中国已建成了包括有3个子系统（东北、华东、西南）的完备大工业体系。虽说比当初“15年超英、20年赶美”的口号慢了一个节拍，但仍不失为奇迹。



工业体系建成的标志一为终极工业品的产生。大飞机、涡扇发动机、核潜艇、远程运载火箭等。也许有人会说其中有些项目，比如大飞机等是有争议的；那么我要说：假如没争议，那就不是笔者谨慎认为的“不失为奇迹”，而是要升格为“神迹”；就不是“建成了完备的大工业体系”，而是“建成了先进的大工业体系”；就不是比“15年超英、20年赶美”慢了一个节拍，而是胜利实现了目标。



工业体系建成的标志之二为产业结构的革命性改变。







单看产业结构，1979年的中国比2009年的中国工业含量更高；若看终极产品，目前中国也还是那么一套，甚至还少了一些。



中国，一台体系完备、包括了社会公平稳定、天量工业劳动力的工业“巨无霸”已经在1979年之前巍然屹立于东亚大陆；一旦以市场规则启动它，就必将以排山倒海之势将产品填满世界的各个角落。人们无需怀疑它的能力。



然而，这台机器归于谁？便成了它能否健康运行的关键所在。





第一章所有制的改变



以前的工厂叫“国营”。“国营”的完全涵义是“全民所有、国家经营”。也就是说国家只是代为经营管理，企业的产权并不是国家的，而是属于全体国民“公有”的或者说是“私有”的。这种“全民所有制”，使得“公”与“私”的概念不再对立；我们甚至可以定义，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全民个人所有制的社会化联合”。按当前的“股份制”原理，每个国民都应当是这些企业的“平均持股人”。



工业化的过程是痛苦的。按照愚蠢小猪、马前卒等新锐一派工业文明史家的观点，在工业机器建成之前，所有的都是投入，不会给老

百姓带来实际的生活改善，甚至会工业化越搞越穷。只有当工业机器达到一定的规模，才会源源不断地为社会带来产品。日本的工业给老百姓带来好处是二战以后的事。在此之前，日本人想过好日子还不如老老实实地搞农业。这就是很多“吃不了苦中苦”的国家长期停留在农业社会原因。



当然，工业机器建成并不是绝对的戛然而止，也可以在工业机器有了雏形之后，在已建成部分的产品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持股人”分红——增加生活资料、设立社会保障和支持农业扩张。留下一部分用于工业机器的继续完善。事实上，中国工业的建设过程也正是这么做的。这就是在中国工业机器将成未成、建设要求不太急迫的1972年以后，有越来越多的自行车、“的确良”等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多的农业机械、化肥等用于推动农业的发展。



在中国工业机器建成之前，农业承担着全部的工业积累、投入和整个社会的生活资料生产，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农业是工业的“债权人”，农民们除了具有国民“平均持股人”身份外，农业还有理由在工业建设完成后要求工业偿还“债务”和红利。



此外，以工农为主体的劳动人民在建设过程中还发挥了超经济的主人公献身精神，他们付出的义务和贡献，都应该得到“创业股”的待遇。



然而，当劳动人民最大可能地节约生活资料（或曰“勒紧裤腰带”）、贡献了所有财富积累之后，在中国这架工业巨无霸刚刚建成之际，它的产权忽然发生了模糊和变迁：1982年宪法文本中出现了“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文字，这为以后的 “国有化”奠定了基本法根据。



“国有制”的确立，使国民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业产权，从持股人和主人公身份沦为真正的的无产阶级。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圈地运动”。



在“国有化”之后的一段时期里，城市劳动者尚且可以依靠体制惯性下的劳动保障权，以工资奖金、福利住房、职工医院、子弟学校、工人俱乐部...等方式从国有工业链条上获得一定的分配；而农民却因户籍、行业、职业和享有耕地经营权的区别从此和国有工业资源斩断了一切分配联系，存在的只是购买关系。



以李昌平为代表的左派农业经济研究者，提出用“剪刀差”的概念解释“三农”问题的历史根源：说是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建设是靠压低农产品价格、靠剥夺农民完成积累。但“剪刀差理论”怎么都解释不了，在“剪刀”下的70年代，城乡差别趋于缩小，而在没有“剪刀”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差别却越拉越大的客观事实。



“剪刀差”（price scissors）

概念：“工农业产品交换时，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所出现的差额”，这对于80年代以前的中国是不适用的。那时，国家收购粮食的价格固然很低，但农业获得工业产品也几乎为免费。比如，70年代笔者家乡地方政府要求生产队购买当地农机厂生产的手扶拖拉机，价格为2400元；价格定的本来也就不算高，可生产队却大多以“没钱”为名故意磨磨蹭蹭，地方政府只好为所有“购买”者办理了无息贷款代交货款。3年后，政府又以减轻农业负担为名向国家申请免除生产队贷款债务；等于是白给了。类似的还有60年代的购买化肥贷款，50年代的水车井建设贷款等，每过数年国家都要制度性地赦免“陈年老账”。



实际上，在中国工业建设过程中，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贡献是一种投资，换来的是农民对工业的 “平均持股人”身份和可企望的工业红利、以及工业成果对农业生产的支持。把这种具有很高价值的积累和投资定义为“剥夺”，是常识性的谬误。



因此，我们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国有化”切断了农民农业与工业之间的产权联系，剥夺了农民的“平均持股人”身份和已经唾手可得的工业红利。如果要说有“剪刀”，那还真是“剪”得干净利落—— 就是“国有化”这“卡擦”一剪子！



这奠定了中国当前分配单一、“‘国’富‘民’穷”、内需低迷的所有制基础。





第二章分配的倾斜



如果仅仅是将产权集中到国家，国家将产品用于支付雇佣工人工资、政府管理的合理开支、产业再建设投入后；把剩余红利用于社会公共保障（失业保障、居住保障、教育保障、医疗保障…）的话；并不会造成严重的分配不公和社会分化，工业的生产能力和社会的需求能力也不会因为产权的转移而缩小。



然而，客观的历史事实是：产权进行了再分割，这就是产权的“私有化”、“集团化”、“股份化”运动：从承包租赁、廉价出售到“零资产转让”，从“全员承包”到“管理层持股”…… ；既然是“国有”，国家当然有权处置自己的资产，处置自己的资产当然不用和任何人商量，你下岗不下岗本来管我屁事，我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还给你搞点“买断”和“低保”…… ；就这样，经30年来不停顿的“经营机制改革”、“产权体制改革”，造成了当前中国社会财富占有和产品分配的极度失衡。



特权和资本家集团无疑占据着财富和分配链的顶端；国家公务员、国家职员靠着皇粮国税成为体制的“分肥”集团；国有垄断企业体制职工靠着集团经营成为国有资产的利润瓜分集团，国有一般企业体制

职工以“零租赁”（指经营集团无需向国家交纳资产租用费）成为国有资产使用权的把持集团。以上4种人成为“全民所有制”再分割的利益获得或部分利益保持群体。



第4种人属于第3种的边缘化，他们能否成为实际受益者要看“人品”——即行业、本企业经营、本企业领导集团等复杂因素。一部分会企业破产、职工下岗，但至少他们比体制外劳动者保持了国有资产免费使用权或者这种权利的补偿——买断、低保。这个阶层和“毕业即失业”的高等院校左翼学生构成了左派主张“回归社会主义主人公地位”的主要受众。这部分人梦还在，这是他们以“穿长衫站着喝酒”区别于外来民工的理由。



那么，被排除在以上4种人之外的其他普通劳动者呢？



普通劳动者的构成：

破产农民（包括城郊失地农民），私有、外资企业雇佣工人、国有企业非体制雇佣工人，城市体制外待业劳动者、自由劳动者，中等学校（包括技校）毕业生——他们以及家属构成了中国广大的无产阶级人群，约占中国人口的70%左右。这些无产阶级劳动者没有任何劳动、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保障，国家极少的社会保障投入也往往被前面论及的4种和体制有关的人群占用。他们唯一获得社会分配的渠道就是廉价出卖劳动力——低工资。对于这些无产阶级劳动者来说失业就意味着饥饿。——我们将这种现象定义为：分配的“极度单一和低下”。



（注：1995年以来，中国的社会保障投入占GDP比例长期徘徊在1-2%之间，只是在2008年才刚刚突破了2%。于此同时，包括了一些不具有工业体系国家在内的“经合组织（OECD）”34个国家平均为：20.7%）



这里需要论证农民及农民工的阶级属性。



农业生产存在着和工业生产完全不同的特点：



①农业劳动对产品填充具有季节性和不可连续性（比如，不到季节就不能进行收获劳动；地里如果没有了草，除草劳动再延续下去就是无效劳动）；



②农业生产资料的不可扩张性（除西北、东北外，内地每农业人口平均耕地仅为1.2亩。目前，尚无手段像扩大矿物资源一样扩大耕地面积）：



③农业环境的相对不可改变性、农业生产资料的不可移动性（不能用盖厂房的方式完全改变农业生产环境，不能用4个轮子把耕地移动到环境更好的地域）；



这些因素决定了从80年代延续至今的家庭承包制农业在完全的市场环境中必然破产，WTO以后的国际市场影响更加剧了破产的彻底性。这是毫无选择的唯一结局。



以目前生产条件较好的华北平原地区为例，每农业人口平均耕地为1亩，5口之家5亩土

地在风调雨顺的最好年景全年最多可收获5吨粮食（小麦+玉米），最高产值为10000元，扣除6000元生产成本（种子、化肥、农药、灌溉、播种、收获），家庭可获工资性收入4000元，人均年收入为800元，人均月收入为66.6元，66.6元相当于66.6斤小麦或者玉米，66.6斤粮食吃30天填饱肚子是没问题的，但是不要吃盐，要保持裸体状况。也就是说，现有的农业生产是可以完成生产资料的再生产和维持劳动者不吃盐的裸体生存的，说“破产”还是有点耸人听闻的。



然而，人类最简单的再生产不仅包括了生产资料的再生产还包括着人口和劳动力的再生产。虽然计划生育缩小了人口和劳动力再生产的规模，但传宗接代还是要的吧？那么老爹老娘死了的火化费、老婆得癌症的化疗费、儿子娶媳妇的彩礼费、女儿上高中的学杂费、儿媳生孩子的剖腹费、房屋漏了的修补费……这些人口和劳动力再生产的必须成本从哪里来？



由于一些左派出于用“左”“右”来“简化”阶级划分的需要、一些工人理论家对农村视野的缺失、一些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对原著的生搬硬套，造成了一些有意无意地将农民定义为“小资”性质的“小生产者”的现象。不错，“小生产者”他们曾经是，可现在他们已经破产了，破产的“小生产者”就叫无产阶级；破产得越彻底，就越无产阶级。



根据国家统计数据，2009年，“全国农村人均年收入突破5000元大关”，本文案例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华北平原地区“家庭承包责任制”农民人均农业年收入最高才800元，仅为5000元的16%，剩余的84%大约要通过外出务工、短工杂工的工资方式取得。这个数据说明：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农业的破产，3亿农业劳动力被抛向社会，由“小生产者”转变为 “一般无产阶级劳动者”。



这里，我郑重建议，《乌有之乡》开辟《工农之声》板块，大家一起来学习工农，了解工农。



分配的极度低下导致这占全国70%的人口不具有购买能力，他们被排除在工业品消费和现代化进程的门槛之外。从根本上看，那些源源不断运往国外的整船整船产品就是这10亿人“节省”下来的。



后接“中美国”，民族矛盾的背后…（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