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 华林甫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

葛剑雄华林甫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回顾与展望
对于中国历史地理学来说，20世纪是一个最重要的阶段，因为尽管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传统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但它出现并形成一门现代的学科却是在这个世纪里。

从这一意义上说，20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就是它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

一、学科发展概述
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禹贡》托名大禹，实际上产生于战国后期，但对历史地理现象的注意和记录在更早的著作中已可找到例证。

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既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当代地理著作，也堪称中国第一篇历史地理著作，因为它所记述的对象不限于西汉一朝，而是“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1]，对见于历史典籍记载的重要山川地名作了考订注释。

此后，从郦道元的《水经注》至唐宋以来传世的地理著作，几乎都是由当世追溯到往古，注重历史地理现象的记载和研究的。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兴衰、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分合和地名的更改不断发生；黄河下游的频繁决溢改道又经常引起有关地区地貌及水系的变迁，给社会生活带来相当大的影响。

中国古代发达的文化使这些变化大多得到了及时而详尽的记载，但由于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和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已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随意涉足，因而产生了一门专门学问——舆地之学（沿革地理）。

到清代，沿革地理学的成就达到了高峰，是乾嘉学派学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

毫无疑问，沿革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发轫于1900余年前的《汉书·地理志》，并可以追溯更长的历史；但是沿革地理不等于历史地理学，两者不仅有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区别。

就研究内容而言，前者主要是政区和疆域、地名、水道的变迁，后者却包括地理学的各个分支。

就研究的性质而言，前者一般只是现象的描述和复原，很少涉及变化的原因，后者则不仅要复原各种以往的地理现象，而且要寻求它们变化发展的原因，探索它们的规律。

中国沿革地理虽然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却一直没有形成一门学科，所以数百年来除了有少数几位专治沿革地理的学者之外，大多只是历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文学家、金石家的副业，它的成果主要也是作为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注释检索之用；历史地理学则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是现代地理学的一部分，一般说来需要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它的研究成果既可用于解释自然发展规律，也可用于解释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特定自然条件下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显然，历史地理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是现代地理学的建立。

在中国，这是在20世纪初叶才具备的条件，所以中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是3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

“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在1901～1904年间随日本近代学制而传入中国，二三十年代在国内学术界渐有介绍[2]。

1934年初由顾颉刚首倡、谭其骧协助成立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及其主办的《禹贡半月刊》还是以研究和发展沿革地理为宗旨的。

1935年初，《禹贡》半月刊开始以“中国历史地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作为刊物的英语名称，这说明禹贡学会的学者们已经受到现代地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将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转化的愿望。

但由此后《禹贡》半月刊的内容和学者们的研究方面和方向看，还是侧重于沿革方面的，且不久爆发的抗日战争和随之进行的内战使禹贡学会的不得不停顿，学者们的愿望无从实现。

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教育部列出的大学历史系课程中还只有“沿革地理”，而不
是“历史地理”。

对学科发展满怀热情的学者及时指出了沿革地理的局限性，其中以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意见最为有力[3][4]。

1953年院系调整后，一些大学的历史系以历史地理学取代了沿革地理。

不久，北京大学率先在地理系中招收了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

此后。

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也先后设立了专门的教研室、研究室，有的还招收了专业本科生。

到6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已经粗具规模，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

尽管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出现了多年的停顿，集中反映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还是在70年代末大致完成了。

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讨论，自20年代即已开始，一直延续到90年代。

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5]。

谭其骧、史念海对此均表示赞同。

谭其骧认为它的研究对象与现代地理学完全一致，仅仅是时间上的不同而已；但同时又多次强调运用历史学方法和历史文献资料的重要性，指出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不仅能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多的利用成果，同时又能从历史文献中汲取丰富的、无法替代的泉源[6]。

史念海也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7]。

此外，黄盛璋提出历史地理学是介于历史与地理两门学科之间的边缘学科、盛叙功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尹国蔚以为它是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8]。

历史地理学界多数人赞成第一种意见，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是毫无疑义的；但我们也应该充分注意其他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记载，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更多的是为历史学所利用。

地理学本身的研究范围就包括了自然、人文和社会三个主要方面，历史地理学具有一部分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特性是很自然的事。

至于是否构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不仅取决于这门学科的性质，还取决于已经获得的成果和地位。

历史地理研究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地理学或历史学这些一级学科还无法相比，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只能是一门二级学科。

学位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学科划分，实际上也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的历史地理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大多是从历史学中衍生和发展而来，而从属于地理学的机构和人员相对较少。

所以，促使这种划分作出改变的根本性措施还是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本身的发展。

历史地理的研究阶段是历史时期，其上限应该是文字的出现。

在完全没有文字记载（包括间接的）的条件下，对地理现象的研究只能运用考古学或古地理学的方法。

谭其骧生前一直认为，历史一般是从有文字记载开始的，所以才有所谓“史前时期”。

讲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讲历史就只能是文字产生之后,所以他不赞成将历史地理研究提前到全新世，也不赞成将历史地理学与古地理学混淆起来。

历史地理研究的下限应该与当代相衔接，但以往的研究过于偏重古代，近年虽有所改变，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故有学者呼吁历史地理工作者“尤其要注重研究与经济建设有关的重大课题”，建议“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时代应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注意将历史状况与现今状况进行比较，在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找出规律性的东西”[9]。

改革开放后的22年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取得长足进步和发展的时期。

由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办、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辑的大型丛刊《历史地理》（上海人民出版社自1980年起出版）出版了十六辑，以其学术水准引起了国内外广泛重视，进入世界上主要学术图书馆的收藏；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创办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是本学科唯一定期的学术刊物（季刊），至2000年底已出版了57期。

在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的协调下，已召开了十多次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学术会议。

复旦大学、陕西师大、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单位培养的数十位博士和更多的硕士已成为各研究机构的中坚力量和分支学科的带头人，开拓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他们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原有的研究人员。

对学科理论的探索已经不限于学科整体，九十年代已深入各个分支，如对历史政治地理[10]、历史城市地理[11]、历史农业地理[12]、历史民族地理[13]、历史社会地理[14]、历史医学地理[15]、历史文化地理[16]、历史科技地理[17]、绿洲学[18]、历史地图编制理论等[19]，都有论著问世，为各相关的分支的进展提供了有益的基础。

综合性的学科成果体现在三方面，其中最突出的当然是以《中国历史地图集》为代表的历史地图研制（详见下述）。

其次是历史地名工具书的编撰。

30年代臧励龢等编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曾经是检索历史地名的最重要的工具书，流行数十年，但也越来越适应不了实际的需要。

谭其骧、章巽等主编的《辞海·历史地理分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分别于1982年、1988年出版，并一再重印；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1996年出版）在《辞海》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改进和增补。

由于这三种工具书中地名的定点都以《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过程中积累的研究成果为主要根据，质量可靠，是目前权威的历史地名工具书。

分省的历史地名工具书则有浙江、广东、湖南三种[20]。

即将出版的史为乐主编《新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在收录地名的数量和释文质量方面都将有巨大进步。

第三是历史地理通论性著作，目前至少已出版11种[21]。

作者中的史念海毕生从事历史地理研究，成果涉及各个领域，他的著作以总结自己的研究成果为主；邹逸麟、马正林积数十年经验，在重要的分支都有建树，其著作成一家之言，陈代光、施和金也不乏个人的创见。

其他作者从事专业研究的时间和领域都很有限，有的刚入门，他们的书一般都是以编选概述已有研究成果为主，质量良莠不一，个别作者选择不当，或对成果的出处和资料来源没有作必要的说明。

以中国历史地理学涉及领域之广、时间和空间跨度之大而言，即使个人穷毕生之力，也难以写出一部在各方面都有创见、都达到高质量的概论。

谭其骧、史念海、陈桥驿主编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22]和邹逸麟主编的《中国人文地理·历史人文地理》[23]，由各个分支的专家分别撰写，集众人之长，是当时学术成果的总结，反映了国内的最高学术水准，更具权威性。

区域性的综合性研究成果至少已有5种专著问世，涉及黄淮海平原、河西走廊、荆楚地区、东北地区、苏北地区[24]。

跨19、20世纪的学者如王国维、杨守敬等都不乏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杨守敬（1839－1915年），称得上是乾嘉以降沿革地理成就的集大成者，但毕竟没有能发展成历史地理这门新的学科。

而自称“只开风气不为师”的历史学家顾颉刚（1893－1980年）虽然不以历史地理为其主要研究领域，却以其开创历史地理研究之风的杰出贡献而被公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山之祖。

在他的教导和影响下，他的三位学生谭其骧（1911－1992年）、侯仁之（1911——）和史念海（1912－2001年）都成为这门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培养了大批专业
人才，形成了上海、北京、西安三个研究中心。

谭其骧、侯仁之都在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的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标志着他们的杰出成就和中国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获得了中国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公认。

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人文地理是研究人地关系的学科，在我国为虽然一直没有形成，直到近代才从西方引进，但对人地关系的论述和研究却已经有了很悠久的历史。

先秦哲人已经对人地关系有所论述，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附录的《域分》、《风俗》中已经注意到了不同地理条件下的人文现象，明代王士性的《广志绎》[25]称得上16世纪的人文地理著作。

20世纪以来，人文地理学已开始在中国传播，但在50年代后却被列为资产阶级的学说而被禁止，并完全仿照苏联在自然地理外只设经济地理一门。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

当代人文地理受此厄运，历史人文地理便只能胎死腹中，只有其中的经济部分得以幸存。

建国后30年间历史经济地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交通、产业分布和地区开发等方面，其中以侯仁之对北京城、史念海对关中及黄河流域的产业的研究成就最为显著。

但在那时经济地理本身受到政治经济学和政治本身的过分干预，历史经济地理也难幸免。

而且就大多数研究历史时期经济状况的论著而言，基本上还都是经济史实本身的考证和复原。

改革开放使人文地理在中国恢复了应有的地位，历史人文地理也得到蓬勃发展，在短期间内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20世纪末最后的十多年间，开辟了一个个新的分支如历史政治地理、人口地理、文化地理、城市地理、聚落地理、语言地理、社会地理、民族地理等，不断有新的论著问世；历史经济地理的研究也扩大了范围，加强了定量分析，运用了新的方法。

1990年，当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时，谭其骧就指出：中国历史人文地理需要并可能研究的方面与门类颇为广泛，比外国要丰富得多，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中国所特有的，因此他预言：“历史人文地理将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为繁荣的分支之一，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26]。

这是因为，首先，历史自然地理现象有相当一部分今天还有遗迹存在，可以用实地考察的方法或新的技术手段加以复原，而历史人文现象绝大多数是无法用实地考察的方法进行研究的，只能通过文献资料的搜集和考订来再现。

在这方面，中国拥有堪称世界第一的最丰富的文献资料，可谓得天独厚。

历史人文地理的资料准备阶段主要是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我们也有足够的经验。

丰富的资料加上严密的考证，再结合现代化的研究手段，是高质量成果的可靠保证。

其次，与自然现象相比，人文地理现象的变化要快得多。

例如我们可以找到不少几百年、几千年来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的自然景观，却很难找到历久不变的人文景观。

如果说自然地理的研究成果能够适用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话，那么人文地理的研究成果适用时间要短得多，因为现状很快会成为历史，处于一个大转变时期的中国更是如此。

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以往，所以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对象比自然地理要多得多，也复杂得多。

最后，人文地理现象也有很大的延续性和继承性，所以了解或研究今天中国的人文地理现象
绝对离不开对昨天的人文现象的了解或研究；而且由于人文地理的研究离不开人类的活动，而人类社会和人类活动比自然界复杂，个性多于共性，因而很难找到普遍适用的模式或方法。

中国的现代化过程需要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成果，这也是其他学科或其他国家的成果所无法取代的。

以下就各分支的具体成果，作一简单概括：
历代疆域、政区研究和地名考证
这些方面是传统的沿革地理的主体，自乾嘉以来从未间断，最易得到史学界的重视和运用。

虽然并不一定需要新的方法，主要只能依靠文献资料，但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进行实地考察是弥补资料不足、判断记载是否正确的重要步骤，对于边疆和偏远地区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这是因为在以往经济和文化比较发达、交通比较便利的地区，一般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而在边远地区，经济文化落后，缺乏从事记载和研究的人才；交通的困难又使中原学者视为畏途，即使在太平盛世也鲜有人至。

故对边远地区的记载要么完全付诸阙如，要么仅仅根据道听途说加上主观臆断或附会前人陈说率尔立论。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经济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善，边远地区文化有了较大进步，进行实地考察也不再有什么大的障碍。

80年代陆续进行的全国地名普查和各地新方志的修纂对政区沿革、山川变迁的研究提出了普遍的要求，也为开展这一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

尽管这些工作往往还未摆脱“群众运动”的遗风，质量不尽如人意，但动员人员之多、涉及范围之广是专业队伍根本无法企及的；而且以当地人研究当地，便于实地考察，容易发现历史记载的不实部分，只要方法得当，实事求是，完全可能取得空前丰硕的成果。

相关学科的研究结果也给历史地理学者以巨大的帮助，其中考古学的作用最大。

20世纪间对一系列古城、聚落、宫殿、寺庙、仓库、墓葬、长城、运河、道路、堤坝、烽燧等遗址的发掘和整理，使历史地理学者找到了一大批可靠的地理坐标，有的证实了史料的正确性，有的纠正了史料的错误，有的改变的后人的误解。

有了这些坐标，还可以对相关的其他地点的确切位置作出合理的调整和推断，如鲜卑石室嘎仙洞的发现[27]、唐代含嘉仓的发掘等。

另外，考古所发现的珍贵的文字或符号资料如地图、简牍、文书、碑刻、铭文、书籍等，也是相当重要的。

例如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2100多年前的古地图，就给西汉初年长沙国南部的政区、地名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证据。

对原来没有或很少历史记载的地区来说，考古发现就更为可贵。

这是历史地理研究取得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迄今为止对考古成果的利用率还不是很高，这固然与历史地理学者重视不够有关，但一些考古成果长期不能正式发表则是主要原因。

历史政区研究方面，70年代及其以前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国历史地图集》和《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中。

1980年出版的王仲荦《北周地理志》，承乾嘉余绪而补《周书》无地理志之不足。

1987年出版的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解决了清代以来许多学者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历史政区研究的一大突破，用“超迈乾嘉”来形容并非过誉。

以后，相继有研究东汉、明代政区的专著问世[28]。

牛平汉等编著了明、清两代政区沿革综表[29]，而以《中国历代行政区划》为名的书至少有两部[30]，分省历史政区沿革的著作则有湖北、安徽、山西、广西、宁夏、内蒙古、北京等多部[31]。

在这一活跃领域里，发表的大量论文涉及到郡县制[32]、侨州郡县制[33]、路制[34]、府制[35]、
行省制[36]的许多方面和行政区划划分原则[37]、州县等第变迁[38]、当代政区改革[39]等内容，其中有些是热点问题，有些具有突破性进展。

前者如关于秦郡的考证，乾嘉以来无虑数十家。

《汉书·地理志》原有秦三十六郡，但清人已发现内有后置者，王国维《秦郡考》[40]指出南海、桂林、象郡、九原四个后置之郡不在三十六郡之内，遂据《史记》纪传益以陶、河间、闽中、黔中四郡；谭其骧《秦郡新考》[41]则认为应补入陈、广阳、闽中、黔中四郡，并指出秦郡不必拘泥于某一数目，因为秦统一后对郡的建制有所增补。

关于秦代有无九原郡、是否置有鄣郡，学术界也有争论[42]。

后者见于《周振鹤自选集》[43]尤多，其《县制起源三阶段说》[44]将春秋战国县制起源划分为县鄙之县、县邑之县、郡县之县三个阶段，“由县鄙得县之名，由县邑得县之形，由县的长官不世袭而得县之实，这或者可以看成是县制成立的三部曲”。

又如，胡阿祥对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六朝政区增置滥置、南朝内地的少数民族政区等问题都做了穷尽式的研究[45]，从而使以前的同类成果相形见绌。

关于中国疆域的概念，直到二十世纪50年代还非常模糊，往往将中国与中原王朝等量齐观，因而关于疆域的定义并不十分确切。

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者首先遇到了疆域问题上的一连串难题。

主编谭其骧深入细致地剖析了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经过反复琢磨，直到晚年才发表了他的论文《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46]。

他认为，历史上的中国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国家，因而中国与中原王朝是两个不同概念：凡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任何一员在历史上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权；她所管辖和活动的范围，都是历史上中国的疆土；中原王朝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历史上除了清朝以外，没有一个政权曾经包括过所有中国的领土。

这个观点，现在成了边疆史地研究的基本理论。

在学术成果上，既推出了具有规模效应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又出版了一些零散但很有深度的学术专著。

论地域，这些成果覆盖了西北、内蒙古、东北、西藏、云南、台湾、海南、钓鱼岛、南海诸岛等地，填补了不少空白；论民族，匈奴、鲜卑、乌孙、突厥、回鹘、吐蕃、渤海、南诏、契丹、西夏、大理、女真、蒙古、维吾尔、满、高山等族历史时期的疆域政区、活动范围或主要地名，都有了不同程度的了解，有的已经能画出比较精确的地图；论时代，涉及了夏、商直至明清各朝的全部或部分疆域，分裂朝代也不例外，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甚至像南越国边界、河曲十六州、唐代羁縻府州、明代辽东都司等这样偏僻但很有意义的专题，也有专门的论著问世[47]。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成就远非客观条件所能提供的极限。

专业研究人员太少，其中受过良好的历史地理训练又通晓外语或少数民族语言的人更少，对少数民族文字资料和国外研究成果的利用还很不充分，所以已有的成果还必须不断充实和修正。

不过这还不是历史疆域研究的主要困难。

关心这一领域的人们一定已经注意到，尽管汉文史料十分丰富，但对中原王朝及整个中国疆域的研究却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进展；尽管近代的史料和档案更加丰富，但对清代疆域的研究却往往只是对旧说的注释，甚至是在维持自相矛盾的陈说；尽管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并不少，能够与学术界公开见面的却并不多。

在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边疆多事之秋，在建国初期的特殊国际形势下，历史疆域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现实因素的制约。

但从50年代以后，继续混淆历史和现实、学术同政治的界限，将历史疆域的研究同现实政治和外交政策等同起来并列为禁区，就严重影响了这一分支的进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些现象已有很大改变，但尚未完全消除，以至学者视为畏途，某些方面后继乏人。

只有将这一领域的禁区彻底开放，实行真正的学术自由，才能吸引优秀的青年学者，产生高水平的成果，才可能给政府提供有价值的决策依据。

历史疆域政区和地名考证众多的研究成果，使包括专业人员在内的一部分人产生了两种错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