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哲学思潮

中国现代哲学思潮

黄玉顺

20世纪已成过去，此时对其间所发生的“哲学”事件及其意义进行一番回顾审视是必要的，这将有助于我们“中国哲学”的未来开展。本文试对中国现代哲学思潮作一个客观的描述和简单的勾勒，这或许可以对我们把握中国哲学的未来走向具有一定意义。

中国现代哲学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它既有中国传统哲学的背景，又有世界范围内尤其是西方哲学的背景。在中国历史上，哲学曾发生过两次历史性的大转型：一次是从上古宗法封建社会到中古专制郡县社会的转型，中国哲学从先秦“子学”形态转变为汉代“经学”形态；[1]另一次则是从专制社会到宪政社会的转型，中国哲学从“理学”形态转变为“科学”形态。[2]在第二次大转型中，洋务派、维新派及后来民主革命派的哲学思想，是中国哲学的最初的现代化转换尝试。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哲学”产生于新文化运动，其间的激烈思想斗争无疑蕴涵着丰富的哲学意义。

发端于新文化运动的中国现代哲学，大致经历了以下三大历史阶段：

1．民国时期（1915—1949）

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3] ，拉开了新文化运动及中国现代哲学的序幕。新文化运动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是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思想文化斗争，当时激进人物的思想倾向基本上是一致的，如激烈反传统、自由主义、科学主义、民主主义、资本主义、西化倾向等等。然而以1919年前后为界，这些领袖人物之间发生了思想分化，形成了自由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者[4]和马克思主义者三大派别，从而构成了中国现代哲学以及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贯穿整个20世纪的三足鼎立基本格局。[5]

不过，新文化运动本身并不是一场哲学运动，而是一场意义更为广泛的思想文化运动。“中国现代哲学的真正逻辑起点是1923年的科玄论战”，“它是近代以来第一次以纯哲学的形式展开的论战。”[6]但是科玄论战本身无疑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历史后果[7] ，论

战的参加者正是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分化出来的三大派：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8] 、以丁文江、胡适之为代表的科学派和以陈独秀、邓中夏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论战围绕着人生观问题、科学理性与自由意志问题进行，而以哲学的话语展开，其实质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经验主义与意志主义之间的一场较量，其结果是科学主义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的更广泛的传播。此后直到今天的中国现代哲学，基本上是在这三大派别之间的论争当中展开的。

中国自由主义者在文化问题上都是西化派，在哲学上基本上是输入西方哲学、尤其英美哲学。自由主义哲学主要包括两个层面：在政治哲学上，他们信奉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在哲学认识论或者知识论上，他们信奉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美国实用主义哲学。胡适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他留学美国，师事实用主义大师杜威（John Dewey），回国后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发起白话文运动，宣传个人主义的“易卜生主义”、发动“问题与主义之争”与共产党人展开论战。胡适在政治上信奉自由主义、改良主义，主张“好人政府”、类似美国政体的“省自治的联邦制”；其哲学的核心则是所谓“实验主义”[9] ，也就是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

中国文化本位主义最突出的代表就是“现代新儒家”。“现代新儒家是一种文化思潮，更是一种哲学思潮。”[10]他们以哲学话语来展开关于中西文化优劣比较的讨论。他们既反对自由主义，也反对马克思主义，而主张以儒家文化传统为本位，“返本开新”，以开出现代民主与科学。迄今为止，现代新儒家已经过三代发展。民国时期产生的第一代现代新儒家包括：梁漱溟的“新孔学”，代表作是《中西文化及其哲学》；张君劢的“新宋学”，代表作即导致了那场科玄论战的《人生观》讲演；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代表作是《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代表作是《贞元六书》[11] ；贺麟的“新心学”，代表作是《当代中国哲学》。贺麟发表于1941年8月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家的一篇宣言，提出“民族文化的复兴，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

这个时期，就其哲学意义来看，有几次论战很引人注目。除上述科玄论战外，一是新文化运动中的“问题与主义”之争。1919年，胡适针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表了《多

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李大钊紧接着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进行批驳。随后许多人参加进来，双方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改良派之间的一场重大斗争，结果是唯物史观得到了广泛传播。二是1930—1934年间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论战的焦点是：中国当时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参战者主要有以国民党人陶希圣等人为代表的“新生命派”、以托派人物严灵峰、任曙等人为代表的“动力派”和以马克思主义者王学文等人为代表的“新思潮派”。

[12]论战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观点广泛传播。三是关于“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的论战。1935年，上海十位教授联名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这个‘宣言’是国民党授意作的”，宣言的要害之一，在于所提出的“不盲从”，“不盲从什么呢？不要盲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以俄为师’。”[13]针锋相对的则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的主张。这本来是近代以来的一个老问题，但这场论战却体现了国民党官方的理念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主张之间在文化哲学立场上的紧张。

与此相关，这一时期的重要哲学派别，还必须提到国民党官方哲学。孙中山前期的“孙文主义”——“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是国民党人的政治哲学的思想基础。1919年6月，孙中山发表了其《建国方略》的第一部分“心理建设”，系统阐述了他的进化论的宇宙观和“知难行易”的知行观。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发表了《三民主义之哲学基础》，提出了“民生哲学”。后来，蒋介石于1939年出版了《力行哲学》，发挥孙中山“知难行易”说，提出“不能承认唯物论，亦不能承认唯心论，古今来宇宙之间，只有一个‘行’字才能创造一切”。陈立夫提出了“唯生论”哲学，代表作有《唯生论》《生之原理》和《民族生存的原动力》等，认为唯生论的宇宙观是孙中山民生史观的哲学根据，主张仁爱，反对阶级斗争学说。

这个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代表是李大钊、陈独秀和毛泽东。李大钊自1918年前后开始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突出了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代表作有《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阶级竞争与互助》、《再论问题与主义》、《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同时，陈独秀也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在《答适之》和《答张君劢与梁任公》二文中，他分别批判了自由主义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