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风险理论 马克思的思想

马克思对社会风险的经典描述
对马克思风险理论的考察，必须厘清如下两个方面的认识：（1）马克思本人并没有使用过“风险”概念，通常情形下他都是用“危机”一词来表述资本主义未来的发展趋势。

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就代表着马克思的风险理论。

（2）虽然马克思表达了对人与自然﹑社会及个体自我所可能面临的危机的忧虑与关切，但从总体上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是他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反思，透过对经济危机的分析而将研究视野扩展至其他领域。

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文本中，并没有明确使用“风险”、“社会风险”这样的概念，也没有直接阐述社会风险的系统理论。

但就当代西方社会风险理论作为一种从风险视角反思现代性的本质及其趋势的学说而言，它与马克思主义有共同的理论主题。

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异化”、“危机”等概念来讨论资本主义现代性“阴暗面”，并建构了与之相关的系统理论，这些理论作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社会发展风险性问题的基本视域。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辩证批判中包含着丰富而独特的社会风险思想，这些思想对于分析当今全球化时代的发展风险问题仍然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和穿透力。

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揭示和解答当代社会风险问题的实质、根源、形成机制和应对之策，与当代西方社会风险理论展开对话。

才能辨明其得失及实质，批判地借鉴其合理因素，进而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社会发展风险观。

马克思的危机概念是一般性与个别性的辨证统一。

一方面，马克思的危机概念表示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动荡或者风险状况，它是任何社会制度中都固有的﹑客观的社会属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危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资本主义危机的形成过程﹑表现形式﹑社会后果﹑主要根源以及调控危机的实现途径都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社会化生产方式﹑资本积累以及有机构成比例密切相关。

在对危机一般属性的认识基础之上，必须将之置于资本主义的视野之下，才能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获得科学的理解。

马克思的危机概念也是抽象与具体的内在结合。

一方面，马克思在宽泛意义上使用危机概念，涵盖了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和历史危机等领域；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是以经济危机为主轴和中心的，对其他危机的考察都生发于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之中。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关系的批判首先表现为对市场的批判。

风险社会中一些全球性风险的出现, 是资本关系全球扩张过程在世界范围内被放大了的结果。

“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 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 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时把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的无组织状态之间的矛盾, 作为资本关系固有矛盾的重要表现而加以深刻的批判。

在当代社会由于资本主义各国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能力的增强, 使得这种表现不再如以前那样突出了, 以至有人认为马克思对资本关系的批判过时了。

实际上,这种矛盾并未消除,甚至还有强化的趋势, 只不过不再表现为一国或一个区域内部的状况,而是表现为全球范围内的状况,表现为一国、一个区域或跨国企业内部的相对有组织性与资本在全球范围流动的无序性之间的矛盾。

原来在一国或一个区域内表现的风险现在转化、放大为全球性的风险。

只要我们仔细分析一下20 世纪末东南亚金融危机,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马克思从一般和具体层面上对危机状况作了准确而生动的描述。

在一般意义上，危机主要表示社会的变化﹑断裂与革新。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一危机景象作了如下描述：“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

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
在具体层面上而言，马克思认为危机主要是生产与需求的失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典
型特征为过剩经济。

如同马克思所说的：“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

”但这种过剩不是社会产品的绝对过剩，而只是一种相对过剩，即相对于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言的过剩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入手，对危机的特性与本质进行了深入考察。

资本主义危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现实反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分展开的客观后果，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现实综合与强制平衡。

从根本上而言，危机是矛盾的现实表现形式与可能解决途径，其中包含了暴力的解决方式与非暴力的解决方式。

马克思指出危机“在剧烈的矛盾﹑危机痉挛之中，表现出社会的生产发展与其当前生产关系的日益增大的不相适应性。

”这种不适应性反映到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主要表现为以价值与价格之间发生偏离为近因而产生的再生产过程瘫痪的危机。

“再生产过程瘫痪的危机”是指由于生产与需求﹑价值与价格的极端偏离而导致社会出现大量的相对过剩商品﹑失业人口﹑闲置资金等等。

危机一方面是价格与价值极端不协调的现实表现，另一方面又是消除这些不协调状况，重新回到平衡状态的可能途径。

危机的二重特性使得我们必须辨证地认识和评价危机，既要认识到危机对于社会发展的阻碍与破坏作用，也要认识到危机对于社会发展的推进与革新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而言，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就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学说。

在考察危机的根源时，马克思区分了“形式的危机”和“现实的危机”。

“形式的危机”是指只要买和卖发生分离，货币进入流通领域充当支付手段后，从形式上就具有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就蕴藏着危机的萌芽。

从“形式的危机”转变为“现实的危机”需要多方面的条件，一个根本性的条件是对资本增殖的无休止追逐。

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一旦以资本增殖作为其根本动机和目的，商品的生产与需求的均衡就可能会被打破，经济危机的形成就是必然的。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分别从历史根源﹑经济根源和社会根源等方面深入挖掘了危机形成的原因。

就历史根源而言，历史发展并不是必然的上升道路，其中可能会出现回复甚至暂时的倒退，线性历史观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人类发展至今的每一历史阶段都必然要经受各种各样的危机，危机是历史发展进程中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

就经济根源而言，马克思认为工人和资本家的需求不足使得经济面临着崩溃的可能。

就危机更深层次的社会根源而言，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与社会化的生产之间的矛盾是形成危机的制度根源，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对立则促进和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危机。

马克思科学地﹑辩证地认识和评价危机的社会后果。

一方面，马克思承认危机对于社会平衡的破坏作用。

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危机带来了经济萧条，引起大批工人失业，社会动荡，以及其他的一系列问题，是对现存矛盾的“暂时的暴力解决”。

另一方面，马克思也指出危机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危机不仅仅破坏社会平衡，危机也是资本所必须具备的平衡的运动，“平衡本身已经包含着：它是以平衡的对立面为前提的，因此它本身可能包含危机，危机本身可能成为平衡的一种形式。

”[就危机的消除而言，由于危机的客观性和必然性，绝对意义上的消除危机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在相对意义上谈论消除或者控制危机。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最为深刻的危机是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危机就由抽象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并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事实表现出来。

而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形成机制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

资本逻辑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中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而是进一步表现为极其复杂的矛盾群，其中生产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与全球经济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矛盾、资本积累与两极分化的矛盾、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普世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生产和消费的无限扩展与生态系统动态平衡的有限性的矛盾等等相互联结、相互激发、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

正是在这些矛盾的运动中形成和积累了威胁当代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各种社会风险。

在当代全球性的经济风险、政治风险、文化风险、生态风险的复杂关联中，全球经济领域中的风险和危机仍然是最根本、最突出的风险，是其他各种风险的策源地。

当代西方社会风险理论主要关注的是高科技的无法预测的副作用和生态风险问题，它着眼于理性、科学、知识、文化来解说当代社会风险的缘由，最终诉诸于生态启蒙、理性革新、文化转型、美学救赎，因而总体上是一种对西方现代性的文化批判，在本质上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哲学批判。

马克思认为消除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本途径是实现社会变革，变革的形式包括暴力革命和非暴力革命，最终目的是实现全人类的自由与解放，这也是马克思危机思想的根本的理论旨趣和价值关怀所在。

恩格斯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它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

劳动实践是人类最基本的存在方式，构成了全部人类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基础，因而也是社会风险的存在论基础。

劳动的历史发展过程或者更广泛地说人类实践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潜藏着对于特定主体而言的风险，这些风险就存在于劳动实践过程所具有的对象性关系之中，其中对象化了的客体有可能与其创造者对立i对抗，从而使主体蒙受某种损失、损害或灾难。

劳动实践的后果具有二重化效应，既有积极的肯定形态的正效应，又有消极的否定形态的负效应。

马克思对劳动实践的这种异化性及其在资本主义进展中的具体表现进行了深刻的揭示。

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只看到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
马克思提醒人们关注“我们19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

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

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

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

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

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

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

”
20世纪后半期以来人类所面对的各种足以毁灭全人类的风险，并非处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之外，它们无非是现代性进程中人类实践的消极方面的尖锐化、极端化的集中表现。

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具有历史性维度的实践思维，详尽地剖析人类现代性实践的历史变迁，才能深刻地揭示当代社会风险的实质，而不像当代西方社会风险理论那样在客观主义立场和主观主义立场之间把社会风险的本质模糊化、神秘化。

马克思对人类现代性实践及其消极方面的分析，不是像西方学者惯常所做的那样，以理性界定现代性，以理性的缺陷或变异来说明现代性的风险和危机，而是从人类实践方式特别是生产方式的独到视角，辩证地剖析资本主导的社会生产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从而深刻地揭示了现代社会风险的根源和形成机制。

马克思指出：“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

”¨"在现代资本主义所开辟的人类社会发展新时代，资本对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全面宰制是其根本特征，资本在吸吮活劳动的运动过程中不断增殖的逻辑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特有逻辑。

以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会从它的可以说内部的有机生命，进入外部的生活关系”，从对国内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领域的全面控制到对国外市场、世界市场的全面控制，造成社会生活中全面的拜物教和深度的异化，形成“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

马克思对现代性发展实践及其异化性、风险性的分析，没有停留在对实践结果利害二重性的泛泛谈论，而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深入到了现代社会发展的规律层面，把现代社会风险问题置于对现代社会发展规律的总体性分析之上，指明了扬弃现代性的风险和危机的现
实道路。

人类实践活动中的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辩证运动，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风险景象或风险状态是现代社会基本矛盾辩证运动中的一种特殊体现，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体现和实现自身的一种特殊方式，因而对当代社会风险问题的分析不能局限于对各种风险现象的描述，而必须深入到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当前阶段中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之间矛盾运动的具体状态的把握。

此外，讨论社会风险问题必须预设一种主体立场，预设一种价值坐标，因为任何风险都必定是而且只能是针对特定主体而言的风险，由于作为价值主体的人可以区分为各种不同层次和类型的主体，而各种不同的价值主体的利益偏好和价值立场又有所区别和差异，无立场的、泛化的风险描述和分析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立场和价值目标是十分鲜明的，这就是牢固地以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利益为立场、不懈地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对根源于资本逻辑的现代性危机并没有片面地夸大和谴责，反而高度评价“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从现代性的深刻危机中洞穿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必然性。

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品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眼界和行动超越了对现代性的资本主义一元化理解，打破了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偏见。

当代西方社会风险理论一方面极力渲染风险的偶然性、不确定性和后果的严重性，陷入悲观主义和宿命论，另一方面又相信资本主义现代性内部的各种调整能够从根本上控制风险、超越危机，体现出了过分的乐观主义，因而本质上是一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改良思潮。

当然，对于当代西方社会风险理论中那些具有时代性的合理因素，我们也要积极地借鉴和吸纳，用于对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发展面临的各种风险的细致研究。

实践是人类的存在方式。

人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 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 是历史的产物, 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

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 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

实践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创造性。

熊彼特指出, 创新与风险共生, 一方面风险是激发创新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创新又是导致风险的重要原因, 创造着新的风险, 创新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

人类社会与人类自身的每一步发展无不是创新实践的结果。

从马克思主义视角而言, 先在自然由于人们的物质活动被二重化了, 只有人化自然才是人类现实的生活世界。

从人的尺度即是否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而言, 自然的人化在两个向度上进行, 一个是有利于人的人化, 一个是不利于人的人化。

无论是有利于人还是不利于人, 这样的自然环境都是由人的活动创造出来的, 在这个意义上都属于人化自然。

人们改造自然的最终目的是创造一个有利于人生活的环境。

如果我们把自然的人化限定在这个意义上, 那么, 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利于人的各种现象就可以称为自然的反人化。

这样看来, 社会风险的产生首先根源于人们改造自然的活动。

风险社会就是自然的反人化必然产物, 风险社会时代各种全球性的认识和实践总是有限的, 人类认识与实践的水平越高、规模越大、范围越广, 人们面对的不确定性就越多。

另一方面, 不仅客观物质世界是人们认识的对象, 科学技术本身也是人们认识的对象。

对科学技术的功能、后果的认识是一个历史过程。

对具体的科学技术来说, 当其功能、后果尚未被清楚地把握的时候, 科学技术的应用对人类而言就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即意味着巨大的风险。

由于这两种局限的存在, 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越来越多的风险。

马克思主义用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两个范畴分别来表述人类发展的两种状态。

科学与
技术是人类摆脱必然束缚走向自由的根本手段。

科学越发展, 技术越是提高, 意味着人类越是走向自由。

但是, 与此同时人类又面临两种不的认识和实践总是有限的, 人类认识与实践的水平越高、规模越大、范围越广, 人们面对的不确定性就越多。

另一方面, 不仅客观物质世界是人们认识的对象, 科学技术本身也是人们认识的对象。

对科学技术的功能、后果的认识是一个历史过程。

对具体的科学技术来说, 当其功能、后果尚未被清楚地把握的时候, 科学技术的应用对人类而言就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即意味着巨大的风险。

由于这两种局限的存在, 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越来越多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