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诗歌隐喻研究[文献综述]2014-05-03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

2014届

李商隐诗歌典故隐喻研究

学生姓名薛雄辉

学号 **********

系别人文科学系

专业班级汉语言文学1002班

指导教师罗玉石

完成日期 2013年12月

李商隐可以说是唐末诗坛上最璀璨的一颗明星。在唐诗经过巅峰开始逐渐走向没落时，李商隐的诗歌不仅继承了前人的风骨，还独辟蹊径，将诗歌从一般题材拓宽到心灵，描摹最难言明的心理，李商隐细腻的情感描写为人们刻画出了一个个细美幽约的唯美诗境，在艺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与中国文学史上其他闻名于世的一流作家如屈、陶、李、杜、苏等人相比，商隐及其作品的接受与研究却常常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是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冷清和寂寞。而后才循序渐进，尤其是在文革之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到其前景，对于现在的中国文学、美学本身来说，李商隐的诗歌与任何其他诗人、诗作研究相比都将更为不可限量，因此形成了一股空前的研究热潮。①李商隐的诗歌自古就以朦胧多义著称，这与其诗歌隐喻色彩浓厚有很大的关系，对其隐喻的研究有助于对李商隐诗歌的理解和诗中情感的把握，读懂李商隐的诗，读懂李商隐。现将近年来关于本课题的相关文献综述如下：

1 关于隐喻学的理论研究

关于隐喻学的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分歧，有对隐喻进行肯定的，也有对隐喻进行贬斥的，因此形成了赞誉和贬斥两个流派。贬斥派的鼻祖是哲学家柏拉图首先提出的，认为隐喻是一种花言巧语修辞，顶多是一种修辞，认为这与哲学追求客观真理背道而驰。赞誉派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类比假借说，认为“隐喻字是把属于别的事物的字, 借来作隐喻, 或借‘属’作‘种’ , 或借‘种’作‘属’, 或借‘种’作‘种’ , 或借用类比字”，②相对而言这是对隐喻的一个比较科学的理解，阐明了隐喻的重要特点。并且亚里士多德意识到了隐喻的重要性，要求人们掌握隐喻。从狭义的角度上看我们所说的西方隐喻学研究史就是以亚里士多德为发端的赞誉派隐喻研究历史。西方关于隐喻学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以亚里士多德、昆提良为代表的隐喻修辞学研究，把隐喻看作词语层次上的修辞；二、以理查兹、布莱克为代表的隐喻语义学研究，认为隐喻是一种新的意义的创生过程；三、以艾柯、利科为代表的隐喻多学科研究，成为符号学、心理学、语言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对象。在国外隐喻研究热的影响下，我国的隐喻研究也如雨后春笋逐渐露出头角，尽管和西方相比仍显薄弱，但在北京大学胡壮麟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束定芳教授等一批学者的不懈努力下，隐喻学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如束定芳教授的《隐喻学研究》一书就全面系统的分析了隐喻学的形成发展、隐喻的产生、隐喻的作用及怎样对隐喻进行理解；林书武在《国外隐喻研究综述》一文中分析了隐喻的归属问题以及隐喻的成因；赵虹在《认知语言学中的隐喻》一文中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隐喻学进行了阐述；韩晶在《隐喻在诗歌中的应用》一文中通过隐喻在中外诗歌中的运用，对比阐述隐喻在诗歌中的作用等。这些著作都从不同的角度对隐喻进行了论述阐析。

2 关于李商隐诗歌的研究

晚唐李商隐的诗歌以“写情”闻名于世，但不同时期人们对其诗歌的评价褒贬不一。

①叶刘伟、袁书会：《李商隐诗歌研究综述》，《柳州职业技术学院院报》，2009年第1期，第129页。

②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版，第21章。

叶刘伟和袁书会从历史跨度上把李商隐的诗歌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李商隐诗歌研究的发轫期，从诗人逝世到明末。这段时间关于李商隐诗歌的研究还很肤浅，没有出现专门的研究著作，在一些作品中出现的评论也只是关于其人其诗的介绍，并且在评价中否定多于赞誉。如刘昫在《旧唐书文苑传》称李商隐“文思清丽，庭筠过之，而俱无特操，恃才诡激，为当途者所薄，名宦不进，坎壈终身”。尤其是宋明时期受理学的影响对其批判的力度更大，胡应麟在《诗薮》中对其评价是“狭邪浪子”和袁宏道在《风林纤月落跋语》中说“若李锦瑟辈，直谜而已”等论断都是对李商隐不公正评价的代表。当然这期间也有对李商隐极为推崇的诗人，宋初的西昆体诗人诗歌学习的对象就是李商隐，尤其是其发启者杨亿，在历史上第一次给予商隐诗极高的评价，在《自敘》中赞其“富于才调，兼极雅丽，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曲尽万态之变，精索难言之要，使学者少窥其一斑，略得其余光，若涤肠而换骨矣。”除此之外，王安石、元好问等一批学者也给予了其公正的评价。第二阶段是明末到文革初，这个阶段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了李商隐诗歌的文学价值，对李商隐诗歌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是李商隐诗歌研究著作的第一个高产期，出现了各种版本的诗注和集解，以道源的《义山诗注》和朱鹤龄的《李义山诗集笺注序》为代表。然而在思想上仍有所保留，朱鹤龄在解读商隐情诗时，尽管敢于正视“情”这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也只通达的认为男女之情，通于君臣朋友。王夫之更是一语道出了翁李格调的不同，并认为义山诗“风骨千不得一”洗刷了过晚人们对李商隐诗歌的误解。第三阶段是文革后至今，这是李商隐诗歌研究著作的第二个高产期。据统计国内外共出版专著和选本40多部，各种研究会议刊物论文约900多种。尤其是1992年11月在王蒙的倡导下召开了首届李商隐诗歌研讨会，此后每两年召开一次，积极的推进了李商隐诗歌的研究。这个时期无论是文献整理还是理论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文献整理研究方面，以刘学锴、余恕诚、黄世中合编的《李商隐资料汇编》、叶葱奇的《李商隐诗集疏注》、郑在瀛的《李商隐诗集今注》等校注类著作为代表，著作成果显著。从研究理论上看，由于现当代学者借鉴吸收了大量西方文艺学以及其他心里哲学等领域的知识，在研究中往往能从传统研究中求新变，在研究领域上出现多元化的现象。如董乃斌的《李商隐的心灵世界》、《李商隐诗歌的主观化倾向》这两部著作就引用了很多西方文艺学的知识，从诗人主观化创作上着手研究提出李商隐的诗归根结底是人类本质力量不可抑制的外现。又如王蒙的《双飞翼》这部学术集中，从创作心理学和接受美学的角度来分析李商隐的诗歌等。

这些研究著作大体从以下几方面对李商隐及其诗歌进行研究：一、研究李商隐的生平及其创作经历类的文献工作，如刘学锴、余恕诚、黄世中合编的《李商隐资料汇编》等著作；二、对李商隐诗歌校注的研究，如叶葱奇的《李商隐诗集疏注》、郑在瀛的《李商隐诗集今注》等著作；三、对李商隐诗歌的内容、艺术特色进行阐析，如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诗歌集解》等著作；四、引进其他领域的理论对李商隐诗歌进行解析，如董乃斌的《李商隐的心灵世界》、《李商隐诗歌的主观化倾向》等著作。

总而言之，目前关于李商隐诗歌的研究成果大体上仍然以对李商隐诗歌的诗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