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文学批评的特色_以_中国新文学大系_小说二集_导言_为中心

2011年6月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un，2011

第33卷第3期Journal of Yan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Vol.33No.3

论鲁迅文学批评的特色

———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为中心

朱智秀

（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河南焦作454000）

摘要：《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是鲁迅在现代小说批评方面留下的罕见的具有全面总结性质的批评长文，充分显示了鲁迅独特的批评个性和风采。《小说二集·导言》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思想开阔，联想丰富；二是言简意赅，一语中的；三是知人论世，突出个性；四是概括特征，形成概念。深入探究《小说二集·导言》的理论特色对提高当前文学批评的整体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启示。

关键词：鲁迅；批评特色；《小说二集·导言》

中图分类号：I21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975（2011）03－0058－05

收稿日期：2011－03－10

作者简介：朱智秀（1973—），女，山西稷山人，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作为一代文学巨人，鲁迅的写作涉及的领域是多方面的。他不仅在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创作方面有突出的成就，而且有品种独特的大量的杂文作品，有近几百万字的对国外的文学作品和理论的翻译，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则是第一本真正的中国“小说史”理论著作。这样，不论是从创作方面的亲身实践来说，还是从文学视野和理论素养方面来看，在文坛上是少有人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鲁迅文学批评所表现出的特点是他各方面素质的综合反映，在批评的思维运用、价值标准、审美感受等方面往往体现出许多个性特征。纵观鲁迅的文学批评，其价值标准主要有历史的、美学的、社会的几个方面，即一般概括的“真、善、美”。而他的批评方法，虽然主要是一种“社会—历史”批评，但“其包含的批评思想，与传记学批评、美学/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美学批评、体验感悟批评、评点批评都有一定的联系”［1］。因此，鲁迅的批评并不拘泥于某一种理论或方法，而是自成一家，有着内在的复杂构成，这使集中体现他现代小说批评特色的《小说二集·导言》表现出许多独特之处。在《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小说二集·导言》（以下简称《小说二集·导言》）中，鲁迅在对《小说二集》所涉及的重要文学社团和刊物进行概括评价的基础上，对相关的重要作家创作的总体特征作出了准确的评论，得出了不少颇有见地、常常被后来的批评家所习惯引用的结论。

在《小说二集·导言》中，鲁迅依次谈论的刊物和社团为《新青年》杂志、新潮社、弥洒社、浅草—沉钟社、《晨报副刊》、《京报副刊》、《现代评论》、莽原社、狂飚社、未名社，它们大致按出现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体现出一定的“史”的线索。这些杂志的出版地与社团的活动地点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这两个在“五四”时期居于文化中心地位的大都市，而且在文学作品的发表或创作方面都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对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以外的小说创作进行编选实为不易，而要对它们分别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更是难上加难。但鲁迅却游刃有余地用不长的篇幅完成了这一重要任务，给我们留下了他在现代小说批评中罕见的具有全面总结性质的批评长文，显示了他独特的批评个性和风采。《小说二集·导言》的批评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思路开阔，联想丰富

鲁迅的《小说二集·导言》思路开阔，联想丰富，显示了鲁迅的博学与良好的文学感受能力。在《小说二集·导言》中，鲁迅在对他所论及的作家作品进

行评论时，往往在寥寥数语之中不仅切合对象的特征，而且能联系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和文化以及作品内外的社会历史境况进行准确的评论，使《小说二集·导言》具有了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思想深度。

在对自己的小说创作进行总体评价时，鲁迅一方面引用文艺界对他小说的评价，来客观真实地反映自己在小说创作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但很快他便转入了对自己“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的原因的探讨。他指出这“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接着就指出了俄国作家果戈理一八三四年就写过同名的《狂人日记》的事实，而把人比作猴子、虫豸的说法是尼采早就用过的，在《药》的结尾所表现出的特点也与俄国作家安特莱夫稍具悲观气息的“阴冷”颇为相似，以此来表明自己所受的西方文学与文化的影响。同时鲁迅也发现了自己与他们的不同之处。他说：“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2］2鲁迅的《狂人日记》通过对“狂人”形象的塑造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传统中最典型且在中国普遍存在的家族制度与礼教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所描写的一个小职员因爱慕上司的女儿而发狂的故事相比自然更为“忧愤深广”；而他在《狂人日记》的第十节中通过“狂人”的口，把中国人仍在“吃人”的本性比作“虫子”、“猴子”、“鱼鸟”之类，意在警醒国人要从“吃人”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成为“真人”［2］7，其现实意义则不像尼采超人式的对人类现实状况的悲观失落那么虚无。在《小说二集·导言》中，如此丰富的思想内容是在很简短的几行文字中表达出来的，充分显示了鲁迅思维的敏捷和思想的深刻。

在鲁迅对狂飚社的文学创作活动和前途命运进行评价时，同样充分显示了他的深厚的文化积累和高超的洞察力。鲁迅在对狂飙社的重要作家向培良的创作情况进行全面评价后，引用了他《我离开十字街头》中的一段话来给我们展示具有代表性的“狂飙社反抗者”的形象，预示狂飙社的发展前途。他说：“在这里听到了尼采声，正是狂飙社进军的号角。尼采教人们准备着‘超人’的出现，倘不出现，那准备便是空虚。但尼采却自有其下场之法的：发狂或死。否则，就不免安于空虚，或者反抗这空虚，即使在孤独中毫无‘末人’的希求温暖之心，也不过蔑视一切权威，收缩而为虚无主义者”［2］15。这里的“末人”是尼采著作中的用语，与“超人”相对，指平庸猥琐、浅陋渺小的人［3］。用这简单的几句话，鲁迅向我们揭示了狂飙社所受的尼采思想的影响，并以尼采“发狂或死”或成为“虚无主义者”的命运来预测狂飙社所面临的结局。为了更好地揭示“虚无的反抗者”的命运，鲁迅接着以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中的宣称要战斗但却没有行动的主人公巴札罗夫和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沙宁》中否定道德和社会理想，主张满足自身欲望的主人公沙宁这两个虚无主义者的代表形象为例来进行形象化的说明。而狂飙社也终于人员走散，向培良的“响亮的战叫”也只能像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的主人公绥惠略夫那样成为自我破坏的、攻击性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的声音。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顺手拈来外国文学作品中有相似性的著名人物形象来进行问题说明的方法具有很强的文化意蕴，言简意赅，凝练而具有高度的概括性。

其实，像这样在古今中外的文化与文学中左右逢源地进行比照和印证式的评价，在《小说二集·导言》中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一种随处可见的被鲁迅运用自如的批评方法。在评论罗家伦的作品在“诉说婚姻的不自由的苦痛”时，他随即想到了当时的文化背景正处于对易卜生的《娜拉》和《群鬼》介绍的时候；在对浅草—沉钟社的情况进行描述时，他清楚地列举了他们所受到的“世纪末”思想的影响涉及的几位思想家如王尔德、尼采、波特莱尔、安特莱夫等；在为冯沅君的创作衰歇表示遗憾时，他想到了诗人彼兑菲相似的经历；而发现许多居住于北京作家的创作表现出共同的“乡愁”时把他们一起称为“乡土文学”作家，又把他们与勃兰兑斯曾概括过的“侨民文学”作了区别；谈论王鲁彦时与爱罗先珂作比较，谈到黎锦明时又想到了易卜生、显克微支和中国清代文学家屠绅等等，如此之多，令人惊叹。

就这样，鲁迅把第一个十年的文学社团和他们的小说创作放在了极其广阔的文化视野中进行深入的考察，使我们清楚地了解了受到西方文化和文学深入影响的中国新文学小说创作在与西方文化与文学进行比照时显示出的独特之处与成败得失。鲁迅的这种比照也许有着更为突出的价值和意义，那就是把新文学小说放在“世界文学”的视阈中进行审视和总结，为新文学“走向世界”和在世界文学中显示“独特风貌”树立了榜样。从鲁迅进行相似类比与差异辨析的思路中我们能够体会出他那鲜明的文化主体意识。

二、言简意赅，一语中的

《小说二集·导言》语言精练，对相关事实虽然只是点到为止，但由于鲁迅描述事实的语言富有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