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作用的发挥

试论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作用的发挥摘要：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主体研究逐渐被重视起来。作为翻译的主体，译者的主体性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要想翻译出优秀的译作，译者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但是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不是无限制地任意发挥，而是会受到诸多因素制约。译者只有正确认识并处理这些限制因素，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翻译主体的作用，创造出优秀的翻译作品。

关键词：译者译者主体性发挥制约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c doi：

10.3969/j.issn.1672-8181.2013.09.160

1 译者主体性的内涵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西方翻译界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形成了面向目的语文化的翻译理论。翻译研究的目的语文化取向，凸显了翻译主体研究，开辟了翻译学研究的新视角。翻译主体性的研究受到了西方理论界的极大关注。法国著名的理论家，拉美文学及德国哲学的翻译家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指出，译论、批评必须以译者为主体，提出了“走向译者”的口号。操纵学派则认为文学翻译实际上是译者做出抉择和摆布文本的过程。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行为，同其他行为一样都有一定的目的。因此译者为了实现目的，会按照自己对读者和目的语的理解对原作进行再创作，制定相应的翻译方法。

译者主体性到底指什么？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的文化和审美创造性。（查建明、田雨，2003（1）：19—24）[1]。可以这么说，译者作为翻译主体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在翻译时依据自身文化对原作理解、吸收和再创作。

2 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2.1 选材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翻译创作的第一步是选材。所以译者主体性首先是体现在选材上。选材时译者必须了解作者及其作品，因为作者所处的时代、其家庭背景、个人生活经历、写作风格等都与其作品有着直接密切的关联。海德格尔认为人们在理解事物时，都是以固有的意识去积极地参与，而不是用空白的头脑去被动地接受，这就是他所谓的“先结构”（谢天振，2005（3）：55）[2]。翻译实际上是忠实于原作的再创作。作为翻译的主体，译者对原作的理解带有自己的主观性。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文化背景、文化知识能力都体现其主观能动性。对原作进行翻译创作时，译者不可避免地将其个人经历、思维方式，文化背景和时代特征等渗入其中，因此对原作的理解必然体现出差异性。翻译最终目的是让读者在目的语的文化氛围中感知所译文本。译者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从整体上领悟原作的潜在思

维逻辑，准确地传达原文信息，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所以在选择译本时要充分考虑目的语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分析“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不难看出译者选材的主体性：郭沫若之钟情于雪莱，徐志摩迷恋于拜伦，闻一多醉心于勃郎宁的十四行诗，梁实秋则竭尽心机把莎士比亚推荐给中国读者（陈福康，2000：285）[3]。

2.2 翻译创作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作为整个翻译创作过程的主体，译者可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对原作做出自己的理解和诠释。“对语篇的每一种解读均是一种独特又是不可重复的行为，况且一个语篇注定会在不同的接收者身上激发出不同的反应”[basil hatim，ian mason，2005：6][4]。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有较大的再创作空间，其世界观、审美情趣、个人经历、价值取向等会直接影响翻译作品。

翻译重在理解，译者首先要理解原作才能准确地向读者传达原作的精神。理解原作的过程就是译者同原作对话的过程。译者要充分调动多方面因素，如审美情趣、想象力等，同时结合原作者的个人背景、其所处的时代特征去深刻了解原作者的写作目的、表达内涵等，力求能真实感受原作的精神，实现与原作的高度融合。但是由于个体存在的差异性，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民族风俗、历史文化等差异，译者会形成自身独特的认知，这影响其对原作的理解，译者就很难与原作者的视界完全融合，对原作的理解也就有偏颇之

处，于是便出现了同一原作由于译者文学观及审美意识的差异产生了不同的译本，正如“一千个读者，一千个哈姆雷特”。以英国19世纪初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名作《哀希腊》（the isles of greece）第一句为例：

the isles of greece！ the isles of greece！

where burning sappho loved and sung，…

梁启超译文：

（沉醉东风）咳！希腊啊，希腊啊！你本是和平年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

马君武译文：

希腊岛，希腊岛，诗人沙孚安在哉？爱国之诗传最早。……

胡适译文：

嗟汝希腊之群岛兮，实文教武术之所肇始。诗媛沙浮尝咏歌于斯兮，亦羲和素娥之故里。（谢天振，2000：146-147）[5] 对于同一译作，几位译者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通过以上不同的译作可以看出，译者充分发挥了其主体性，译作有了浓烈的个人色彩。梁启超用他的元曲全来宣扬政见，马君武采用七言古诗来哀叹民族的命运，而胡适则要用离骚体来进行语言文化比较（杜争鸣，2000：48）。[6]

2.3 翻译方法选择上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从根本上说翻译是向本国文化意识形态输入他国文化意识形

态，这其实是进行跨文化沟通，而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德国著名古典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施莱艾尔马赫（schleiermacher）1813年在其著作《论翻译的方法》中提出：翻译的途径只有两种：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美国翻译理论学家劳伦斯·韦努蒂（venuti lawrence）在其《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一书中，将第一种方法称作“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将第二种方法称作“归化法”（ domesticating method）（venuti，1995：20）[7]。异化法是“译者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让读者向作者靠拢”，是以源语文化为中心，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尽量保留原文写作风格，使读者感受源语语言及文化的差异。异化翻译能将体现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语言特色，为目的语读者保留了原汁原味的作品。归化法是“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在翻译上以目的语文化为中心，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容易被目的语读者接受的表达方式，即用目的语读者习惯的表达方式，诸如用目的语中富于文化内涵的意象来代替原语中特有的内容，来传达原作内容及精神，使翻译作品尽量接近广大读者。归化翻译对于读者而言，有助于其更好地理解译文，同时译文有了较强的欣赏性和可读性。

由于个体差异性，译者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会逐渐形成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