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 韦伯的现代性理论

第五讲：韦伯的现代性理论
韦伯主要从“理性化”这一独特视角来分析原生现代化问题。

在韦伯看来，正是西欧文化传统中独特的一系列内生因素导致了西欧率先走上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

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并从发生学上说明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并在这个基础上找寻并说明近代西方形态的独特性。

在试图做出这种说明时必须首先考虑经济状况，因为我们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但是与此同时，与此相反的关联作用也不可不加考虑。

因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

如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害，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势必会遭到严重的、内在的阻滞。

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

”1他认为这个问题不能只从欧洲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演变中寻求答案，尽管这些演变也是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兴起的重要因素。

但除此之外，宗教改革所产生的新教伦理是一个极重要的思想与精神因素。

韦伯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实质是理性化和合理化，主要体现为两个层次：其一是“世界图像”合理化——“文化合理化”；其二是科层制的“社会合理化”——社会关系与制度的合理化。

这两个层次的理性化反应在“社会行动”、“价值领域”和“社会结构”等方面：从社会行动方面看，现代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是工具理性支配下的目的合理性行动，而非传统行动、情感行动与价值合理行动；从价值领域方面看，在传统社会，价值领域尚未分化而高度整合，到了现代社会，价值领域被分化为认知—技术领域、道德—实践领域和审美—表现领域，这三大领域均处于持续的理性化与自律化过程；从社会结构方面看，社会合理化导致资本主义科层制的出现，在经济与政治方面了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基础。

然而，导致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理性化却最终带来了工业文明中隐含着的难以克服的矛盾和负面影响。

本来，新教伦理赋予资本主义谋利行为以新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为了宗教救赎就得控制贪婪与挥霍，达到节约与自律。

但资本增值的铁的逻辑却抛弃了新教伦理的规约，经济冲动力再次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资本家成了资本的人格化身，禁欲主义的精神已不可挽回地遭到了颠覆。

这样，就必然出现“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矛盾。

世俗化的人已无法从宗教感召中获取信念支柱，变成了金钱社会的奴隶与官僚体制的仆人，直接意味着人生意义的丧失。

同时，现代官僚制所蕴含的目的合理性逻辑，集中体现在对技术效率与功能关系的崇拜上：在效率化、法制化、对事不对人的严格管理的现代科层制统治下，人成了庞大科层组织机器上的一个特定功能符号，不再拥有丰富、完整、全面、具体、有情有义的人性特征，这就意味着人的自由的丧失。

韦伯的悲观结论表明，启蒙现代性的美好理想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历史展现中出现了逆反。

其实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本身，这是启蒙现代性在资本主义社会架构中无法解脱的命运。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第15-16页。